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提供给有缺陷者支持的组织数目相比，提供给无可见差异但也受外貌困扰个体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和自愿性的支持却较少。明显的例外是，大量组织为对体重担忧人群提供了广泛支持。瘦身俱乐部如“体重监察室”向人们提供饮食建议和指导，但更重要的是提供社会支持和与有相似情形的人相遇的机会。很明显这是一种极受欢迎的方式：根据该组织提供的数字，单在英国每周就有6 000多个体重监察室聚会。为了回应英国社会对肥胖率关注的增加以及超重个体体验到的痛苦及偏见，2002年英国成立了慈善组织“关注体重”，向超重人群提供论坛，让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向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和公众提供教育，包括肥胖成因和对肥胖个体的管理。同样，也包括对超重儿童和成人的治疗计划进行发展和评价。同时，也有为饮食障碍群体成立的自助和自愿支持性团体，但是，无可见差异者有关外貌的其他担忧却可能不适合这种方式。
基层医疗服务
患者可能因为大量（直接或间接的）与外貌担忧有关的身体和社会心理的问题寻求基层医疗服务。确实，一些通科医师在会诊后认为这些外貌方面的疾病只是皮肤方面的问题（Papadopoulos和Bor，1999），一些人可能被转借给专科医师，其他人则可能在这一水平上进行处方治疗，或因不需要干预而流失掉了。对那些外貌问题没有达到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NHS）治疗标准的人的服务是有限的。在适当地自我管理如控制饮食和加强锻炼方面，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信息和建议。有趣的是，当今英国政府的政策将注意力和基层医疗资源首先放在日益增长的、与健康密切相关的肥胖率上，这种鼓励超重者寻求帮助或参与减重行为的做法也表达了对外貌的关注。
手术性和非手术性整形
外貌的某些问题（如一个人鼻子的形状），如果不通过外科手术就不会得到改变，但是人们往往又达不到进行整形或重塑手术的标准（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提供免费手术的范围极其有限）。于是，那些对自己外貌不满意但又达不到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标准的个体越来越多地开始寻求私人整形。在别处寻求帮助的个体可能会认为，整形手术会诊是他们的外貌担忧得到认真对待的唯一方法。整形手术可能很具有吸引力，因为个体所期望的结果可以很快达到，并且做出整形的决定也相对容易，个体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相反，通过健身或饮食改变体形可能是一个缓慢、费力的过程，需要持久的意志力和投入。
珀楚克（Pertschuk）等人在1998年的研究表明，寻求私人整形治疗的群体近几年发生了改变，私人整形不再被认为是精英和富人的专属（Sarwer，2002）。然而，巨大的花费使得整形对许多人来讲仍然是一项“不必要”的消费和奢侈行为。萨维尔和克里兰认为市场及媒体宣传、较少入侵性、更安全的手术是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实施手术性和非手术性整形的原因（见表6.2）。
没有疾病的个体愿意经受手术性或非手术性治疗的内在风险，这也可以看作他们渴望改变自己外貌的证据，并且这大都是永久性的改变。凯茜·戴维斯（Kathy Davis）认为进行整形手术的女性越来越多了，这标志着她们正在掌控自己的生活，她们在崇尚吸引力的文化里将自己的机会最大化（Kathy Davis，1995）。有趣的是，做过整形手术的人中，是有些人乐于公布这一事实，然而更多的人却不想让他人知道——这也许是因为她们希望自己（同有可见差异的许多人一样）看起来“正常”而不是“特别”，她们不想太出众；或者因为她们害怕被谴责为虚荣。对那些为了“审美性”缺陷寻求治疗的个体而言，我们更应该鼓励他们接受自己的外貌，而不是去接受整形手术（Oberle和Allen，1994）。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他们对整形手术的需求还会继续增长。
表6.2 整形手术最新趋向
萨维尔等人宣称“整形手术可以被看作心理干预，至少是对心理产生影响的外科手术”。有许多研究考察了个体进行整形治疗的动机、体验和满意度。这些研究表明，整形手术在提升个体对接受治疗的身体部位的身体意象和满意度上通常是有效的，对身体其他部位的不满意没有增加（Sarwer，2002；Sarwer和Crerand，2004）。但是，考察整形手术的长期影响的研究却比较少，所以，一旦外貌改变，早期的“欢快”逐渐消逝后，感知到的治疗益处能否保持我们还不清楚。同样，研究也要考察选择进行非手术性整形（如肉毒杆菌治疗）而不是手术性治疗者的心理问题，虽然萨维尔和克里兰认为，萨维尔的整形手术和身体意象模型对这两种类型的手术同样适用（Sarwer和Crerand，2004）。
随着进行这些治疗的人数日益增加，不可避免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会遭遇到手术失败的风险以及治疗的副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手术者的后悔和自我责备的可能性就很高，个体也许会责备自己做了一次“不必要”的手术。虽然没有得到支持性证据，休斯发现越来越多已经做过整形手术的个体正在通过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寻求外科整形手术，以“更正”或“改进”以前的治疗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失败的整形手术吸引了媒体的关注时，我们却缺乏对这些体验的社会心理影响的研究。但是，人们对这些问题意识的提高，使得为这种情况下的个体提供适当支持成为可能，同样也需要在进行这种手术前给予个体真实的知情权。例外的是，有小部分研究考察了进行乳房移植物抽取手术（过程类似于移植手术）的妇女的体验。根据美国整形外科医生协会提供的数据，2002年，有43 000多名女性进行了移植术，1998年只有32 000人（Sarwer和Crerand，2004）。英国国家乳房移植注册处2004年提供的数据表明，2002年只有10 000多名女性进行了乳房移植术。这一数字还包括1 414名进行移植物重置手术的患者和79名进行移植物抽取却没有重置的手术的患者。但是，这些数字并不代表所有情况，因为在英国移植手术注册是自愿的。沃尔登（Walden）等人认为移植术对个体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那种感觉类似于因为癌症治疗失去乳房。令人担心的是，进行过乳房移植的大多数女性都可能在某一阶段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她们大约每隔10年就需要对乳房移植物进行重置。这一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试图改变身体外貌（包括整形手术）或改变与外貌相关的观念及评价并不是普通人独有的，那些在外貌上只有某一方面缺陷的人也会寻求外貌其他方面的改变。马克·克兰克描述他与患有神经纤维肿瘤的个体生活在一起时的体验，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我知道我不喜欢我面部的哪一部分，但这也许不是最‘异常’的地方，因为说服外科医生可能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知道我的额头布满疤痕，但我不在乎，我真正想要的是将我的耳朵移动2厘米！’”（Lansdown等，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