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和人口统计学因素
本领域研究者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在解释个体如何体验身体外貌和可见差异以及他人评价时的差异时，都归结为社会文化因素（如种族、文化、性别、社会阶层和年龄等）的作用。研究者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从种族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适应中存在的差异。目前，关于种族间差异的一小部分研究与体重担忧有关（Duncan等，2004）。然而，针对外貌的其他方面的研究还很少。目前的少数研究表明了社会文化差异；例如拉克（Rucker）和卡什发现，美国白人比非裔美国人对整体的身体外貌有更消极的认知和评价（Rucker和Cash，1992）。同时，施特劳斯也发现，在以色列的西方犹太人、亚洲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先天性异常原因的解释，以及对复原和社区整合的取向方面存在差异（Strauss，1985）。虽然我们承认在当前理解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先天可见异常、后天可见差异以及一般群体的外貌担忧的细微的文化和社会差异仍没有得到考察，需要进一步研究。
年龄和性别
发展阶段和性别在外貌适应中的地位及其交互作用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尽管有些证据支持大家普遍认可的假设，即外貌相关的抑郁在青少年和年轻女性中最普遍，但是也有证据表明，在所有年龄段和男女两个性别群体中都发现了高水平的抑郁。关于性别尤其难以达到一个清晰的结论。布朗（Brown）等人对260名烧伤个体的研究揭示，调适过程不仅包含了大量复杂的变量，其中也有性别的作用。回归分析表明，较低的功能性残疾、较多的消遣活动、较大的社会支持、较少的回避性以及较多的问题解决应对方式能够解释适应变异量的55%。对男性而言最有力的预测因素是较低的功能性残疾，对女性而言则是问题解决应对策略的使用。在一篇文献综述中，纽厄尔也总结道，性别在可见差异适应中的作用的结果也是互相矛盾的。他还推测，影响男性和女性与更好的心理社会适应相关的变量各不相同。
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
考察身体不满意水平的差异可能归因为社会阶层的研究有限，并且研究结果还有冲突。研究发现，在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上学的学生对其体重担忧水平较高（Wardle和Marsland，1990）；然而，其他研究却没有发现这一效应。罗宾逊认为，通过杂志、广告牌、电影和电视可以将体形的理想标准传播得相当普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可能是最小的。哈里斯和卡尔对一般大众的外貌担忧进行了研究，发现外貌担忧与社会经济水平或生活状态都不相关（Harris和Carr，2001）。
拉姆齐讨论了采取美容手术和畸齿矫正术来改正感知到的外貌缺陷的差异率。在英国，国家健康服务中心会提供治疗以改善所有的后天缺陷以及大多数的先天性异常。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中心会给无客观缺陷（也就是说，“异常”是旁观者可见的）的个体提供美容手术。在美国，许多手术都没有被包括进健康保险或国家卫生保健体系之中，并且手术费用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负担不起的。对那些低收入个体来说缺陷意味着严重的经济问题（Strauss，2001），因此一些干预措施只能成为“精英”的选择。我们需要考察不同卫生保健系统中对治疗进行提供和分配的影响。然而，一些评论家认为，整形手术的广告越多，能够负担得起的人采取的整形手术越多，对自己长相不满意以及对缺陷更为接受的个体就越有压力越要进行整形手术。
社会支持和家庭环境
人们普遍接受社会支持在各种情境中作为一个积极资源的益处，并且高质量的社会支持普遍被认为是一项资产，在危机时刻扮演压力的缓冲器。
廖西发现，得到较高水平的社会支持的外貌担忧个体，其社会焦虑和社会逃避都会处于一个对其有利的水平。较低水平的社会支持（支持性关系的数量和对感知到的支持的满意度）是用以预测对外貌不满程度的重要因素。研究数据表明，较高质量的社会支持与较有利水平的自尊结合在一起能够阻止个体的抑郁，即使他们拥有功能不良的外貌图式（Liossi，2003）。
在外貌担忧情境下，社会支持是如何向个体提供保护性作用的？鲍迈斯特（Baumeister）和利里推测，社会支持的用处在于它能增加个体的受尊重感（Baumeister和Leary，1995）。廖西提出，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促进有效应对策略的发展，例如，促进个体更好地面对恐惧的情境。个人记录证实了对熟人感觉自在的益处，熟人被认为能够通过表面外貌看到个体内在的“真我”。然而，讽刺的是，外貌担忧可能会限制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发展和维持，如同抑郁会导致社会逃避和退缩一样。贝克（Baker）发现，积极的社会支持能够帮助头颈癌患者在治疗后的6个月尽快地恢复（Baker，1992）。烧伤儿童和青少年也报告了相似的结果（Blakeney等，1990）。奥尔（Orr）等人考察了感知到的来自家庭和朋友的社会支持对烧伤青少年和青年人身体意象、自尊和抑郁的影响，他们发现感知到的来自朋友的支持是积极适应的决定因素（Orr等，1989）。布朗等人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那些对烧伤适应较差的个体感知到的来自朋友、家人和同伴的支持较少（Brown，1985）。
对外貌担忧者来说，伴侣和家庭成员可能是其最主要的支持提供者。然而，他们通常也是影响外貌相关抑郁的发展和维持最主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其儿童期和青少年期。麦格雷戈和他的同事探讨了父母向有面部缺陷的子女灌输外貌重要性的害处（MacGregor等，1953）。这一观点在身体意象文献中产生了反响。卡尼·库克（Kearney-Cook）强调了父母对孩子的体形和身体特征的确定性反应的重要性，以及父母对自己的外貌的批评性观点被儿童内化的危险。她指出在当前人们对外貌普遍不满意的环境下，许多儿童是由本身就对自己身体不满意、持批判态度的母亲养大的（Kearney-Cook，2002）。斯莫拉克等人发现来自母亲的语言批评与青少年和年轻人的身体意象紊乱相关，女性中的这种相关比男性更强（Smolak等，1999）。
尽管缺乏特定的研究证据，但毫无疑问，家庭育儿的实践中存在相当多的可能影响外貌的痛苦或适应的变量。这些因素包括那些影响儿童的价值感和自尊建立的更持久的因素，而不是身体外貌（例如，社会情境中对“装门面”赋予何种程度的价值，强调身体外貌形象对媒体形象的追逐）。同样，具有可见差异的儿童或青少年的家庭在处理缺陷的方式上各不相同。例如，有的家庭对差异和相关问题进行过公开讨论，有的家庭则没有。子女获取治疗的方式也可能会有影响，比如父母如何告诉自己的子女他们需要进行治疗，怎样交流关于进行外貌提高治疗的动机（Hearst和Middleton，1997）。
根据临床经验，波普（Pope）觉得先天颅面异常儿童的父母应该完成一系列重要任务，以实现对有缺陷儿童最优化的适应。这些任务包括积极适应有可见差异儿童的降生，建立牢固的亲子关系，形成向亲戚、朋友和陌生人解释差异的有效方式，防止对儿童的过度保护，处理其与治疗相关的压力，接受子女治疗前后的外貌，为子女进入新环境做好准备，如新学校或新社会群体（例如，处理同学问题的策略、如何处理他人嘲笑、与同学建立友谊的方法），对自我批评的儿童要提升其自尊，随着儿童或青少年的成长要增加对治疗的投入度（Pope，1999）。在列举了波普这一系列深有见地的建议之后，我们又对所有儿童父母（不管子女有无可见差异）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即保证身体外貌最多只在中等程度决定其自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