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或类同？
传统社会学通常不把区分逻辑当做一种分析原则。它发现了“个体进行自我区分的一种需求”，即个体索引中一个多余的需求，而且它使这一需求与那个相反的进行类同的需求相互交替。这两者适于进行心理社会学层面上的描述，但是缺乏理论基础并且完全不合逻辑，以至于人们将其称之为“平等与区分的辩证法”或“类同性与独特性的辩证法”等。人们把一切都混淆了。应该看到消费并不是围绕着某个个体组织起来的，因为根据名望或类同的要求，个体的个人需求是以集体语境为索引的。其中首先有一种区分的结构逻辑，它将个体生产为“个性化的”，也就是生产为相互区别的，但是根据某些普遍范例及它们的编码，它们就在寻找自我独特性的行为本身中相互类同了。被置于个体符号之下的独特性/类同性模式并非主要的：这只是真实体验的层次。基础的逻辑是置于编码符号之下的区分/个性化逻辑。
换言之，类同并不在于地位的平等化、集体有意识的同质化（每个个体都向他人看齐），而在于以下这一事实，即共同拥有同样的编码，分享那些使您与另外某个团体有所不同的那些同样的符号。正是与另一个团体的差异造成了团体成员们之间（有别于类同）的相同。一致是通过差别建立的，而类同的效应只是其结果。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要求把一切（尤其是关于消费的）社会学分析从对名望、对“模拟”的现象学研究，从有意识的社会活力的表面领域，转移到对编码、对结构关系、对符号及区分物资系统的分析上来，转移到某种关于社会逻辑的无意识领域的理论上来。
因而这一区分系统的功能远远超越了对名望需求的满足。如果我们接受前文所提到的假设，就会发现这一系统从来不依靠人们之间的（独特的、不可逆转的）真实差别。使之成为系统的，恰恰是它取消了（必然不同的）每个人本来的内容、本来的存在，取而代之以可作为区分符号进行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差异形式。它取消了一切原始品质，只将区分模式及其系统生产保留了下来。在这一层面上，差异不再是排他性的：它们不仅在模式组合中合乎逻辑地互为诉求（就像不同的颜色互相“作用”一样），而且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是如此：这便是锻造了团体整合的差异交换。于是像这样编了码的差异，远远没有将个体区分开来，而是相反变成了交换材料。这是一个基本点，通过它，消费被规定为：
1．不再是对物品功能的使用、拥有等；
2．不再是个体或团体名望声誉的简单功能；
3．而是沟通和交换的系统，是被持续发送、接收并重新创造的符号编码，是一种语言。
从前，出生、血缘、宗教的差异是不进行交换的：它们不是模式的差异并且触及本质。它们没有“被消费”。如今的（服装、意识形态甚至性别的）差异在一个广阔的消费团体内部互相交换着。这是符号的一种社会化交换。并且一切之所以能够这样以符号的形式相互交换，并非归功于某种道德“解放”，而是因为差异是依照将它们全部整合成为相互承认的符号的那种命令被系统地生产出来的，而由于这些差异是可以互相取代的，因而它们之间并没有比高和低、左和右之间更多的紧张或矛盾。
因而人们在里斯曼那里看到了同身份团体（具有同样身份地位的人组成的团体）的成员们使自己的爱好社团化、互相交换意见，并且通过持续竞赛来保证团体的内部相对性和自恋式团结。他们通过“竞争”——一种不再像市场竞争或斗争那般开放而激烈的竞争，而是被模式编码过滤了的竞争，一种竞争的游戏式抽象——来“促进”团体。
编码和革命
这样我们便能更好地领会当代社会政治中消费系统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种意识形态功能是从消费作为区分价值的普遍编码机制的规定性及我们刚刚确定的交换和沟通的系统功能演绎得来的。
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本位主义的、“后工业的”）社会系统并未把它们的社会控制、为它们“工作”的政治经济矛盾进行的意识形态调节，建立在那些伟大的平等原则或民主原则之上，它们并非建立在这被到处传扬并在到处发挥作用的一整套文化及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之上。即便这些原则通过学校和社会培训的教育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这些关于权利、正义等的有意识的平等原则仍然相对脆弱，且永远不足以实现社会一体化，因为它们太明显地与这个社会的客观现实不符。我们说，在这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矛盾总是会重新爆发出来。然而该系统更有效地依靠的，是一种无意识的一体化调节机制。而这与平等相反，明确地把个体包括到差异的体系中去、包括到符号编码中去。文化如此、语言如此，最深刻意义上的“消费”也如此。政治功效并不在于让原本充满矛盾的地方变得充满平等和平衡，而是让原本有矛盾的地方变得充满差异（DE LA DIFFéRENCE）。社会矛盾的解药，不是平等化，而是区别分化。在编码层次上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或者说，革命每天都在发生，那就是“模式的革命”，它们是非暴力的而且不影响其他。
在这里，传统分析的支持者们又一次错误地诠释了消费的意识形态作用。消费并不是通过把个体们团结到舒适、满足和地位这些核心的周围来抑制社会毒性（这种观点是与需求的幼稚理论相联系的，并且只能回到一种抽象的希望上去，即让人们重归极端贫困状态以迫使他们进行反抗），恰恰相反，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人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人们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替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