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田事件

度田事件。

“度田”，是东汉初期最重要的国策之一。秦汉以来，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央政府报告本地的田亩和人口数量，中央据此确定地方应当承担的赋税和劳役数量。中央政府要想维护专制皇权与正常的社会秩序，有效地控制广袤的国土，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掌握土地与人口方面的数字。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量失去土地和财富的贫民卖身为奴，沦为地主豪强的附庸，或者成为流民，成为统治秩序的隐患。中央政府控制的赋税和劳役来源越来越少，对国家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这个可怕的现象和危险的趋势，但遗憾的是，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能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度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度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

1989年，在甘肃武威汉滩坡东汉墓中出土了两枚木简。木简注明时间为建武十九年（43年），正是大司徒欧阳歙事发下狱之后的第四个年头。木简记录了度田制度，要求基层官吏在每年的五月核对土地数量，隐匿田地三亩以上，就要受到惩处。

大司徒欧阳歙是国家一等高官，又兼学界领袖，可谓学高望重。欧阳歙之死，是光武帝以铁腕解决度田不实问题的强烈信号。光武帝本人及其核心统治阶层多出自豪强之家，所以，东汉王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豪强政权”。当豪强势力威胁到专制皇权和国家利益的时候，光武帝体现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决不姑息。除了大司徒欧阳歙，还有河南尹张伋等十多名郡守都因度田不实而被处死，被处刑和免职的郡县级官员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凯

度田是东汉前期最重要的基本国策之一，所谓度田就是丈量田地同时统计户口，中央政府据此分配地方应当承担的赋税和劳役，中央政府要想更加有效地维护专制皇权和统治秩序，要想更加有效地控制广袤的国土，就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掌握土地和户口方面的数字。

同西汉后期的“限田”和王莽时期的“井田”一样，东汉政府的“度田”举措，由于触动了豪强势力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所不同的是，前者选择了妥协或者放弃，光武帝选择了坚持。失去了保护伞的地方豪强不肯让渡既得利益，甚至发动叛乱，但最终都被平息。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问题，至此终于得到了缓解。史书上说“度田”叛乱平定之后，“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社会一派安宁景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邬文玲

光武帝刘秀本人出身于豪族，他的核心统治成员也同样出身于豪族，光武帝能够建立东汉政权也主要是得到了南阳豪族和河北豪族的大力支持。那么东汉政权建立以后，不可避免地要满足这些豪族的利益，并且形成了一些新贵而产生了新的豪族。这些豪族的核心就是开国功臣集团，还有刘氏宗亲集团以及外戚集团。他们逐渐把持朝政，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对国家统治和皇权形成了威胁，虽然刘秀采取度田等措施，对这些豪族进行抑制，但是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到东汉末年的时候，这些豪族势力控制了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最终形成割据势力，导致分裂局面的出现。

东汉墓壁画《男墓主与仆人》

对于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业绩，宋代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有一段精准评价：“偃武修文，崇德报功，勤政治，养黎民，兴礼乐，宣教化，表行义，励风俗。继以明章，守而不失，于是东汉之风，忠信廉耻及于三代矣。”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

历代史家、政客对光武帝刘秀的个人才干也多有好评。三国时期的政治家诸葛亮说：“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其中颇有惺惺相惜之意。晋人袁山松认为光武帝兼具汉高祖之气度、汉文帝之仁爱、汉宣帝之明察，因此才能立国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