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或最初的丰盛社会
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所有物质的（以及文化的）需求都会很容易得到满足的想法，因为这种想法没有考虑任何社会逻辑。马歇尔·萨林斯在他的那篇《初级的丰盛社会》文章中重新提到的想法是值得采纳的。他认为：被不足所控制的、被市场经济特有的不足所控制的，是与某些原始社会截然相反的、我们这个生产本位主义的工业社会。生产得越多，人们就越在大量生产的过程中强调必要性，因而我们就无可救药地离平衡人类生产和人类目的性的丰盛这个最终期限越远。因为在物质增长的社会里得到满足的东西，以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愈来愈得到满足的东西，是生产范畴的需求本身，而不是人的“需求”。而整个体制恰恰就是建立在这个对需求不甚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显而易见，物质丰盛的时代无限期地往后退缩：这反而更好——为了不足（结构匮乏）有组织地进行统治，它被彻底地否定了。
萨林斯认为，尽管渔猎者们（澳大利亚、卡拉阿里的原始游牧部落）过着一种绝对的“贫困”的生活，但真正知道丰盛的仍旧是他们。原始社会的人没有私有财产，也不为物所困。为了能更好地迁移，他们将物丢弃。没有生产器械也没有“工作”：可以说，他们“凭兴趣”狩猎与采集，并分享一切。他们的浪费是完全彻底的：他们会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消费掉，既没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没有库存。渔猎者们压根儿也不了解资产阶级杜撰的人类经济学。他们连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都不懂。他们甚至总是处在人的精力、自然资源和实际经济的可能性之外。他们睡得多。他们相信——表现其经济体系的正是这一点——自然资源的丰富；而我们的体制特征是（而且是随着技术的日益完善越是）：人们面对人类手段的不足产生了失望，以及对源于市场经济和普遍竞争的深层后果产生了激烈的、灾难性的焦虑。原始社会特有的集体性的“缺乏远见”和“浪费”是实际的丰盛象征。而我们唯有丰盛的象征。在一台巨大的生产机器下，我们捕获着贫困与不足的符号。但萨林斯说，贫困不在于财富的量少，也不在于简单地理解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立原始社会的人的信心的，以及促使他们在饥饿之中体验丰盛的，最终是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和互补性。因为，任何垄断都不会阻碍交流以及构成不足。无论是对实物、土地、工具的垄断，还是对“劳动”产品的垄断。不应该有积累，因为积累一向是权力之源。在赠与和象征性的交流经济中，少而精的财富，是足以能够创造一种普遍丰盛的，因为它不断地从一些人手里传到另一些人的手里。丰盛不是建立在财富之中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流之中的。它是无限的，因为交流圈没有边际，哪怕是在有限数量的个体之中，交流圈每时每刻都增加着被交换物的价值。在这个工业文明社会特殊的竞争与区分当中，我们发现，这种富有具体关系的辩证法像有关无限的需求与匮乏的辩证法一样被颠倒了。在原始交流中，每个关系都使得社会更加富有；而在我们这个“区分性的社会”中，每个社会关系都增添着个体的不足，因为任何拥有的东西都在与他人比较的时候被相对化了（在原始交流中，它是通过与他人建立的关系本身才获得价值的）。
因此，认为在我们这个“富裕”社会里，丰盛已不存在，而且不会被生产力的无限提高和新的生产力的解放所替代，是一点也不自相矛盾的。因为丰盛和丰富的结构定义存在于社会组织中。唯有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革命才能创造它。我们有一天会回到市场经济那边去吗？回到浪费吗？我们拥有的不是浪费而是“消费”，是永远的被迫消费。它是不足的孪生姐妹。让原始人经历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丰盛社会的是社会逻辑，让我们遭受奢侈的、戏剧性的匮乏则是我们自己的社会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