美学的伦理
只要上帝仍是主宰，那么伦理就是神学的附属。从西奈半岛开始，真、善、美、正义的概念皆出自十诫。这些不需要研究，不需要寻找基础，不需要追本溯源。摩西十诫、摩西五经、福音书、圣·保罗使徒书信，在神圣的时刻会发挥效力。上帝不辞辛苦亲自向世人解释，或派他最忠诚的使者向世人解释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世界之间一切行为的奥义。上帝已经如此，有谁敢蛮横无理、背信弃义地去讨论和质疑这一切呢？又有谁自负自满到去质问上帝呢？除了哲学家——只要他名副其实……
因此，有神学就够了。伦理不可能追求自主性。伦理从天而降，来自心智世界。道德体系并不源于内在契约，而源于圣灵显现。上帝说，人类听，然后服从即可。当上帝含糊其辞时，当人类理解困难时，因为上帝并不总是有时间，神职人员便成了他全天候的值班者。你去问神父，问主教，问红衣主教，他们会告诉你。神学，称之为神圣科学，那是错误的，事实上应该称之为驯化科学，以上帝为借口驯化大多数人的科学。
最早的反抗运动可追溯到17世纪：笛卡儿首次推动了数学和几何学的发展；莱布尼茨为在科学中找到描绘宇宙的语言而坚持不懈；伽利略也距那个时代不远，是唯物主义名流；斯宾诺莎试图用几何学逻辑来认识现实；牛顿排斥了神意，用代数语言写就的定理来解释掉落的苹果，而非神学用语。上帝后退了，人们在慢慢地打发他走，道德体系因此而获得了些许自主性……
巴洛克自由思想者的信仰论为无神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上帝当然存在，那么，伽利略只能以彻底放弃自己的思想为代价来逃脱一死吗？非得在鲜花广场上烧死焦尔达诺·布鲁诺，在图卢兹烧死朱尔·恺撒·瓦尼尼（Jules César Vanini）吗？一定要把泰奥菲尔·德·维奥（Théophile de Viau）关在巴士底狱，把他的著作尽数烧毁吗？难道还有比这更恶劣的行径吗？与此同时，沙朗、笛卡儿、帕斯卡尔、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以及其他很多人都发现自己的作品被归到了天主教的禁书目录……
法国大革命加速了反抗进程：从信仰论进入自然神论，与有神论拉开了一段距离……无神论步步逼近，基督教穷途末路。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国王被斩首，上帝沉默不语。人们放火烧教堂，洗劫神龛，侮辱修女，打碎十字架和圣徒塑像，上帝仍一言不发。人们改变祭祀场所，为女神立庙。沉默，还是沉默，永远的沉默。目睹了上帝这些显而易见的无作为，人们的幻想才终于破灭。
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震动之后，19世纪涌现出了各种新范式。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论、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傅里叶的激情数学、空想家们的社会物理学以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如此众多的现象表明，道德和政治已经不再诉诸天和神学，而是立足于地、大地和科学。获得了各种财富和真福，所有人的目标都转向同一个：摆脱一切超验的世界，在那里人们显然也要倾诉，却是对自己的同胞、对另一个非上帝之人的倾诉。
数学范式代替了神权政治范式。然而，从最遥远的年代开始到路易十六被斩首，神权政治范式已运行数千年，时间跨度很长，影响非常大。而替代范式发展的时间则有限：从路易·卡佩头颅落地到柏林墙倒塌，或者再往前推几十年……一百多年，不会比这更长了。不可同日而语的两段时间跨度。神学统治的时间太久。科学也经常只满足于数学化千禧年学说，或用唯一的形式进行变换。千禧年主义、末世论思想、救世主言论和先知言论渗入了各种社会变革中，也渗入了社会主义、乌托邦和共产主义的构想之中。
在所谓的“松散派”[1]艺术家之后，特里斯唐·查拉（Tristan Tzara）在苏黎世的咖啡馆里，宣告了达达主义的诞生［《达达》（1917）］，马里内蒂（Marinetti）用圣水浇灌了未来主义［《未来主义宣言》（1909）］，安德鲁·布勒东为超现实主义涂上了圣油［《超现实主义宣言》（1924）］。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破灭了新科学、新世界的希望：这场荒谬、卑鄙、狂热、疯癫、狂躁、暴烈和血流如注的战争，给西方带来了持久的伤痛。而应急的药膏便是美学……
1917年正值攻打凡尔登之时，马塞尔·杜尚，这位“反艺术家”开始了他的玩笑并带来了巨大震动，他展出了《泉》。这是首个成品（ready-made）——翻译成法语就是préfait——它标志着美学史上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件形而上的小便池粉碎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也粉碎了柏拉图主义的艺术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两千年来有关“美”的传统理论，一眨眼之间土崩瓦解。忽然间，“美”被炒了鱿鱼，新思想横空出世，认为观众才是画作的创造者。
杜尚还带来了另一场革命：艺术载体的变革。在艺术史中，从最初开始，艺术载体就一直是高贵的、上档次的精细材料——彩色颜料、大理石、铜、金、银、铂……如今出现了新的载体，从最高贵的到最不值得一提的都可以拿来作为载体，比如粪便、灰尘、垃圾等，或者一些寻常之物，比如绳子、纸板、塑料，还可以是非物质的东西——声、光、想法、语言……不管是最优质的还是最低劣的，所有的一切，无一例外，都可以成为艺术的载体。既然如此，“存在”为什么不能呢？只要哲学家们对这场可能的革命心里有数，那么从思想上来说，美学伦理实现的时机就已经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