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四夷而制天下——迁都的战略构想。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逝世。由于太子朱标已去世，朱元璋遗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建文帝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不受朝廷约束，遂着手削藩，在短短半年内削夺了周王等五个藩王的封号。分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次年举兵反叛朝廷。
建文帝朱允炆像
建文四年（1402年），经过四年的鏖战，朱棣成功地率领军队攻下了南京城。燕军入城之日，南京宫城中大火。有人认为，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身亡；也有人认为，建文帝潜逃出宫，隐匿于民间。
六月十七日，在谒拜朱元璋孝陵归来的途中，燕王朱棣及群臣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劝进闹剧，朱棣装模作样地在南京“勉强”即皇帝位。即位后，朱棣改次年为永乐元年。明朝历史进入永乐时期。
十九年后，朱棣把都城迁到他的龙兴之地——北京。
在永乐元年（1403年）之前，北京从来不叫北京。这里曾经是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的都城，叫作“中都”，201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面积约一千平米的金中都建筑遗址；这里也曾经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的都城，叫作“大都”，有元大都城垣遗址为证。
1368年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的大将徐达攻下了元大都，改名“北平”。为了加强北部的边防，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年）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分封到北平。洪武十年（1377年），朱棣离开南京，来到北平封地。此后，除了短暂地到南京觐见父皇以外，朱棣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应该已经习惯了在北平的生活。
对于朱棣来说，北平是他的福地，是他的第二故乡。于是，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在永乐元年正月给皇帝上了一疏，说：“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化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朱棣很高兴地同意了，命以北平为“北京”。
然而，南京对朱棣来说却是另外一层意义。尽管这里是父亲朱元璋确定下来的都城，然而一场皇位争夺，已经让南京染上了血腥。
方孝孺像
朱棣即位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官员大肆屠戮。他让有着“读书种子”之称的方孝孺替他写即位的诏书，遭到方孝孺的拒绝。狂怒的朱棣下令诛杀方孝孺“十族”，据说比“九族”还多杀了“门生故吏”一类人。黄子澄、练子宁等人，也都遭受极残酷的刑罚而死。一个人被株连，又会有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了所谓的“瓜蔓抄”。15世纪初的南京城，血腥、恐怖和疑惧的气氛久久不散。
民国年间，著名的学者黄裳先生游历南京，在文章中感叹地说：“明朝在南京建都了两代，燕王永乐靖难以后，大约是他看见在南京所流的血太多了，……近自朝廊，远及附郭的雨花台，都血迹斑斑，难免目击而心有不安，所以毅然迁都到了北京。”这样一番猜度，也许道出了几分真实。毕竟，再强悍的心灵，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多少也会有几分脆弱与不安吧！
因此，将都城迁往北京，不仅能使篡夺皇位的副作用降到最小，也许还能让朱棣的心灵多一些平静。
心灵的不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更为现实的考虑。
在1368年元顺帝退出大都后，回到北方草原的蒙古政权仍然具有强大实力，史称“北元”。洪武三年（1370年），元顺帝在应昌逝世，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改年号为“宣光”，决心与明朝继续展开角逐。为此，朱元璋将几个儿子分封在对蒙古作战的前线之上，如北平的燕王、大同的晋王、大宁的宁王、宣府的谷王。
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宁王内迁到南昌，将谷王迁到长沙，明朝的北方边境防御因此被削弱。为此，朱棣在正式迁都北京之前，曾经三次发动对蒙古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北京是明朝军队的集合地点，也是军队给养的中转站。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朱棣迁都北京的现实考虑是要加强北部边防，即所谓“天子狩边”。
然而，也有历史学家对“天子狩边”的说法表示疑问。他们认为，迁都北京是因为朱棣有更宏大的视野。在朱棣看来，北京是天下的中心，“四方万国，道里适均”。明末清初的学者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形容北京说：“燕蓟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对于雄才大略的朱棣来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北方广袤的草原，同样应该在大明帝国的统辖范围内。
因此，北京作为“天下之中”，是当时朱棣对世界的想象。然而，随着之后明朝军事力量的日益削弱，“天子狩边”也就越来越成为历史事实！
清代，大运河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图为《康熙南巡图》中所绘南北大运河的漕运景象。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
明成祖如果要做一个伟大的帝王，他有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忽必烈。北京不仅可以控制黄河两岸、江南江北，还可以控制长城以北、大漠以北，这是一个体现其雄才大略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