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起源——“单一地区起源说”与“多地区起源说”。
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重大课题。其中，关于现代人的起源，流行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一种叫“单一地区起源说”。这种理论认为现代人是某一地区的早期智人“侵入”世界各地而形成的，这个地区过去认为是亚洲西部，近年来则改为非洲南部。持此观点的学者相信现代的各色人种拥有一个近期（大约十万至五万年前）的共同祖先。后来向四面八方迁徙，替代了其他地区的原住居民，形成今天的各色人种。另一种叫“多地区起源说”。该理论认为，现代类型的智人都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乃至直立人演化而来的，他们各自平行发展，当然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某些基因方面的交流，最后演化成现代的各色人种。
这两种理论长期争论不休，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介入人类起源研究，提出所谓“现代人起源说”，也称“夏娃说”，再次引起双方交锋。
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几位学者，发表《线粒体DNA与人类进化》一文，他们根据对来自世界各地一百四十七位妇女胎盘细胞中线粒体DNA的分析，提出所有现代人种都可以最终追溯到距今大约二十万年、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妇女。这位非洲的“夏娃”应是现在世界上所有人的共同“祖母”，因而被戏称为全人类的“夏娃”。此后，又有学者对细胞核DNA和Y染色体进行了研究，结论都支持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
1998年，十多位中国的生物学家和医学工作者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通过对来自中国不同民族和语系以及东亚的日本、朝鲜，美洲土著，新几内亚，高加索和非洲个体样本分析，得出的结论明显支持“现代人非洲起源说”。
中国某知名考古学家也指出，中国晚期智人并非源自北京猿人，而是来自非洲。因此，中国史前史应该从晚期智人开始写起。此前的旧石器早、中期也就自然消失，剩下的旧石器时代可以与新石器时代合并。
如此说来，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原本似乎明白无疑的问题，一时间，再次变得扑朔迷离，疑窦丛生。北京猿人难道不是中国人的祖先？如果说中国大地下面深埋着的旧石器中期以前的古人类竟不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先，那么，我们的祖先来自哪里？后来又到哪里去了呢？
面对巨大的挑战，中国大多数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从容应战。他们指出，夏娃理论只是推算出来的假设，这一假设须经过考古材料的检验，而中国境内的化石证据支持“多地区起源论”。
马圈沟第一文化层。马圈沟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大田洼乡岑家湾村西南。
迄今为止，中国虽然暂时尚未见到类似于非洲南方古猿的化石，但是在继南方古猿阶段之后的直立人、智人阶段的化石材料比非洲更丰富，提供了环环相扣的演化链条。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境内不断发现一些年代突破一百万年，甚至接近或超过二百万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其年代之早直逼非洲南方古猿。
在华北地区，泥河湾盆地东谷坨遗址发现了估计年代距今大约一百万年前的石器，小长梁遗址和马圈沟遗址更发现了可能超过二百万年前的石制品。
在长江流域，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遗址，发现了一块人类左侧下颌骨、一枚人牙和三件石制品，经古地磁和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证实，其年代为距今二百万年前后。
在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发掘出的人工制品及共出的哺乳动物群，比巫山的更古老，原研究者估计其年代可能距今二百四十万至二百万年。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地发现了距今二百万年前后的直立人人骨化石或文化，这部分遗址与非洲二百万年前的南方古猿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年代已经部分拉平。
直立人中有距今二百万年前的巫山猿人、一百七十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还有一百一十五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和湖北郧县人、三十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与南京汤山人。
距今二十万至十万年间的早期智人代表有辽宁金牛山人、陕西大荔人、安徽银山人、山西许家窑人和丁村人、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等。
过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缺乏距今十万至五万年间的人类化石，这也正是“夏娃”理论的立论依据。按照“夏娃”理论的解释，由于某种原因，那时的中国是一片无人区，因此，没有人类存在。这种状况因新近发现的许昌人得以改变。2007年12月17日，在河南省许昌市灵井发现的头盖骨化石的年代约为十万至八万年前。
河套人头盖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萨拉乌苏出土。
距今四万至一万年间的晚期智人代表有广西柳江人和来宾人、内蒙古河套人、北京山顶洞人、云南丽江人、四川资阳人、贵州穿洞人、陕西黄洞人等。
如果把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的化石材料摆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演化系列，并能够观察到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例如，呈长方形的眼眶、铲形门齿、扁平的脸面、扁塌的鼻梁等，在许多方面与现在的黄种人比较相像，这些共同特征的延续是古人类在中国连续发展的结果。这表明至少一百七十万年以来，中国人的进化过程是连续不断的。如在中国发现了很多门齿化石，其中，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的门齿化石背面都是铲形的。而在非洲，这种情况只有百分之十几，在欧洲还不到百分之十。
当然，中国还有个别人骨化石头骨具有本地区不常见而其他地区常见的特征，比如，广东马坝头骨的眼眶呈圆形，南京人一号头骨的鼻梁高翘，山顶洞一百零二号头骨不很扁等，这些特征在欧洲却很普遍，这很可能说明，中国的古人类与欧洲有少量的基因交流，但是，不能因此否认中国的古人类演化以连续进化为主的事实，只是附带杂交的演化轨迹。
如果我们的祖先曾经一脉相承地生活、繁衍在这块名叫中国的土地上，那么，他们创造的文化也将呈现前后延续的传统而不会突然中断，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距今约二百万年前后，以华南、蓝田和泥河湾的发现最具代表性。其中，华南与蓝田地区，石器多用形体较大的砾石直接加工而成，如尖状器、砍砸器等。而在泥河湾盆地，使用的石器大多来自附近山坡上的岩块，主要用石片加工出各类小型工具，其中，刮削器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依技术而言，均属于石核—砍砸器系统，与东非奥都威和西亚地区的石器工具很类似。
距今一百五十万年或更早，东亚地区主要流行的仍是石核—砍砸器技术。而率先出现在东非的手斧技术（阿舍利技术），不久在欧洲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旧石器时代中期，华北地区继续流行以石片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文化，以锤击技术为主体，直接剥片，石器有小型化的趋势。华南仍属于砾石石器工业系统。而在旧大陆西方，是莫斯特技术盛行的阶段，石叶、细石器技术十分发达。
旧石器时代龟背形刮削器
旧石器晚期，在华北则可以看到典型的石叶与细石器技术，最典型的是宁夏水洞沟遗址，有人将其视为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这一趋势在接下来的细石器文化发展阶段表现得更加明显。不过，即使在华北，绝大多数石器仍然是当地固有的石片石器，而不是那些具有西方传统因素的石器。在华南砾石石器技术与不典型的石片石器技术仍然是主流，没有发现来自西方的莫斯特技术、石叶技术和细石器技术。
水洞沟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春青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表明，中国自始至终都与西方有明显的区别。当然，中国的远古祖先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在连续演化的过程中，辅以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走出了一条以独立演变为主、文化交流为辅的发展道路，这一认识与从人骨化石中得到的结论，岂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