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健康心理学者，我们都很清楚生物医学取向带来的促进和好处会因其与心理社会治疗整合得到增强，但它还应该融入日常的健康治疗，就如同我们对所有患者都提供的无痛日常理疗一样。当所有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在同患者进行接触时都提供心理社会支持，这时员工压力和工作负担意味着心理社会治疗和支持并不总能在患者需要的时候得到及时提供。在本节中我们首先考察生物—心理—社会取向的益处，然后考察当前对有可见差异个体提供心理社会治疗的情况。
读者可以参阅恩格尔（Engel）在1977年发表的和奥格登（Ogden）在2004年发表的对生物—心理—社会治疗取向的综述，以及其相对于生物医学模式的优势。就专门的外貌研究和实践来讲，我们更偏好生物—心理—社会治疗取向，因为它不只关注于“治愈”外貌，而且采取了更广泛的观点，反映了有可见差异个体通常遭遇的问题的社会性质。它认识到帮助个体改变与外貌有关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等同于（或者更强于）改变客观身体外貌。如以前提到的，这一取向是双方向的，心理社会因素可以影响疾病的身体方面，反过来也成立。但是，这一取向也有自己的局限，它被批评为没有同生物医学取向充分区分开来，不能满足患者的高期望（Marks等，2000）。
“缺陷”的横跨性概念框架在本质上是有用的，临床服务通常集中于特殊病情。对提供的治疗进行评价的一种有用方式就是考察与外貌相关的担忧是否得到了承认和/或解决。
从心理取向的角度看，对病情应进行更仔细的观察，可能需要的医疗服务也更多。因此，长期存在的大量证据指出了心理社会因素在唇腭裂治疗、烧伤治疗和乳腺癌治疗中的重要性。大多数烧伤组织、唇腭裂和乳腺癌团队现在已经建立了提供短期心理社会治疗的协议，尽管长期治疗在这方面还建立得不完善。对上述病情治疗的有关政策清楚地表明了对心理社会问题的再认识。例如，根据临床标准顾问团体（CSAG）的工作，一项政府通告提议，在英国的每一个新的唇腭裂组织中都要有一名“进行过适当培训的心理学者”（CSAG，1998）。在癌症治疗中，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癌症计划和卡尔曼·海恩（Calman-Hine）报告强调，每一个阶段的治疗都要解决患者的心理社会需要（NHS，2000；Calman-Hine，1995）。这通常由专门培训过咨询技巧的专职护士提供。国家烧伤治疗委员会在2001年提出了心理社会支持的重要性，并建议将其作为英国国家标准治疗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和其他激励因素，这些政策提议和方针就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服务和治疗。事实上患者可能得不到这样理想化的支持：对71名烧伤患者的心理需要进行的调查发现，只有39%的被试报告他们在住院期间烧伤的情绪影响得到了支持（Kleve和Robinson，1999）。因此，这似乎是在说当患者承诺其住院时间较长时，他们才可能被提供更多时间的心理支持。或者说，因为治疗是基于生物医学模式的，关于严重性和抑郁关系的假设也许会导致只有烧伤面积较大的病人才能得到支持。66%的被试报告说在出院后得到过支持（从他们的通科医师和家庭成员那里），只有4%的被试在出院后和心理学者或精神病学家有联系。这一发现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解释：可能治疗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已经发展了使得他们能够提供必需支持的技巧；也反映了患者需求得不到满足。确实，在调查期间，只有38%的被试感觉到他们受益于某种形式的专业帮助。
很明显，某些病情不仅对外貌有影响，而且还一直被认为有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外貌改变引起的心理痛苦通常被认为是正常的，尤其对于那些缺陷面积较大的个体来说。而且，社会可能会对这些人提供心理社会治疗和支持。这一讽刺性的事实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那些缺陷程度较轻或中等的患者的心理社会需要会被忽略，会被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抑郁程度较低。
相反，卫生健康组织对有其他病情的病患却根本没有提供专门的心理服务，可能因为缺乏研究证据的证实对心理服务的需要、病情的相对稀有或是没能识别出这种病情可能对外貌相关抑郁有影响。例如，风湿性关节炎和糖尿病对外貌有影响，患者既没有预料到这一点，得到的治疗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而且，在进行治疗时医生会优先考虑患者身体的机能及生理方面，并且在一些病例中这是治疗的唯一焦点。但是，有证据表明支持组织正在发生转变，例如，对关节炎病人的支持团队正在开展有关身体意象方面的支持计划。
从理想角度讲，与外貌相关的心理社会需要应该得到承认和确定，并且应在对患者的治疗中通过一系列资源得到解决。显然，许多临床医师和护理团队能够意识到患者每天遇到的问题。但是，其他一些医生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照料的患者对外貌担忧的程度。有研究认为外貌担忧水平被低估了，因为医疗系统和保健专业人员可能避开了这些问题，客观上阻止了患者报告自己的担忧，因会他会害怕报告徒劳无益或浪费专家时间（Hopwood和Maguire，1988）。同样，经常与外貌已改变的患者在一起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也可能对外貌改变对个体的潜在影响不再敏感。瓦莫斯认为在与风湿性关节炎病人在一起的医师就是一个例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额外心理社会支持的个体不可能被确定和转介治疗。即使能够提供给这些患者良好的支持，由于医师们有意或无意地阻挡，病人获得服务的机会可能会受到限制。
个体体验以及对外貌反应的多样性也许是不能充分满足患者心理社会需要的原因之一，这种多样性对为设计适当的筛选协议和支持策略提出了挑战。拉姆齐等人在对门诊病人调查时发现，个体一般会对诊所提供的治疗质量感到满意，心理结果与做治疗决定的卷入度、信息理解和提供医疗的难易度有正相关的关系。临床工作人员一般都能意识到患者面临的困难，并且认为自己是帮助患者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合适的人选。但是，通常他们也会感到没能进行培训来解决患者需要的特殊帮助，在提供治疗时也有某些有趣的不匹配。例如，在眼科诊所，医生通常都对将要失去眼睛的患者提供咨询。然而研究表明，患有甲状腺眼疾的病人抑郁水平较高，他们却没有得到心理社会支持（Clarke等，2003）。
卫生保健团队面临的挑战是应该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即患者在治疗的每一个阶段都能讨论外貌担忧，并且当他们被确定需要心理支持时不会感觉耻辱。普鲁津斯基号召将心理和身体意象评估作为对病情或障碍进行常规治疗的一部分，对接受治疗的个体来说这是提升其外貌担忧关注的令人欢迎的举措（Pruzinsky，2004）。但是，意识到这些担忧是一回事，能够提供适当的治疗又是另一回事，如以前强调的，医护人员也许会感觉自己不能满足患者的需要。例如，一项对头颈癌专职护士的调查发现，护士认为自己在提供这样的治疗时还不够熟练（Clarke和Cooper，2001）。在其他专科工作的职员也报告说，自己对提供生理护理比提供心理护理有更大的信心。
外貌担忧个体（包括有可见差异个体）会发现，他们被转介给了在外貌和缺陷问题上没有任何特定专业知识的非专科服务人员（包括保健和临床心理学家）。除去经验有限的问题，这种系统倾向于反应式而不是预防式，并且当这些服务机构提供许多有用的一般性支持服务时，需要向有外貌专业知识的心理学家进行转介的清晰途径。不幸的是，这样的服务机构很少，所以获得这样的服务是很困难的。但是，现已存在的特殊服务为未来医疗提供了有用的参考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