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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鹏论:为什么哲学与修辞学如此对立不容(上)

2021年1月13日  来源:坤鹏论 作者: 提供人:jiaoqiao57......

愤世嫉俗往往源于太喜欢这个世俗,其中道理很简单——绝大部分的恨源于爱而不得。

——坤鹏论

坤鹏论:为什么哲学与修辞学如此对立不容?(上)

坤鹏论写到这里,大家一路跟着读到这里,我们基本也了解了哲学与修辞学一直的关系。

自古希腊时期起,它们便处于对立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

直到现代,哲学界自己开始反思后,它们才慢慢走到了一起。

修辞学与哲学为什么火水不能相容呢?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柏拉图对修辞学那么深恶痛绝?

坤鹏论先对此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一、修辞学与哲学的对立源于它们核心的对立

西方哲学的初心是探求世界本原,发现绝对真理。

特别是从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开始,再到柏拉图的融会贯通、大一统——将理性一锤定音为通向真理的唯一正道。

换言之,智慧,唯有理性可得。

而理性在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定义下,代表了绝对与完美。

2500多年来,西方哲学形成了以理性为核心寻找真理的发展之路。

但是,修辞学旨在发现演说和劝说的技巧,其功能在于说服。

修辞学的英文Rhetoric源于演说者rhetor,即在公众面前公开发表演说的人。

其目的是有效地使听众接受演说者的观点和意见。

因此,修辞学从本质上就是在做人的思想工作。

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存在的事物以人为尺度,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尺度”,每个人都以自己为标准,只相信自己能够认识到的,因此,出现矛盾时很难说谁对谁错。

而高尔吉亚更是将这样的观念实践到了修辞学中,不仅引入了芝诺发明的悖论,还创造了:

双重逻各斯——duo logoi,即任何命题,都有一个可以论证的、与之相反的命题。

反对话语——antilogik,即没有一种话语是不可以反驳的,没有一种话语是不可以论证的,任何一种主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理由。

如果哲学和修辞学没有交集,也就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地各自发展。

偏偏它们有太多交集,甚至在根本目的上都是一样的。

就说哲学吧,它归根结底也是在说服别人相信自己。

因为,爱智慧就自己去爱呗,爱到智慧了就自己偷摸高兴呗,何苦去论证呢?何苦去告诉别人呢?何苦去辩论呢?

人就是这样,但凡开口,都是对别人有所要求,最终是要实现自己目的的。

而且,不光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也一样,一开始都与公共事务和祖国利益密不可分。

比如:希腊的“七贤”都是政治家、统治者、立法者;毕达哥拉斯派是贵族联盟;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特别是后者更是满怀强烈的从政意愿。

虽然,从赫拉克利特开始,有了为了哲学而哲学的哲学家。

但是,归根结底,他也是对城邦的民主政治不满才远离政治的。

我们要明白,愤世嫉俗往往源于太痴迷这个世俗,其中道理很简单——绝大部分的恨源于爱而不得。

西方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修辞学与哲学是存在很多重合的,比如:

都承担了高阶教育工作;

都必须使用语言言说和写作;

都提供政治建议,安抚不幸的人们,维持国家秩序,教育年轻人;

杰出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一样思考自然和国家问题,哲学家中也有人具有极强的演说能力;

……

于是,重合必然带来竞争,竞争必然带来高下之分,高下之分必然带来羡慕嫉妒恨,羡慕嫉妒恨必然带来辩论、争论、争吵、对立。

当然,嫉妒并非坏事,巴菲特就说过,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是贪婪而是嫉妒。

换言之,它们能够不断发展与进步,并取得了丰厚的成就,对立纷争在其中所起作用不小,特别是被批得很惨的修辞学。

而且,坤鹏论认为,最关键的是,它们的核心就是对立的——哲学的绝对、修辞学的模棱两可。

在任何争斗中,想要彻底击败对手,最有效的办法从来都是从对方的核心处入手,也就是所谓的擒贼先擒王,同时,像下象棋一样,不能让人家端了老窝的将帅——更得保住自己的核心。

从这个角度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修辞学的批判和贬低,本质其实是在捍卫自己的哲学核心——理性。

如果守不住理性,他们的哲学大厦很可能会彻底崩塌。

也正是为此,柏拉图不惜借助神话的手段,去创造一个完美的、虚幻的、无法证实的理型世界。

恰恰就是这样的理型世界,为后来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提供了理论基础。

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2500多年前也一样,派系纷争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激烈、狭隘得多。

谁说哲学家就不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呢!

哲学家再牛,他首先也是人,其次才是哲学家。

只要是人,都有利益诉求,越接近思想,越想统治思想。

统治思想,最终指向的是其背后的最大利益——统治人。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统治人更高级的事情呢!

有人,就有一切,因为人就是世界。

而在人类社会中,“有人”的最高境界是统治人,统治人=政治。

因此,如果我们把苏格拉底前的哲学更多归为关于自然的哲学,将苏格拉底后的哲学更多归为关于人的哲学,那么,后者的初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从这个角度看,2000多年来,西方哲学史中隐藏了太多的虚伪,反而是修辞学一直更为真实。

不得不承认,自古以来,哲学家搞起批判来是很牛的,特别是曾经深度学习过修辞术、特别善于学习和融会贯通的柏拉图。

首先,他将导致雅典的衰落的大帽子扣到了智者派的头上,认为雅典就是在巧舌如簧的政客的唆弄下深陷于战争。

其次,将修辞术与辩证术对立起来,将辩证术确定为关心认识和真理,修辞术确定为关心的是舆论、信念和个人意见。

真理是绝对的,人人都必须接受,而舆论则可信可不信。

再次,政治抱负极高偏偏又不得志的柏拉图还不断强调,理想国度应由“辩证术”里的真理原则———而不是政客通过演讲影响普通人的舆论、意见———作为决策的基础。

当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还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把他们放到一端是感性,一端是理性的天平上,前者更偏向感性,后者则离理性更近,更中立些。

因此,对于修辞学,柏拉图几乎是不问青红皂白地一棍子打死算。

而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在知识观上是不同的,他反对后者将知识看成对事物本质,也就是所谓理型的把握。

他认为知识是多元的,比如:有通过思考和理解获得的总体(一般)知识,也有通过经验获得的特殊知识,还有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或然知识,修辞学就属于或然知识类别。

因此,亚里士多德没有将修辞学看作真理的敌人,他的解释比较中性,理性感性都讲,重点说理性。

在这里坤鹏论提醒大家注意一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辩证术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辩证法是有区别的。

辩论术的英文为dialectic,其实就是苏格拉底的提问法,即在一对一的互动中就对方观点提出一系列问题,通过诘问暴露这些观点不能自圆其说之处,达到明辨是非或驳倒对方的目的。

坤鹏论:为什么哲学与修辞学如此对立不容?(上)

二、修辞学推动了人文主义,也带来了文艺复兴

正是因为修辞学与哲学的核心是对立的。

因此,修辞学的每次兴起几乎都源于理性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

从前面修辞学历史的介绍,我们知道了修辞学曾在文艺复兴时期大放异彩,甚至被簇拥到唯我独尊的女王王座之上——统领所有学科,包括哲学。

在文艺复兴时期前,欧洲完全被基督教支配,顺势出现的经院哲学致力于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应用于基督教神学研究,以证明理性能够将人类引导到博大的精神真理,或者说能使他们真正理解原先通过信仰已经获得的真理。

经院哲学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基督教化,将自己改造成了一门运用理性形式,通过抽象、繁琐的辩证方法论证基督教信仰的思辨哲学。

教会发现,理性真是好东西,对于巩固和坚定精英阶层,尤其是对于思想知识界人士们的宗教信仰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实际效果一级棒。

但是,那场从天而降、夺去欧洲三分之一生命(2500万人)的黑死病残酷地击碎了教会的美梦,直接导致了基督教统领的中世纪的结束以及整个教会体制的彻底瓦解。

当时有位叫作迈克的修道士这样描述了黑死病的恐怖:“如果有人染上瘟疫而死,那么所有拜访过他,和他做过生意,甚至把他抬到坟墓里的人,很快都会步其后尘……”

被誉为中世纪文学三杰之一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是这场黑死病的亲历者。

他以此为背景,写出了文艺复兴文学的旗帜性作品,世界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日谈》。

小说讲述了10个年轻人为了躲避黑死病疫情,一起来到乡下一座别墅里,为了打发无聊,决定每个人每天讲一个故事。

10个人,10天时间,一共100个故事。

这些故事记录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同时通过看上去“离经叛道”的情节,表达了人对于现世幸福的追求。

薄伽丘这样记录道:“佛罗伦萨(注:该城80%的人死于黑死病)突然一下子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看不到人的踪影……”

坤鹏论:为什么哲学与修辞学如此对立不容?(上)

笃信上帝的人们发现,不管他们多么虔诚,在这场灾难面前,上帝并没有出来拯救他们。

无比失落,感觉自己就像弃儿般的人们,真正品尝到了什么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灵,他们开始怀疑:

——如果上帝因为我们的行为不端而愤怒,那么到底这些不端是什么?

——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做?

——为什么我们听从教会集中到一起祷告,反而更多被感染以及死亡?

——如果黑死病是为了惩罚罪人,为什么会有大量教士死亡?

——为什么教士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都无法幸免?

这些问题没有人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迷茫的人们陷入了虚无。

只要人类出现虚无主义,紧接着便会是人文主义的盛行。

都说蟑螂是地球生命力最顽强的生物,其实人类就是地球上的大号小强,自强不息就是其最好形容。

什么是人文主义?

简单讲,就是倡导人性;自信自爱自尊;活成真实的自己,生活以及生命都需要自己解释;活在当下,过好每一个现在;生存下来是第一位的,活着才有一切。

它反对神性,而当时的神性就是理性。

于是,理性被人们抛到脑后,经院哲学不好使了。

而以西塞罗和昆体良为代表的古典修辞经典恰恰因为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彻底征服了当时意大利的知识界。

这不仅直接揭开了文艺复兴的帷幕,而且也成就了修辞学在当时处于整个文化、智力领域的中心地位。

不得不承认,历史中每一次人文主义的繁荣,都会催生出璀璨而丰厚的人类精神财富,比如:艺术、文学、思想等。

其中原因就在于人文主义激发了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有着存在的价值,而这个价值需要自己去尽情地挥洒和展现。

正如尼采所说:

“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冒险一点, 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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