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喜欢纠缠于伦理和道德问题的人来说，外貌研究领域包含了一些有趣的挑战。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越来越难以容忍人们露出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和基因遗传特性。成年人（甚至儿童）现在都已经开始进行整形手术，包括畸齿矫正、健身、节食和服用保健品等，尝试达到媒体描述的“完美”体形和幸福生活。而且一旦有新技术出现，他们也会迫不及待地想去尝试。
飞速发展的新技术也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挑战和困境，其中有表面上看似积极的，也有能带来可观潜在利益的。正如其他在卫生保健方面的发展一样，我们假设新技术都具有心理方面的益处，实际上它们远比决策者和卫生保健提供者认为的影响更不确定、更复杂。
下列情形可以被看成发展的范例。第一，新近技术对身体外貌和吸引力标准的影响；第二，与卫生保健特别相关的三个例子：婴儿出生前的扫描和裂唇诊断，基因工程和“设计婴儿”的概念，即将成为可能的整体面部移植手术。
科学技术对外表吸引力标准的影响
随着电脑技术的进步，近年来人们可以制造出“虚拟面貌”，把来自不同个体的“最佳”外貌特征组合在一起，或是将所有步骤完全交由电脑制作。这一技术受到了很多人的疯狂追捧，它明显在某些方面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如通过骨骼结构可以更精确地模拟面部特征，它可以与其他法庭技术一起运用，有助于确定目击者的证词和辨认。此外，根据电影行业所开发出来的编辑数码技术和软件（这使得电脑制造的替身在电影中表演一些惊险动作，并且通过数码图像增强或替换演员外貌的某一部分），外科医生可以向患者呈现美容或重塑手术的可能的术后效果。
3D电脑立体图像现在已被广泛应用于游戏和动画中。这些技术在其他媒体中的应用也变得越来越普遍。数码模特开始出现在电视广告、电影和移动电话中。在日本，数码模特被大量用于产品销售，从电脑、化妆品到现金贷款。日本的第一个虚拟偶像早在1996年就登上了东京的排行榜。
肯普及其同事报告说，在2003年，全世界的数码艺术家都受邀寄了一张自己通过电脑设计的“完美”女性，参加网络美女竞选活动“数字环球小姐”（Kemp等，2004）。他们还报道了一项研究，研究者向模特经纪人提供了真实面孔和合成面孔两种选择。但被认为最有可能成功的16个选择中其中有14张面孔是不真实的合成面貌。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模特容貌和身形要跟随芭比娃娃玩具（见第3章），并且即便如此达到那种样貌的可能性仍然较小？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其实并非如此。长久以来，大家普遍认为美丽的面孔是对称的。现在，电脑技术可以让我们对此进行测量并找出最为对称的脸（或制作出合成的脸）。然而，正如肯普及其同事指出的一样，这些合成的面部“在其格外对称的后面有某种邪恶的东西——而那些不太对称的脸似乎更加生活化”。他们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人已经开始去模仿“不完美”，比如雀斑、浓眉毛、有缺口的或不整齐的牙齿。有些人则在追求完美——尽管有人认为完美的面部是没有生气的（Kemp等，2004），特别是有关眼睛和面部的整形。
令人感到安慰的是，虽然数字艺术家成功地制作出了美丽的“静态”面孔，漫画家却在通过电脑动画制作出真实动人的面孔方面经历着相当大的困难。面部的自然性依靠复杂运动和时间选择。自然的微笑有赖于自发性的和面部所有部分完美同步的活动，这一点在眼睛部位的体现特别突出，在面部缺乏可塑性时更是如此。
我们拭目以待，心理会对外貌形象产生何种影响。不只是生物学单方面，由新技术带来的发展进程也会影响体形。那些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的个体是否因自己永远达不到理想形象而更加痛苦和不满？或是他们可以把这些虚妄的形象换成一个更可信的比较标准？
卫生保健方面的新技术
产前检查技术的发展
产前检查技术在最近取得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影响外貌的先天损害在婴儿出生前就能得到确认，其中最为常见的病情就是唇腭裂（见第4章）。尽管法律规定女性在怀孕24周之后只有当“胎儿严重畸形”才能进行人工流产，但对“严重”的解释往往由医生和父母决定。最近，英国国教助理牧师杰普森（Jepson）向法律发起了挑战，他认为唇腭裂胎儿不应该被定为“严重畸形”，因此他反对对唇腭裂胎儿进行人工流产。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唇腭裂婴儿在出生后6个月内就开始接受外科手术矫正，虽然治疗（包括言语治疗、听力缺陷的治疗、畸齿矫正，以及嘴唇、鼻子和上颌手术）会贯穿他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期。人们普遍认为大约20%~35%的唇腭裂婴儿在其成长的某个阶段经历了心理上的挫折，但大多数人都能够应对良好。如施特劳斯所指出的，唇腭裂是可以治疗的，也未必是患者拥有美满生活的障碍（Strauss，2001）。然而，杰普森案例的引入大大凸显了身体外貌的重要性和父母为了得到“完美”小孩的决心。另外，在美国这种有国家保健基金的国家，唇腭裂婴儿进行治疗并将治疗坚持下去的经济负担是相当大的，而保险和收入的水平是影响父母决定是否进行人工流产的又一个因素。
健康心理学家的专业知识可以有效地应用于产前B超检查中。虽然对一些人来说常规扫描能够提供令人安心的信息，但是对另外一些人，特别是检查结果并不全是好消息的人来说，这种形式的B超检查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对那些不愿意在婴儿出生前就得到坏消息的女性来说，如果确定胎儿先天异常，这时她就需要决定是继续还是结束怀孕，这可能会给她带来巨大的负罪感并导致其抑郁（见第4章）。
美国报告的人工流产比例使得英国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和心理学家不得不考虑在对唇腭裂进行积极确诊后，还要决定谁是向患者父母提供信息的最合适人选，以及应该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在英国，一个良好的实践指南会建议人们，唇腭裂团队成员（常常是外科医生）应该在诊断后24小时内与患者父母联系，并且向他们提供有关治疗选择的清晰客观的信息。在英国，心理学家被指定为唇腭裂团队的核心成员（见第6章），他们将在信息和持续支持的提供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
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日益增加的人流数量对于那些已经对治疗过唇腭裂的人的影响。此外，此类婴儿是否应该被看作“有缺陷的”或“严重畸形的”的争论也会对他们的未来造成影响，他们长大后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贬值的、需要支持的。
基因工程取得的进步
最近几年，人们对人类基因图谱的热情已经促使我们考虑基因治疗的潜在应用性。那些赞同基因工程的人非常关注这些技术的潜能，即能够消除患者先存缺陷或减少在生命后期患严重疾病的倾向。然而，对怀疑论者来说，消除缺陷和设计婴儿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在外貌方面，评论员已经开始猜测经过“设计”的婴儿将会更加完美。一些人认为这是对基因工程的合理应用，但创造这些“设计婴儿”对他们自己、家庭以及普遍社会的心理后果会是什么？然而，正如皮克林（Pickering）对基因疗法提出的警告一样，至少需要“发布一条警告，未来仍是迷雾重重的”。那么，由谁决定哪种形式的与外貌相关的基因转变是可以接受的？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标准和规则？当前的社会价值观是否允许我们“设计”人类？（Agar，1998）长得高比长得矮好吗？黑头发比金发更优越吗？蓝眼睛比棕色眼睛好吗？会出现新的劣等阶层吗？什么将成为常态——芭比娃娃、替身还是数字世界小姐？如果通过这种途径可以改变自己的外貌，那么我们是否会对差异变得更加敏感，以及增加对它的偏见？根据以前外貌手术影响的经验，答案很可能是“是”。从更广泛的背景来看，墨菲和拉普（Lappe）主张基因组计划的道德重点在于它对正常以及异常的解释所产生的影响。
外貌的提升对儿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特别是对他们的自我认同感以及自我价值感有什么影响？那些基因序列被修改过的儿童是否感到他们因此达到父母的期望了，否则他们就不符合父母的期望？他们是否将受到那些严重依赖于自己美貌的人所报告的不安全感的困扰，并感到他们的父母、朋友和爱人是因为他们漂亮的外貌才接受他们的？他们是否会过度依靠自己的外貌去吸引别人，并不再在其他人际交往技巧方面下功夫？如果外貌的标准在整个人生阶段中不断变化，或者如果他们对外貌的偏好不同于他们的父母所选择的，那他们该怎么办？也许他们会对他们父母出于最好的意愿所“定制”的头发或者眼睛颜色怨恨不已。
外貌的提升对父母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子女的身体外貌又会怎样影响他们的殷殷期望？他们会因为认为孩子长相漂亮是他拥有幸福人生的关键吗？目前我们还缺乏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这些为人父母者会期望美丽的外表伴随一个高尚的人格吗？如果他们发现这并不一定是事实的时候会感到失望吗？也许他们会“定制”一个美丽的孩子作为战利品向全世界展示？沃诺克（Warnock）以及其他人已经对此提出了警告，对基因工程潜能的强调减损了环境对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适应与发展所产生的大量影响（Warnock，1992）。如基因学家兰德（Lander）所说：“花更多时间与你的孩子一起，这样会带来更多的不同（与对基因序列进行修改相比）。”（Lander，1992）
改变外貌的新方式的引入，将给那些外貌与普遍标准不同的人带来影响：由于标准定义的范围越来越窄，这对因长相而痛苦的人的影响更大。为了避免忽视那些有异常外貌的个体，外貌的多样性是我们需要提倡的。最重要的是，使用越来越极端的方式改变外貌的后果是什么？
一旦拥有可行性，人类真的会选择通过基因工程来选择后代的外貌吗？优生学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巨大的（Davis，1995）。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是优秀的，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会去尝试。阿普尔亚德（Appleyard）报告说，11%的美国人表示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有患肥胖症的倾向，他们就会选择流产（Appleyard，1999）。起初，这种形式的基因干预可能是为了保留优良基因，但是正如阿普尔亚德补充到的，这是一个空虚与消费主义的时代——一个能够买来任何东西的时代。只要可以使后代更加美丽，许多人就会去努力争取。
外科技术与免疫技术的进步
在媒体的关注下，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科医生在2003年宣布，他们已经可以进行整体面部移植手术。这一手术包括从已故捐赠者身上切割和提取皮肤和脂肪、动脉和静脉（以及潜在的神经和肌肉），再将其移植到接受者身上，接受者先前的面部皮肤和脂肪也已被移除。虽然移植团队原本将这些手术作为对因烧伤、癌症或广泛性创伤而造成严重缺陷个体的干预措施，然而，由此引起的媒体的关注程度、手术带来的风险都是很不稳定的。在英国，曾出现过媒体疯狂寻找第一个移植手术接受者的事情。公众对手术存在的风险的理解似乎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些类似于电影《变脸》中所描述的情形，将一张功能完全的脸换成另一张脸（没有任何手术痕迹）。
早期对面部移植可能性的鼓吹，让人想起伊恩·肯尼迪（Ian Kennedy）说的话：“如果你能做，你就必须去做。一旦你发现可以做一个新手术，你就必须去做，不要去计较花费与风险，也不要管是否有更安全、更简单、更有效和更经济的其他选择。至于那些手术后可能留下的有关技术、法律和道德的问题，就留给他人去讨论吧。”沃德（Ward）扩展了肯尼迪关于迫切加强整形手术外科医生的技术体验的思想，他创造了“吊秋千手术（high trapeze surgery）”这一术语，指出患者渴望走外科手术这一根钢丝而拒绝新的和令人兴奋的其他技术。沃德认为这种渴望可能会蒙蔽医生对患者感知到的益处和风险的客观评价，并且可能会导致外科手术成为一项没有控制的实验（Ward，1999）。
移植团队充满了热情，他们发出准备进行手术的宣告，却接收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和评论者的复杂回应。在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专门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商讨实施这一手术是否可行。专家组总结说，移植团队应该等待一下，直到对风险和手术对接受者以及捐献者家庭的心理影响了解更多后再开始（皇家外科学院，2003；Morris等，2004）。2004年3月，经过两年多的研讨，法国国家伦理道德咨询委员会（CCNE）最终还是对整体面部移植手术说了“不”，他们认为这个手术“实验性”太强，虽然“壮观”但是“无意义而且太危险”。然而，肯塔基大学的外科医生和科学家为了实施这些手术，继续在寻求审查委员会的道德支持。
面部移植的潜在心理影响也是相当大的。面部的特殊重要性使得我们很难从有限文献中做出有信心的推断，并且心理学家正处在一个困难的位置；他们不能直接研究面部移植手术的后果，直到这些手术实施过一定次数后才可以。和其他形式的外貌手术一样，外科团队所做的基本假设反映了现行医疗的生物医学模式（见第6章），其潜在假设是“只有看起来更漂亮，生活才能变得更美好”——因此我们认为拥有更“正常”的外貌会带来更多心理方面的好处。而实际情况更加复杂，面部缺陷的严重程度并不能很好地预测其适应性（见第4章）。适应中的重要因素包括自尊水平（以及来自内在品质而非外在容貌的程度）、支持网络的质量及其社交技巧的有效性。那些对自己外貌非常不满的个体最容易受到心理打击，并且对复杂手术的严格性、不确定的手术结果以及要求较严的术后生活方式的应对准备也最差（Rumsey，2004）。这会给接受者、接受者家庭、捐赠者以及捐赠者家庭带来重大影响，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然而，移植文献以及与面部重要性相关的研究表明，我们应该考虑下面的一些问题。
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其他形式的移植术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特殊的压力源、心理社会挑战以及适应性要求（Ziegelmann等，2002），包括与移植器官的存活、可能的排斥以及与排斥后果相关的恐惧；因为患者需要为此负责任，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例如节食以降低术后糖尿病的风险，这在进行过移植手术的患者中的发生率为7%~12%；做好防晒以降低患皮肤癌的危险等）。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违反移植手术后治疗规则是非常普遍的，之前相关的研究报告指出这一水平是15%~18%（Dew等，2001）。目前估计10%的面部移植者在术后12个月内会出现排异现象，在移植者初次手术5年内有30%~50%的人会有排异现象（Concar，2004）。排异的后果非常严重，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用接受者自己身体的皮肤对其面部进行重新移植，或者进行更深入的面部移植手术。
一些抑制免疫力的药物的潜在副作用也可能会引发接受者进一步的焦虑，当前他们需要持续服用这种药物以降低移植体排异的风险。这些焦虑包括显著增加的感染风险，尤其是恶性肿瘤等疾病。如果恶性肿瘤继续发展，我们能做的选择是，要么停止免疫抑制，它伴随的危险是移植手术的失败；要么抑制免疫系统，它会增加恶性肿瘤进一步发展的危险。
接受面部移植的患者及其家属、朋友必须将接受者新的外貌纳入现有身体意象和自我认同中。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会怎么认为？这比应对原来受损的脸更困难还是更容易呢？早期计划做面部移植的人，可能更喜欢无缺陷的脸而不是有可见差异的。但是，拥有一张不属于自己的脸，其心理和社会影响我们还不清楚。早期文献中关于面容破坏的压力以及将“真实的我”投射他人的问题的记载仍可能保留完好（Bradbury，1997）。在我们与他人相遇时，面部的表达是交流的关键。交流时的困难可能是人们寻求面部移植的一部分潜在动机。但是，在移植后新面孔的功能完善的程度我们还不清楚。目前研究人员估计其功能完善的程度可以达到50%，当然面部神经的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也是对最终的后面部功能水平的最乐观的估计（Concar，2004）。非语言交流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并且面部会因为缺少运动变得像面具一样，接受者还可能会出现控制不了的面部表情和痉挛。
最初的移植迹象显示，捐献者会非常稀少，要做手术的人必须等待较长时间才能遇到一个合适的捐献者。在等待期间他们的生活是否能维持原样？潜在接受者将如何应对术后外貌的焦虑（Rumsey，2004）？移植面部与性别、年龄、皮肤颜色和纹路匹配的紧密程度又是如何？接受者是否希望或者被允许对潜在捐赠者的面部进行选择？
接受者不得不应对朋友和家庭成员对其外貌改变的反应、对熟悉的表达方式和非语言交流的改变。他人对新面孔的反应会不同，即使只有微妙的差异。接受者手术前的期望与他人真实反应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第一个进行面部移植的人，还会受到无孔不入的媒体的包围。
尽管目前很少有研究涉及移植对接受者家庭以及捐献者家庭的影响，心理社会支持可能是必需的也是有益的。接受者的家人和本人一样，会发现等待一个捐献来源是有压力的。接受者在以下各方面也需要支持，如家庭成员对其手术后外貌改变的接受；尽最大努力地坚持手术后的治疗；对率先进行面部移植手术者，还要应对密集的媒体报道的压力。捐赠家庭的捐赠动机也应该仔细考察——他们期望他们所爱的人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他们想要和接受者联系吗？即使接受者的身份没有被外科医疗团队暴露，媒体报道也可能会揭露他们的身份。
毫无疑问，面部移植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健康心理学家再一次对这一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对外科手术的准备——特别是协助潜在接受者认识到复杂的、详细的利弊信息，支持其决策，帮助个体对结果做出现实的期望，以及手术后为个体提供持续不断的支持等（Clarke和Butler，2004）。
不要低估新的外貌增强手术对社会的影响。公众对外貌移植的关注可能会形成个体对手术益处的不现实期望，也可能使人们进一步形成可见差异者不能获得高质量生活的观念。人们对外貌多样性的接受可能会降低，而外貌差异者寻求治疗的压力会增加。如格里利（Grealy）所说：“（别人）总是告诉她一些外科医生现在所能做的美妙之事。”
迄今为止，前述困境中提出的问题明显多于能解决的答案。这里所呈现的一些问题，将会成为未来健康心理学家的兴趣点、关注点和灵感的源泉，我们期盼参与其中的讨论与工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