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概述的建议与期望被证明对有外貌担忧的个体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不管他们是否有可见差异。另外，我们需要密切注意那些有可见差异者的特殊的个人需要，以使那些能从心理社会干预中受益的个体被区分出来，并给他们提供合适的支持。
在第6章中，我们强调，即使最成功的手术干预也不能消除可见差异的所有痕迹。个体仍然可能拥有一个与“标准”有些差异的外貌，解决他们心理社会需要的干预和医疗是至关重要的。科克伦（Cochrane）和斯莱德（Slade）总结了心理社会支持相对于外科手术干预的益处，他们认为“促进积极评价和适应性应对策略可能与外科手术的客观美容结果一样重要，甚至比其更重要”（Cochrane和Slade，1999：499）。
现在我们考虑了心理社会医疗与支持可以被利用和推广的两种方式。首先，它可以作为常规医疗的一部分提供给所有病人一般性的心理支持（包括治疗急性期或基层医疗）；第二，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由心理学家和经过培训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设计和发表的，以问题为焦点的特殊干预。
虽然这里关注的是卫生保健以及自愿支持组织的作用，但重要的是不要忽略家庭和朋友所给予的支持，比起任何专业人员或机构提供的支持，他们的支持更持久，并且更容易获得。确实，一项关于口腔颌面部癌患者对支持来源评定的研究证实了家人和朋友对患者的重要性（Broomfield等，1997），而来自基层医疗机构、社区护士以及其他患者的支持却都被证实出现了某些问题。
一般性心理支持
根据德罗普金的阐述，经过适当培训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可以将心理社会治疗融入日常护理中，并且使其完成起来很简单（Dropkin，1993）。例如，在讨论关于管理改变的面貌的应对策略时，同时参与其他的治疗活动（如注意着装的活动）。这使该治疗模型成为最易于达成和实践的治疗模型之一。它也有助于形成患者对外貌担忧是认可的、可信的治疗风气，同时患者能更多地讨论这些问题。
一个综合的心理社会治疗系统包括，在治疗决策决定期间为患者提供必要的支持、保证患者能够获得其需要的适当信息，以及确定需要专家支持的人。
确定需要专家支持的人群
对外貌担忧的常规评估是确定谁可能从专家支持中获益的一种方法。理想的情况是，每一个与外貌相关的专业治疗组和咨询师，都应该配备一名指定的心理专家一起工作，诊治每一位病人。然而，资源通常是有限的，因此安排患者与心理学家会面，可以把研究的目标和注意力集中在问题已经明显出现的时段。例如，关于唇腭裂医疗的研究表明7岁~8岁是患者被嘲笑情况发生最多的时期，同时，10岁左右转入新学校对许多青少年来说也是一个特别有压力的时期。这些时期的专家的心理投入是特别宝贵的，在这些时期之外，其他卫生保健人员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可以让他们很敏锐地确定是否有病人因为自己的外貌而采取回避活动（例如不看镜子里面的自己，避免社会情境），并对任何确实需要支持的患者进行转介。但是，研究表明，我们缺乏清晰的程序来判定谁可以从支持中受益（Clarke和Cooper，2001；Clarke等，2003；Rumsey等，2004），这方面还需要引起人们对这类情境下心理社会问题的关注。
问题之一是，工作人员可能觉得筛选病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临床医生热衷于标准化的测量，用事先确定的分数线来区分哪些病人需要进一步支持。运用这种“现成的分数”（scores on the doors）是相对快速和合算的，但难以甄别对外貌有特定担忧的人。克拉克提供了一些问题样例，作为甄别外貌担忧的其他方式（见表7.2）。它们由“改变面部”慈善组织编制，旨在帮助卫生保健人员关注患者的心理社会问题。
一旦挑选出可能从心理支持中受益的人，就需要向他们提供转介到专家服务的协议书（如下例所示），以便他们能很快地得到适当的护理。
支持患者的决定
许多患者（或者是儿童及他们的父母）可能会面对关于治疗的令人困惑的安排和一系列决定（见第6章），而其他一些人可能不会参与有关干预的决定，尽管这些干预可能对他们的身体外貌产生明显的、有时甚至是永久性的影响。这对那些较“易受伤害”的群体，诸如老人和青少年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特纳（Turner）等人报告说，在唇腭裂病人中，有23%的15岁青少年感到自己没有参与自己的治疗决定，这意味着此类决定是由他们的父母和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做出的（Turner等，1997）。
表7.2 简便地确定患者外貌担忧的心理筛选程序
并不是所有患者都明白决策责任的重大，他们并不喜欢把需要专业知识的“问题解决”的任务（如找出一个医疗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法”）留给“专家”来完成（Deber等，1996）。相反，当选择涉及不同风险和各种权衡，或者当患者有选择的可能时，他们就会想参与决定。而与外貌相关的决定通常是符合这些标准的。例如，选择进行进一步的外科手术来“改善”外貌，就会涉及在感知到的代价与利益之间的权衡。选择特定的手术可能意味着会留下疤痕，替代技术的预期美容效果可能会有变化，当人们决定进行一系列的重塑手术时可能会涉及每个手术时间的选择。全面医疗包括确定患者愿意参与的程度，帮他们促进这一过程，意识到病人参与决策的渴望可能会随时间改变，并根据做出的决定进行医疗支持。
相关的支持应该被用来帮助患者做出决策，特别是对那些做出决策比较困难的个体。人们对实施过乳房重塑手术的103名女性进行了访谈（Harcourt和Rumsey，2004），发现有一小部分人认为做出决策特别困难有两个原因：第一，她们不能确定自己该进行乳房切除手术还是重塑手术，因为这对她们个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她们与那些做出决策相对容易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例如，一些女性认为不使用假乳对个人而言是重要的，这样能够促使她们相对容易地做出决策，进行重塑手术。第二，那些决策困难的人报告说（其他人，包括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提供给他们的信息和建议增加了而不是减轻了他们的困惑和不确定感。例如：
……我相信他的判断，所以没花太多时间就决定照他说的做。之后，乳房科护士说：“如果你不确定，为什么不先做修复性乳房切除手术，然后再做重塑手术呢？”是啊，这真的使我很困惑，我甚至没有去思考这些，我再次感觉到头晕目眩。我真是愚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Harcourt和Rumsey，2004：112）
与外貌相关的决定是敏感而情绪化的，它们不符合以理性为特征的决策理论。这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决策不是在社会真空中做出的，人们需要注意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和其他重要的人在个体做外貌相关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例如：在上面概述的研究中，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使用了“缺陷”与“丑陋”等词语，塑造了关于乳房切除手术的负面形象，影响了女性选择重塑手术的决策（Harcourt和Rumsey，2004）。澄清病人在决策中的优先权、态度、知识和信心是很有用的，可以为他们提供适当的信息。
提供相关信息与自助材料
向人们提供清晰的相关信息是一种有益的干预，因为它不需要花费太多金钱或时间，而且对所有人都适用。尤其是考虑到有外貌担忧的人群的数量，如果试图向他们提供所有的心理社会支持（诸如上述的特殊干预），将会是非常艰巨的任务（Newell，2000a）。此外，这样的干预也可能并不适合所有的个体，或者不能满足他们的具体需要。
最佳的治疗模型是，根据患者提出的清晰明确的需要向他们提供信息，然后与患者一起讨论，再进一步就处理方式提出问题或做出解释。施行该模型的方法之一是，弄清楚病人在不同特定时间的信息需求。为了制定和实施有助于这一过程的干预，我们已经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例如，安布勒（Ambler）等人提出了一项干预措施，鼓励患者通过列举出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为会诊做好准备，如有必要的话，可以让一名专业护士作为他们在会诊中的支持者（Ambler等，1999）。这种特殊的干预被用于那些等待检查结果的患者（可能会被诊断为癌症的人），该取向可能在许多其他情形下也是有益的，例如在讨论可行的整形或重塑手术时。
书面信息在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中是十分有用的，如建立合适的和首选的词汇库，用以描述外貌和在不同阶段讨论外貌。例如：克拉克和基什（Kish）编制了一本可供父母和子女使用的小册子，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共有词汇，以此来找到一个在社会情境下，特别是在学校中可以使用的应对策略（Clarke和Kish，1998）。
克拉克描述了一组信息，用于社会认知和应对模型，以帮助个体了解他们在社会情境中的问题，修正他们的各种消极理念，并且鼓励他们大量使用有助于自己积极参与病情管理的应对策略（Clarke，2001）。病人所需信息的数量须由“改变面部”之类的组织认可，而所需信息的普遍性需由“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监督组织”认可。这些需求可以被部分看成是个体参与控制病情管理的正面尝试。传单在患者中非常流行，以此为基础的干预既划算又有益。纽厄尔和克拉克对这些自助传单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评估，发现这些传单包含了对焦虑、外貌改变和回避之间关系的解释，并且描述了一系列实用性的认知——行为策略来解决与外貌有关的焦虑（Newell和Clarke，2000）。这个基于纽厄尔的“恐惧——回避”模型（见第2章）的干预措施，对社会焦虑和一般焦虑产生了中等却显著的改善作用。斯派塞对65岁以上的皮肤科门诊患者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1/4的患者都非常欢迎以传单的形式提供与外貌有关的信息（Spicer，2002））。
提供书面信息虽容易，但也有利有弊。在本领域中，对个体尤其困难的是，虽然我们已了解外科手术干预可能存在的副作用和并发症，但其美容效果却不能预测。如果患者不切实际地期望手术结果会与大量的自助材料中的身体形象一致，那么他们就可能会失望。患者渴望医生能够提供大量的术后形象图片，包括体形，年龄和皮肤颜色（Harcourt和Rumsey，2004）。此外，集中于术后外貌的信息可能会使患者在其他方面感到措手不及，例如改变的感觉、身体意象以及因可能出现的不舒服感产生的影响。
音频和视频录像带对患者来说也是有用的信息资源，同书面资料一样，这类信息提供了机会让亲属和护理人员一同参与进来。门诊图书馆或者通过网站获得有质量控制的信息，这些途径都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来整合最好的、不同的信息资料。人们可能会担心这些信息是缺乏根据的，但由可靠的信息机构提供的都是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关于其他疾病人群（包括艾滋病和糖尿病患者）的研究表明，对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网络是一种有效的资源（Bennett，2004），并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可以给那些外貌担忧者提供同样的益处。虽然这些干预的发展和维持需要一定程度的专家支持（Bennet，2004），但互联网有潜力可以为那些受影响者随时提供专业信息，而不仅仅是那些在其所在地区能够方便获取专家服务的人群。
计算机技术在其他方面的进展为信息提供和支持带来了一些创新性的途径。例如：图像变形软件被许多外科医生用来探讨外科手术干预中患者外貌的潜在变化情况。麦加维（McGarvey）等人描述，利用电脑成像技术能够使女性提前做好化疗可能引起的脱发的心理准备。受到心理学家的支持，患者可以在治疗前观看他们脱发的模拟景象。一些心理学家认为，通过观看形象和表达出由此产生的情绪能够使患者预见且更容易地处理真实的脱发情况。然而，研究者对干预的益处和个体差异所给予的轶事而非研究证据表明，这种形式的干预并不适合所有患者，因为他们的信息需求与应对策略各有不同。确实，它可能会提高患者不必要的外貌焦虑，而且在极端案例中，可能导致患者拒绝治疗。另外，这种特殊形式的干预要求大量资源以及相当多的工作人员。此外，体验过化疗导致脱发的患者报告说，无论有多少关于可能脱发的预警，也不能让他们对真正脱发所带来的全面影响做好心理准备（Williams等，1999）。
治疗后的支持
对许多患者来说，第一次看到治疗结果或者是被改变的外貌意义重大，也有患者可能因此倍受打击。对222名照料烧伤患者的护士的调查发现，患者第一次看到伤口的情境通常是一件无记录的、无预先计划的事件。受调查的护士认为患者第一次看到了他们改变后的样子，这也许表明了他们都渴望尽快看到自己改变之后的外貌，但这也表明了他们也许还没有做好准备（Birdsall和Weinberg，2001）。然而，这个研究考察的是护士的感知而非患者自己的体验。一项个人调查记录也证明了他们的研究结果，该记录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但通常没有计划的事件（Partridge，1990）。卡瓦斯在1987年伦敦国王大道地铁站火灾中幸存下来了，在其生动、详细的关于火灾后个人体验的记录中，他描述了第一次看到自己脸上烧伤的情境：
“……我设法独自去了洗手间……正在洗手的时候，我突然看了一下镜子，然后看到一个陌生的人正看着自己。我无法相信我看到的一切。我呆立那里很久，一动不动。我就是无法相信这一切。事实上，我把手放在脸上，想确定我正在看着的那个人就是我自己。然后，我感到非常伤心，我意识到我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我靠着水槽，大约有二三十分钟，一直哭泣。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哭。”（Lansdown等，1997：56）
护理方面的协议书各不相同。以对烧伤患者的医疗方式为例，对烧伤压力的护理应该有特定的标准。病人必须做好准备，必须认真考虑治疗的适当时机，以及随时提供支持（英国国家烧伤治疗委员会，2001）。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考察大量的专门医疗的实践问题（例如一般整形手术、切除手术），以便为其他方面的良好实践给出建议。除去看到自己外貌改变后的真实情况外，个体还要应对他人看见自己外貌改变后的反应。相关重要的他人也可以从这个阶段的心理社会医疗中获益，恰当的支持也能够促进家庭成员在这一困难时期与患者的交流（Bradbury，1997）。
患者在手术或外伤后返家也许并不完全是一件积极事件，因为医院可以为患者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安全感以及保护患者免受“真实世界”的压力。在真实世界中，个体可能会第一次遭遇到他人对自己外貌的消极反应。对那些住院时期延长（例如在严重烧伤之后）的患者，以及已经习惯于与和自己有相似外貌的他人在一起。而对于现在自己的外貌与周围人群有显著差异的患者来说，这种情况尤其重要。帕特里奇形象地描述了他在这方面的经历。适当的支持和信息（包括支持组织的详情）可以帮助患者为这段艰难时期做好准备，并且可以为其提供长期支持（Partridge，1990）。专家门诊服务，诸如专家缺陷支持联盟（Outlook，下文会有介绍）等提供的服务，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多学科团队支持
多学科团队（MDT）被誉为“金质”的服务提供方式，是一种最有潜力提供一致性、综合性治疗的体系。上述的一些支持和干预措施可以由任何一位多学科团队成员执行，而其他干预措施（一对一的干预）则需要由心理专家施行。即使现在也很少有健康或临床心理学家能为有外貌担忧的人提供设计好的服务。尽管如此，有证据显示，在一个大型的教学医院内，因为健康问题而改变生活的适应（包括改变身体意象）是最不能得到满足的心理需求（Hutton和William，2001）。
由一位有执照的健康心理学家加入多学科团队开展部分工作，这样做的益处是巨大的，这一点已经在多学科团队的疼痛管理中成功地得到了验证。在多学科团队中，心理学家同从事医药、护理和物理疗法的人员一起为患者提供一个整合的医疗计划，这些患者拥有同样的症状而不是相同的病因。这一模型非常强调对不可消除的症状的管理，其工作实质在于如何管理有“非常规”外貌个体的生活，直到外貌问题得到“解决”。这种包容性取向的最大优点是降低了患者被转介给心理社会支持时的污名感和不确定性。克拉克认为，许多病人拒绝转介，是因为他们不能确切了解究竟能得到什么支持，而这往往是很难进行解释的。
多学科团队拥有心理专家的第二大好处是，他们有能力教育和培训团队中的其他成员有关外貌的心理学知识。克拉克和库珀发现，从事烧伤、头颈癌护理的专业护士是向患者提供支持的最佳来源，但是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能力不够，缺乏相应的培训（Clarke和Cooper，2001）。该结论得到拉姆齐等人对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诊所提供服务的统计结果的进一步支持（Rumsey等，2004）。但是，克拉克发现，如果得到足够的资源与培训，头颈专科护士就能够为患者提供适当的护理，并且患者也报告说他们得到了明显的好处（Clarke，2001）。这些结果促进了当今健康行业对相关领域护士进行心理培训的发展。有研究发现，相对简单的培训课程和支持资源信息的提供，能够显著提高专科护士对自己在满足头颈癌患者需求方面的能力，特别是为患者提供在社会情境中使用的应对策略（Clarke和Cooper，2001）。这些可以由健康心理学家发展和推广的培训，是一种向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传递信息的有效方式，因为那些受过培训、在治疗外貌改变患者方面有经验的职员，之后又可以教育团队的其他成员。
多学科团队内的共同讨论也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带来了益处，提高了他们从其他学科的角度看问题的能力，比如从语音与语言治疗师、物理治疗专家、牙医、营养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角度等来看待问题。然而，多学科团队进行合作的方式既有益处也有问题。例如，大量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对患者的联合会诊被比作“金鱼缸”，这对患者来说可能是令人畏缩、受到胁迫的经历（Hearst和Middleton，1997），尤其当患者发现社会和小组情境的压力时，更是如此。与此相关的焦虑可能在下列情形下得到缓解，如向患者介绍支持模型时，患者首次见到团队指派的一名有经验的成员时——该成员将在团队会诊中作为患者的拥护者，支持患者表达和澄清自己的问题。支持者也可以检查患者对会诊结果的理解。另外，经多学科团队会议进行集体讨论之后，患者还可以和团队成员单独地讨论。
在各种多学科团队中，卫生保健专业人员自己对外貌和缺陷问题的态度和理念，可能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与患者的互动。例如，他们会设想个体对外貌改变的反应，或是他们对治疗方式的偏好（Lockhart，1999）。他们的态度也可能通过与患者交谈中所使用的语言表现出来。有些牛皮癣患者报告说，医生曾经告诉他们必须“习惯”这种病（Rapp等，1997）。这就反映了医生缺乏对疾病的控制（牛皮癣仍然不能治愈），同时也降低了患者的自我控制感。相反也有研究表明（Tanner等，1998），即使卫生保健人员不能确定患者的病情会怎样发展，以及会对患者外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例如血管瘤的情况），但他们仍会给予患者情感支持，以及安慰他们说，对于这种病情有最新的专门技术和知识仍然是有益的。健康心理学家有条件为相关医务人员提供支持和沟通技巧的培训，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处理这些疾病的不确定性。
专业护理人员的支持
在专业心理社会医疗与咨询技巧方面受过高等培训的专业护理人员，越来越被看作多学科团队的关键成员，例如在癌症方面（特别是乳腺癌、头颈癌）。最新的进展是，目前出现了少数乳房重塑手术的专业护士，她们成了执行整形手术的外科医生和考虑进行重塑手术的女性之间十分有用的联系人。然而，这一服务非常有限，只有相当少的女性能得到这样的专家支持，并且对这些项目的持续的基金资助也很难得到保证。将专业护理角色扩展到与外貌相关的其他病情（如烧伤和口裂）中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并且如果把它加到现在提供的治疗中，可能会极受患者欢迎。
问题取向的心理支持
在治疗的任何阶段，患者都可能需要对特殊问题的支持。例如，他们对结果的期望是否不现实？他们是否表现出过度的焦虑，或者不清楚治疗程序和结果？创伤回溯可能具有重复发作的特征，有时候它会成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一部分。通过长期跟踪我们会发现，个体无法再从事日常活动，而且出现了社会回避与孤立行为与对治疗的低依从性（例如压力服的使用）。儿童在这种情况下则会厌学或者成绩低下。传统上，心理卫生专业人员（例如临床心理学家）已经提供了此类情况下的问题取向的心理支持，同时这种支持还将继续需要这样的专家干预。
在创建综合的治疗体系时，将常规的干预和问题取向的干预进行整合是很重要的。然而，关注问题的取向如同筛选检查过程一样，其优点只是能在第一时间找出问题。通常缺乏对心理社会问题意识的队员会等待问题“全面爆发”——但他们只是做出反应而不是事先预防。虽然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提供的问题取向的支持很有价值，但更理想的支持应由对外貌担忧有特定经验的专业人员提供。
专家服务
目前，仅有少数被确定为需要额外的心理社会支持的患者，被转介到可为个体提供外貌担忧的专家服务的机构。解决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主要困难的专家干预大都采用了社会交互技巧培训（SIST）和/或认知行为理论（CBT）。研究证明，它们在完善对社会情境管理的积极应对策略时很有效，并有助于将外貌的认知重评看成一种普遍特征而不是个人特性。例如克莱韦等人强调的，其好处是鼓励外貌担忧者在自我价值中不要过于在意外貌，从而建立更广泛的自我观念（Kleve等，2002）。这不仅符合第2章提到的适应模型，也进一步表明这一理论框架可以成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有效且可行的工具。
我们服务的最终目的是给个体配备一个策略应对工具箱，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处理所面临的挑战。尽管有证据支持社会交互技巧培训和认知行为理论的应用，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方法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某些替代性干预比如以个体为中心的咨询也是值得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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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依次考察一下社会交互技巧培训和认知行为疗法的干预措施。
社交技巧培训
社会交互技巧培训能够提升个体在与他人结交、形成关系以及维持关系时的自信心和熟练度，并且在大范围患者群体中已被证明是有效的，这些群体包括那些受裂口（Kapp-Simon，1995）或烧伤（Blakeney等，1990）影响的青少年。罗宾逊等人指出，社会交互技巧培训导致64名有各种缺陷的人社会焦虑和回避的降低，并且有显著的临床改变（Robinson等，1996）。干预措施包括角色扮演、模仿、指导、反馈以及6~10个人为一组讨论两天，目的是让参与者有机会锻炼他们在此期间所学习到的技巧。参加者的满意度较高，有73%的人表明他们会参加以后的工作坊。但是，对未来投入的渴望也表明他们没有达到自己所希望的表现。而且，虽然这个联合方案是非常有效的，但它没有指明这些复杂干预的哪方面是有效的。这个方案的完善还需要时间，但应该是今后人们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是现有的社会交互技巧培训似乎只集中于成年人，很少有研究证据评估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的社会交互技巧培训（Kish和Lansdown，2000）。
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理论一直是对受外貌困扰者进行干预的支柱。现有证据只支持简要的、以主要问题为中心的认知行为理论干预方法的推广，而不是那些治疗周期较长的、昂贵的治疗。例如，帕帕多普洛斯等人评价了对白癜风患者制订的认知行为理论计划，并将他们与申请名单上的其他患者组成的对照组进行比较（Papadopoulos等，1999a）。干预内容为8次会议，每次长度为1小时，包括认知行为疗法以及教授实践技巧，帮助患者应对消极社会注意（凝视、对评论的处理）。这一计划导致了个体身体意象、自尊以及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并且这种提升持续了5个月。帕帕多普洛斯与同事总结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干预，因为它是在夏季进行的，这时进行有效修饰的可能性被降低了，并且白癜风这种疾病尤其会让人感到压力重重。另一项研究同样发现了干预对疾病进展的积极影响，在干预期间没有使用药物的12位参与者的照片显示出，在干预后照片形象有所提高。但是，这是一个小样本研究，一共只有16名被试（控制组8名，干预组8名参与其中），因此我们还需要进行深入评估。
“Outlook”——专家缺陷支持联盟
社会交互技巧培训和认知行为理论在专家缺陷支持联盟提供的专家干预中都被使用过，专家缺陷支持联盟是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指定的第一个缺陷支持联盟，它成立于1997年，地点在布里斯托的法兰查医院。克莱韦等人讨论了这一服务机构对个人管理与外貌相关抑郁的影响。这些个体来自有代表性的医院，而不是来自专门集中于缺陷问题的支持组织。他们的评价结果非常有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发表的可测量变化的治疗会议的平均次数（n = 3）。而且，许多人仅需要对心理专家进行一次咨询。克莱韦等人的评估发现，在降低人们一般焦虑和社会焦虑、与外貌相关的痛苦和抑郁症状、使用修饰和逃避作为应对策略方面，专家缺陷支持联盟提供的干预是有效的。被试同样报告说，自己在积极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社会信心和对社会支持的感知、自我认知以及感知自己缺陷对他人的易见性方面都有所提升（Kleve等，2002）。
这是一项重要的、有成本效益的服务。虽然克莱韦等人报告的干预程度似乎相当低（Kleve等，2002），但罗宾逊等人对为面部缺陷者提供的相对简洁的社会交往技巧工作坊进行的评估却符合这一服务的干预程度（Robinson等，1996）。
像专家缺陷支持联盟这样的专家门诊服务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一旦个体离开相对安全的医院环境，就会面临更多问题（Kleve和Robinson，1999）。专家缺陷支持联盟提供了基于个体的、一对一的和集体的干预措施。虽然小组干预提供了较经济的传播干预方式，但研究表明相对于小组干预，患者更偏好个体治疗（Fortune，1998；Kleve和Robinson，1999），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周围社会交往的焦虑使得小组会议的概念变得格外具有挑战性。综合的、弹性的方法是首先向个体提供个体治疗，以增加其社会信心、降低社会焦虑，然后使个体从集体干预中获益（见第6章）。
专家缺陷支持联盟所进行的工作已经表明，在专业的、临床情境下，“缺陷”的概念框架在本质上是有用的。然而，我们要记住，高水平的专家服务不能解决所有个体的问题。克莱韦等研究者发现，专家缺陷支持联盟提供的外貌特殊干预对一部分当事人最为有益，因为他们的抑郁只是与外貌相关，而不是大量的其他额外困难。
专家缺陷支持联盟的工作还包括帮助儿童完成小学到中学的衔接，因为儿童在这一段时期容易出现焦虑。一个对儿童转学经验的研究显示，所有儿童都有焦虑感，包括结交新朋友、离开熟悉的学校到另一个新的学校（通常是更大的学校），以及对从一个学校的高年级转到另一个学校的低年级的焦虑等。同样，这种非条件性的特殊计划包含了认知行为理论，以及处理儿童嘲笑的问题取向干预和对其转入新学校的后继干预。到此为止，对这一简要干预的一个小样本评估报告说，它既便宜又有效（Maddern和Owen，2004）。对以儿童（50%的个体患有颅面病情，如裂口）为对象进行的团队干预进一步评估表明，儿童在学校或操场因为外貌引起的嘲笑频率降低了，其抑郁程度也下降了（Maddern和Emerson，2002）。他们也报告说，父母反映的子女问题达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下降，尤其是展现的躯体化行为、退缩和焦虑。
目前的专家服务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用的，但该服务应该是切实可用的。马登和欧文报告了怎样使专家缺陷支持联盟暑期学校转换方案在一天内进行完，这样可以使更多家庭更容易地获取这些服务（Maddern和Owen，2004）。相似的是，休斯指出，缺陷指导中心在苏格兰的法夫地区提供的指导，只有那些有准备和特别受驱动的个体才能获得（Hughes，1998）。这就意味着，在稀有的专家中心进行的研究可能存在偏差，人们期望的是罗宾逊等人和克莱韦等人的积极评价会促使专家缺陷支持联盟推广到整个英国。然而，诸如此类的或是在缺陷领域内的专家服务机构都因极为有限的资金来源使得计划发展受到限制，导致他们只能依靠志愿者机构。
开发新方法
对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心理学家来说，有趣的挑战之一是开发新的、有效的方法，为那些有外貌担忧的个体（不管其有无可见差异）都能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和干预。考察目前在其他人群中可用的干预方法是寻找思路的一个起点。例如，传统认知行为理论的一个明显缺点是心理投入太大。然而，自我指向的认知行为理论（例如卡什的《身体意象练习册》）对身体不满意的人群是有效的，对以网络为基础的干预方式的评估（《战胜忧郁》，一档为受抑郁困扰的个体制作的节目）表明，网络为基于认知行为理论的干预提供了在效益和获取上的巨大可能。
另外一个有趣的可能性是使用书面情感表达。让人们在指定时间里记下一件特殊的压力事件被证明是有益的，能够促进其心理幸福感。同《一般健康问卷》评估的一样，汉密尔顿·韦斯特（Hamilton-West）和布赖德尔（Bridle）发现，学生在宿舍发生火灾后的书面情绪宣泄，显著增加了个体的健康状况，因为这一干预方式战胜了被试自发的、无效的应对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被试遭受烧伤，但这一类型的干预还需要在有外貌问题的临床人群中进行检验（Hamilton-West和Bridle，2004）。虽然这是一条值得追求的途径，但我们在实施时还是要谨慎，因为被试可能会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问题，并且这种干预可能会引发一些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从透露自己的忧虑中获得益处。此外，记录个体对外貌的积极思想以及集中于那些帮助过他人的事件也是有益的，而不应只集中于个体遭遇的困难和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