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与聚落的产生

农业发展与聚落的产生。

农业的初步发展给定居村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在东北、黄河和长江流域都出现了定居聚落。

这一时期的聚落以东北地区的兴隆洼遗址、中原地区的唐户遗址和水泉墓地、长江中游的八十垱遗址和长江下游地区的跨湖桥遗址为代表。

兴隆洼文化亚腰石铲

兴隆洼文化遗址

兴隆洼聚落平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长短径分别为一百八十三米和一百六十六米，周围有一道壕沟，宽1.5—2米。壕沟以内的居住区布满房屋，大约有十一二排，每排将近十座，总数约一百余座。这些房屋相互间没有打破关系，显然是一次性布局。房屋本身为半地穴式，多为三十平方米，最大的近六十平方米，最小的则不足二十平方米，室内结构和布局没有什么差别，说明没有明显的功能分化，结合房屋内出土的生产工具，如石锄、石铲、骨锥、骨鱼镖等，和陶钵、陶罐等生活用具来看，这些房屋都是供居住用的，生活在其中的人应为一个对偶家庭。由几个这样的家庭构成的房屋排列在一起，每一排可能是一个家族，而整个村落便有可能是一个氏族公社，居民总数在三百人左右。

跨湖桥遗址

兴隆洼文化玉玦

中原地区的唐户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唐户村西，是裴李岗文化保留房址数目最多的遗址，房屋多为半地穴式，面积不大，可以划分为四或五个群，每群有房屋数座到一二十座不等。和兴隆洼一样，这里可能也是一个由对偶家庭—家族—氏族三级组织构成的氏族公社，人口较少。从房屋质量、大小及丢弃的遗物观察，看不出什么区别，应是一个平等社会。

中国南方的聚落与北方显著不同，这里湿热多雨，如何防潮成为居住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所以这里一般没有北方地区那样的半地穴式建筑，反而流行干栏式建筑，即把房屋架在木桩之上，下面养牲畜，上面住人，这种建筑在20世纪前半期的海南岛黎族地区还一直保存着。考古学家在距今约七八千年的浙江跨湖桥遗址发现了这种桩上长屋，并在稍后的河姆渡遗址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裴李岗文化三足陶壶与三足陶钵

东北地区的排房、中原地区的房屋群、南方地区的长屋，这几种房屋形态都代表着比家庭高一级、比氏族低一级的社会组织——家族组织，可见，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家族势力已经抬头，不过，尚未挣破氏族的羁绊而已。虽然整个聚落内部的人口开始增多，但是并没有发展出不平等的社会现象。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与粮食储备，为聚落生活的安定提供了保障。而稳定的聚落生活，则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多方面发展提供了保障。于是，各种各样的与精神生活相关的现象生机勃勃地出现了。

在河南舞阳贾湖人的农耕聚落生活中，人们在劳动之余，还用丹顶鹤的腿骨制作出二十五只骨笛，笛孔五至八个不等，能够吹奏出完备的多声音阶，是中国音乐史上了不起的发明。

贾湖遗址出土的刻在龟甲上的“日”字刻符，与甲骨文的“日”字甚为相似，虽然年代相隔遥远，却似能窥见中国汉字的某些渊源。

裴李岗文化出土的雕塑陶猪，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只陶罐上，原始艺术家刻画了猪肥稻香的生活场面，这是对生活的赞歌。

跨湖桥和白家村遗址出土的彩陶，虽然尚显稚嫩，却开启了彩陶艺术的先河，是彩陶文化的先声。

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玦，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玉器，迈出了玉器时代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