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年间的腐朽统治。
北宋王朝经过一百六十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时进入了一个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人口首次超过了一亿，开封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然而，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大好河山，却被宋徽宗和蔡京之流断送了。
元祐党籍碑，宋代摩崖石刻
首先，宋徽宗、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迫害运动，对“元祐党人”的打击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制定了一份“元祐奸党”的名单。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轼、苏辙等尽在其中，总计一百一十七人，由徽宗御笔书写，刻成石碑，立于端礼门上，昭示天下。后来，这份名单又扩大到三百零九人，颁布州县，刻石示众，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不仅真正的旧党人士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祐党籍。
宋徽宗、蔡京打着继承新法的旗号，恣意改作。名为遵用熙、丰之典，其实未有一事合熙、丰者。例如，财经领域的许多新法就蜕变成了搜刮敛钱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然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量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量越多的怪现象，赋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地方官吏为多收役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盐法和钱法的“改革”蜕变成掠夺民财的提款机，财政体制的变更使“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不仅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力度，而且为他穷奢极侈提供了便利。
历史上，宋徽宗常被作为昏君的代表。昏君通常是指昏聩、无能的君主，实际上，宋徽宗昏则昏矣，却谈不上“庸”。尽管他宠信了许多奸臣佞幸，放纵他们胡作非为，但最高权力却始终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未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就连皇宫大内的细务他也要亲自过问，经常像太祖皇帝一样骑马到各司务巡视。在管理朝政方面，他每每以“御笔手诏”发号施令，并通过一系列制度确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宋代有不少记载说“御笔”的横行出自蔡京的点子，是蔡京为了减少其变乱旧制的阻力、揽权谋私而狐假虎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这只说对了一半，宋徽宗之所以不辞辛劳地亲笔书写诏令，既不是勤政，也不是为了炫耀他的书法，而是为了不受限制地体现和贯彻他的个人意志。在这方面，君臣二人实属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徽宗在位的二十六年间，蔡京先后四次任相，累计达十七年之久，位极人臣，气焰熏天，纵横捭阖，作威作福。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他排斥异己，子孙亲戚、门生故吏充斥内外，阴相倚重，盘根错节，牢不可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为官场的常态。除蔡京外，王黼、朱勔、李彦、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排斥异己，蠹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六贼”。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为非作歹，无非是因为宋徽宗给了他们这样那样的权力。宋徽宗之所以肯把权力给他们，也无非是因为这些人能刻意逢迎，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皇帝个人的私欲。
宋徽宗不仅“轻佻”，而且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对于宋徽宗的骄奢淫逸，蔡京等人千方百计地予以满足，提出了“丰亨豫大”的口号。“丰”和“豫”都是《易经》中的卦名，“丰”的意思是富饶，“豫”的意思是安乐，古人常用来形容富足昌隆的盛世景象。蔡京却嫌“丰”“豫”还不够，又根据《易经》中“丰亨，王假之”“有大而能谦，必豫”等说法，拼凑成一个新词，意思是皇帝应当在富足繁荣的太平盛世及时享乐，不应效法前朝惜财省费的陋举，为宋徽宗的奢靡挥霍张目。蔡京的长子蔡攸更向宋徽宗鼓吹：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其寡廉鲜耻较之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
河南开封龙亭内的宋宫遗石，是宋徽宗年间花石纲的见证。
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就令其亲信、大商人朱冲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应奉局，由朱冲之子朱勔担任提举，打着供奉御前的旗号，堂而皇之地搜刮民财。凡百姓家有一石一木稍堪玩赏，立刻派人闯入其家，贴上黄封就算充公。这些花木奇石通过汴河运往开封，十艘船编为一纲，谓之“花石纲”，络绎不绝，昼夜不停。所经之地，还要士兵押护，官员迎送。朱勔曾搞到一块巨型太湖石，高达四丈，载以特制大船，用纤夫几千人，历经数月才运到开封。一路上拆水门、毁桥梁、凿城垣以便通过，仅此一项就不知花费了多少钱财。不少人批评花石纲骚扰郡县，对百姓榨取过甚，蔡京却说：陛下无声色犬马之奉，所好者不过是一些人之所弃的山林草木罢了，何扰之有？
其他地方官员也不甘落后，竞相效尤。福建的荔枝、橄榄、龙眼，海南的椰子，登、莱二州的文石，湖湘地区的文竹，四川的果木，无不越江渡海，纷至沓来。
为了让宋徽宗玩得舒服，蔡京又让童贯、杨戬等宦官主持兴建新的宫苑。这些人各显神通，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建起了规模超过大内的新延福宫、景龙江等园囿。又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六载，耗资不可胜计，在京城东北部堆起了方圆十多里、高八九十步的“艮岳”。尽管其美妙胜景如今已荡然无存，但读一读宋徽宗的《御制艮岳记》仍不禁使人大兴观止之叹。
蔡京一再说：“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大量的民脂民膏被用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宋徽宗迷信道教，在位期间大肆崇道，自称是上帝的长子神霄玉清王长生大帝君下凡，让群臣上表册立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各地都建起了规模宏大的道观，凡道士都享受俸禄，宫观的主持享有与地方官同等的地位。蔡京、童贯等大臣也都兼任了道教官职。朝野上下，几乎成了道士的世界。
宋徽宗不满足于在后宫纵情声色，为寻求刺激，竟动辄微服潜至花街柳巷狎妓嫖娼，名妓李师师家是他经常光顾的所在，而他的主要陪同者就是王黼。君臣荒唐到这等地步，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宋徽宗及其一伙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朝政治黑暗到了极点。单就用人制度而言，官僚队伍鱼龙混杂，急剧膨胀，“朱紫纷乱，不胜其滥”，卖官鬻爵之风也极为猖獗。王黼当国时，公然收受贿赂，卖官鬻爵，明码标价，当时有“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的说法。
《新编宣和遗事》书影
政治上的腐败又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危机，宋徽宗君臣的穷奢极欲和好大喜功，不仅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也必然加重了对百姓的横征暴敛，社会矛盾积累到了极端尖锐的地步，老百姓喊出了“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的呼声。宣和二、三年间（1120—1121年），两浙、黄淮等地爆发的方腊、宋江起义就是这种社会矛盾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