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期
外貌与自我知觉
在20世纪90年代，对自我加工的研究兴趣开始在社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中萌芽，但当时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外貌的作用。尽管这样，对外貌研究者来说，哈特和她的同事在这一研究中犹如屹立的灯塔一般突出，之所以这样讲，部分是因为她们对整理混乱繁杂的自我术语所做的尝试，同时也是因为她们注意到对自己身体外貌的个体评价是自我加工的一个成分（Harter等，1999）。哈特对整体自我和特殊领域自我作了非常有用的区分。整体自我与对一般自尊和自我价值的评价有关，比起特殊领域更不容易发生改变。基于她自己的研究以及其他相关工作的综述，哈特认为自我的特殊领域包括学业胜任力、社会接受、身体外貌、行为操作和运动能力。她的研究结果表明，所有这些领域中身体外貌与一般自我价值的相关性最强。基于对青少年和青年人所做的研究，她报告了0.52~0.80的相关数据：在美国平均相关水平是0.65，在其他国家是0.62；其他领域与一般自我价值的相关达到了0.30和0.48。哈特和同事总结说，人们直到中年时期（也包括此时期的每一个发展水平上），对他人外貌的评价作为自我价值的主要预测因素都优先于其他任何领域。但是，并不是所有研究者都信服这种观点。朗格卢瓦等人发现，只有微弱的证据支持了这一论断，即他人评定为有吸引力或无吸引力的个体具有不同的自我观（Langlois等，2000）。此外，一些研究表明，有吸引力的成人认为自己比无吸引力的同伴胜任力更强，心理更健康，但效应却小于探讨个体外貌对他人感知和行为影响的研究。
对自我知觉中外貌相关成分的思考更多来自身体意象文献。例如汤普森根据三种主成分对身体意象进行的定义：第一种是知觉的，反映了个体对他/她自己身体外貌的观点。第二种是评价的，组成了个体对自己身体的认知（Thompson，1990）。汤普森猜测这种认知是由价值观（对一个人身体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和效价（测量身体形象对个体自尊的重要性）组成的。最近，研究者进一步改进了外貌相关观念和认知对个体自我和自我价值感的心理影响的细节和测量工具，以及个体思想和行为积极围绕外貌进行的程度（Cash等，2004）。汤普森认为第三种成分是行为的，与个体行为受对身体感知和情感的影响程度有关。
对外貌的感知和客观评定之间关系的缺乏激起了本领域中研究者的兴趣。范戈尔德对吸引力的元分析研究为吸引力的主观（自我评定）和客观评定间存在相对差别提供了证据（Feingold，1992）。他发现，男性和女性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24和0.25，他还总结说，他人评定的真实吸引力只能解释6%的个体自己的外貌观。范戈尔德发现，一个人对吸引力的自我评定与整体自尊显著相关，但在客观评定中没有发现相应的关系。
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确，自我知觉是变动的。自我是可改变和波动的，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会离个体和文化的理想标准或近或远。有些变化是逐渐发生的，例如那些与衰老相关的改变，但其他变化则是较剧烈的。可论证的是，女性怀孕的经历应该是成年期里对其身体理想标准的一种最自然的潜在背离。约翰逊等人分析了与6名孕妇的访谈，这些被试没有对与怀孕相关的身体改变感到高兴，她们最大的体验是感觉自己“胖”“邋遢”以及较低的外表吸引力（除去乳房尺寸的增加带来的喜悦）。其中一名被试的体验（她称自己为“英裔亚洲人”）正好符合我们强调的不同种族中传统和实践对自我感知和外貌担忧的影响。这名被试进行了一种印第安文化仪式，被要求在孕期的前7个月不能洗头发。她反映与其他孕妇进行的比较，对她如何感知自己的外貌产生了有害性影响（Johnson等，2004）。
梅林科及其同事考察了身体意象评定在6天内的变动性。他们发现，那些有着更为消极身体表象评定以及在外貌管理策略上投入更积极的被试，在身体意象状态的评定上更倾向于波动（Melynk等，2004）。朗格卢瓦等人指出，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来澄清身体意象稳定性和变化的程度（Langlois，2000）。然而，即使是这些类型的研究也无法完全抓住短期和长期的暂时波动的复杂性。更为复杂的是，一个人的思维或行动与其不同的身份有关，可以在个体水平、小团体或大群体水平上进行定义，或在某个时候以各个水平的组合进行定义。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拥有大量角色，这些角色是我们在进入不同的环境如工作地点、家庭或社会情境中所呈现的。与这些角色呈现相关的是身体形象展示。对有些身份而言，自我形象可能是相似的，而对其他一些身份则可能差异较大。虽然外在形象仅会提供我们是谁的“银外壳”（mere sliver），其他人却能从我们的形象中读出我们的整个人格。他人刻板印象是社会心理学家早已有的研究焦点，但也有证据显示存在自我刻板印象（Levine，1999）：当某种身份变得重要时，他们将它归因于符合自己相应的标准和价值观。在这些过程中，外貌的重要性有相当大的差异。哈特指出，自我既是一种认知结构又是一种社会结构，两者既有区别但又相互纠缠（Harter，1999）。较广的社会文化环境会影响个体自我表现中与外貌相关的内容和效价，因为个体的价值观都与达到外貌的文化标准有关（对这个问题较全面的讨论见第5章）。
外貌对他人的影响
加纳把我们的外貌描述为个人广告牌，旨在向别人提供形成第一印象（有时候是唯一的）的基本信息（Garner，1997）。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对这些推论进行了广泛研究。尽管身体意象文献现在强调的是体形和体重，但多数研究者认为面部是大部分的初次见面者主要观察的身体部位。相应地，面貌对他人的影响也成了本领域中研究的主要兴趣。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本领域内大多数研究都报告了有吸引力的面貌带来的普遍深入的益处。本领域研究中两个著名的元分析对这些研究进行了综合，并为后续工作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指向。伊格利等人对76项研究进行了总结，被试都是刚满14岁或大于14岁的青少年，他们要通过照片推论陌生人的特质。研究发现，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并不像先前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强或普遍，效应大小顶多是中等（Eagly等，1991）。可见，刻板印象形成的过程受到被试所做的推断类型的影响，并且对社会胜任力的影响最大。此外，适应等级和智力之间的效应大小为中等，正直和关心他人之间的效应几乎为零。研究者总结到，外表吸引力刻板印象的核心是社交性和声望。一个重要的额外发现是，如果除去刺激图片以外，提供的信息越多，那么外貌的重要性就越低。伊格利及同事的发现使得他们预测，在对朋友、家庭成员以及同事的感知与对陌生人的感知相比中，长相的作用较不重要。
朗格卢瓦等人发现，当对成人（r = 0.90）和儿童（r = 0.85）的照片吸引力进行评价时，结果表现出了较高水平的一致性。他们也惊奇地发现跨种族（r = 0.88）以及跨文化（0.94）的一致性。较有吸引力的成人被认为在工作上表现更好、更有社会吸引力、人际交往能力更强并且适应较好。他们还发现，这些人会得到他人更多的关注、更多的积极交互、较少的消极交互，以及更多的帮助（Langlois等，2000）。跟伊格利不同的是，朗格卢瓦及其同事把“与目标个体的熟悉度”这一变量加进回归方程中，但他们没有发现相关效应，而且被试的性别和年龄效应也都不显著。
他们认为，有吸引力的成人比无吸引力的成人会得到更积极的评价和对待，甚至是熟悉他们的人也这样，面部吸引力的效应是“强有力和普遍的”，包括最初印象和实际交互行为。这一研究群体认为吸引力是成人在许多生活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优势。这些研究者还着重提到几乎没有研究考察过，有吸引力和较无吸引力的个体展现出来的不同行为与他人对待之间的假定的因果联系。
外貌和社会交往
对他人的知觉和行为与对目标个体的知觉和行为之间的联系，我们很难弄清。尽管自我知觉研究文献具有复杂性，关于他人反应的研究现在被分为几块，包括印象形成的研究、他人对目标个体的评价、以及他人对目标个体的行为（Langlois等，2000），但仍没有研究尝试整合这些领域，并且这些研究领域间又常常缺乏概念上的联系。
在承认这些证据存在一些不足的同时，朗格卢瓦等人又尝试采用社会化和社会期望理论中的一些解释把他们的元分析结果联结起来。其中包括行为证实和自我预言实现理论，该理论在以前被作为解释性框架。朗格卢瓦和她的同事也认为从进化理论中发展出来的一些观点值得探讨。
社会化和社会期望理论的优点是它们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且人们在直觉上认为其具有吸引力。这些观点假定：首先，文化标准和体验影响着交互双方的行为；其次，社会刻板印象创造出了属于人们自己的现实。朗格卢瓦等人总结到，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人的行为受到外貌的影响。他们提出，有吸引力的人得到的他人期望不同于缺乏吸引力的人所得到的，并且他们还在文章中引用了一系列证据，表明这些期望的作用是不同的（Langlois等，2000）。然而，也有相对较少的研究对这些理论中的其他假设进行了阐述，也就是说，这些过程会促进目标个体的不同行为，然后目标个体开始内化这些评价，发展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和自我观念。有关自我知觉的研究文献为这一解释提供了一些支持；但很明显，这些过程适用于不同个体的程度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以社交中的注意机制为例，有些人似乎对他人的支持或反对高度地敏感，然而，有些人则拥有更强健的自我观，对接收到的这种类型的反馈担忧较少（Heinrichs和Hofmann，2001）。
尽管只有较少的证据支持了进化理论家提出的解释外表吸引力对他人行为影响的机制，但这些理论还是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各种进化论观共用的一个观点是，有吸引力的面部是一种生物学“装饰”，它向他人发出有价值的信息。彭顿–沃克（Penton-Voak）和佩雷特（Perrett）主张，一张有吸引力的脸就是一张“健康证”，表明了个体作为潜在配偶的价值。男性会寻求有吸引力的女性，并对她们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因为他们会认为她们可能是最合适自己的、健康的且有能力提供“高质量”基因给潜在后代的人。但是，女性则更强调未来配偶的“资源”而非其外表吸引力，期望富有资源的男性能够更好地为她们潜在的后代提供资源（Penton-Voak和Perrett，2000a）。
进化理论家提供了一些关于外貌研究的有趣的“争论点”，特别涉及了对外表吸引力的判断。在进化论的观点中，理想的男性雄性激素水平较高，因为那意味着力量和攻击性；较高水平的雄性激素会导致此人眉骨朝前，颌骨尺寸增加，面部和颊骨较低。女性的雌性激素水平以及生育力的相关假设可以由旁观者通过面部骨骼结构和嘴唇丰满度来评定。女性对男性的评价由于周期性偏好而变得更加复杂。彭顿–沃克和佩雷特还声称，他们已经确认女性在月经周期的排卵阶段偏爱更具有男性气质的脸，而在其他时间则偏好更具有女性气质的脸。此外，这些选择也受到寻求的关系类型的影响。当女性表达自己要选择长期伴侣时，其月经周期内的偏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只有当她考虑选择短期伴侣时才会有此变化。另外，弗洛斯特（Frost）发现在临近排卵期时，女性会偏好皮肤相对较黑的男性（这也是男性气概的标志）。
另一种来自进化论的理论是，我们早期的儿童经验和学习过程会影响我们以后的吸引力和性偏好，类似于鸟类中普遍存在的铭记机制。我们预测这些机制会导致我们偏好那些有家族相似性的个体作为潜在伴侣。在伴侣研究中较少有证据支持相似性和家族相像性，但是，虽然这是能够在茶余饭后活跃的一种理论，目前关于这一观点的证据顶多也只能用细微来形容。
伊格利等人喜欢用内隐人格理论作为理论框架来解释他们的元分析结果。从这一观点来看，刻板印象是作为一种知识结构起作用的，以帮助人们清楚他人行为的意义。刻板印象可以被解释为认知结构，其主要成分是个人属性（人格特质）以及推论性的关系，详细说明这些属性共存和共变的程度（在这里，推论性关系是指外表吸引力和个人属性的联系）。这些“内隐人格理论”是基于两种主要信息来源发展起来的。首先，直接观察有吸引力和无吸引力个体在社会环境里的气质和行为；其次，观察有吸引力和无吸引力个体暴露于其中的文化特征表现。伊格利及其同事发现，这种启发式的观点比之前戴恩提出的“美丽的就是好的”（Dion，1973）这种较概括的观点更有用，戴恩的观点推论吸引力与大量的积极特点的联系较强，而内隐人格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有些属性比其他属性与外貌的关联更强。
气质和行为上的差异真的能够归因于身体外貌吗？范戈尔德认为，吸引力与心理健康、社会焦虑、声望、性行为显著相关，但吸引力和社交水平、内控点水平或专心致志能力之间则没有显著的相关性（Feingold，1992）。尽管如此，朗格卢瓦已经指出，范戈尔德的研究主要是探寻心理测验的结果，而不是对实际行为的观察（Langlois等，2000）。
朗格卢瓦等人总结到，从他们的元分析可以看出，有吸引力的儿童比起其没有吸引力的同龄人来说，他们的行为表现更积极并拥有更多的积极特质，这些儿童会更受欢迎、拥有更好的心理适应及学业表现（Langlois等，2000）。这些差异开始出现的年龄我们还不清楚，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相关研究。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成年人会取得更多的事业成就，更受他人喜欢，其约会行为较多，以及会有更多的性经历；他们更外向，拥有更多自信和自尊，还有较高的社会技巧和较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尽管外貌研究者使用的方法有限，但我们很清楚，身体外貌对许多人的自我感知和行为产生了普遍深入的影响。罗森及同事通过对几百份私人记录进行综合分析，解释了外貌对适应影响的多面性，这些记录都是由学生和患者提供的关于其生活中的关键事件、一般体验和过程（Rosen等，1997）。作者将他们认为对身体意象紊乱有预测作用的因素分为19类，其中包括认知过程，如自尊和社会比较的发展；情绪反应，如对被接纳的感受或对拒绝的恐惧；生活方式因素，如参加锻炼；以及家族和同龄人的价值观及态度的影响，他人的反馈和实际体形。这些作用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它们受到个体的社会和文化情境、生活事件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社会影响
在铺天盖地的媒体出现之前，人类美丽的形象是通过美术、音乐和文学作品来传播的（Thompson等，2002）。弗里德曼从历史上探讨了关于美丽的理想标准已被浪漫化且解释为遥不可及的事情的证据（Freedman，1986）。然而，当代媒体却模糊了美丽的虚幻与现实之间的界线。精心处理的形象和电脑用多个模特的“最佳”特征所合成的形象被呈现出来，作为观众和读者进行比较的现实的、适当的标准（Lakoff和Scherr，1984）。接受这些形象的个体几乎没有这样的观念，即专业人员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大量处理，因此他们投资时间、金钱或必要的专业知识来达到媒体描绘的“外表”的珍贵机会较少。
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在西方化的社会里，社会因素对身体意象紊乱的发展和维持表现出了强有力的影响（Thompson等，2002）。在1997年《今日心理》的调查中，有3452名女性做出回应，其中23%的被调查者表示电影或电视明星影响了她们年轻时对自己身体形象的渴望，有22%的被调查者认可杂志中时尚模特为其带来的影响。
你只需粗略浏览一下各媒体宣传品（尤其是女性时尚杂志），就可以确认大众媒体通常赞同的那些不可企及的形象和标准。上百万人经常购买杂志，更多的人则从朋友、图书馆、等候室、美发室及咖啡店获取杂志。莱文和斯莫拉克报告说，68%的女大学生在阅读女性杂志后对自己的身体外貌感觉更糟。33%的被试表示时尚广告使他们对自己的外貌更不满意，50%的被试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像化妆品广告里的模特（Levine和Smolak，199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量的女性杂志以及越来越多的男性杂志的分类广告中发现的整形手术广告，也广泛使用了通过软焦点镜头拍摄的看上去很完美的模特，一些广告甚至描绘了同样漂亮的情侣，再使用异国情调的风景作为背景。这些广告向人们暗示，整形手术是人们获得相似的完美无瑕的外貌，以及美好人生和幸福未来的途径。
加纳发现，27%的女性和12%的男性总是或经常将自己与杂志上的模特进行比较，并且有28%的女性和19%的男性仔细研究了这些模特的外形。当研究者根据身体意象紊乱程度对被试进行分层取样时，对自己感觉不满意的女性中，43%的个体开始将自己同模特体形进行比较。对自己极度不满的女性中有67%的人报告说那些苗条的模特使她们对自己的体重感觉不安全，并产生减肥的想法；还有45%的人指出他们对这些宣传感到愤怒和怨恨（Garner，1997）。
电视是传播吸引力标准的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鞭辟入里的媒介。然而，比起观看电视节目，更重要的是观看的节目类型。海因伯格和汤普森给女大学生放了一段10分钟的商业短片，片子内容或是强调有关苗条和吸引力的理想标准，或是中性的与外貌无关。结果显示，观看那些强调外貌重要性的录像的被试比看其他录像的被试，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抑郁、愤怒以及对体重和整体外貌的不满。但并不是所有被试都存在这种反应。那些对身体意象不满意水平较高的被试表现出了不满意水平的增加，然而，身体意象不满意水平较低的被试在看了短片后，其不满意水平相对降低。而所有被试在观看了中性内容的录像后身体不满意水平都有所下降（Heinberg和Thompson，1995）。格罗兹（Groesz）等人根据对一些研究的元分析总结到，在看完媒体形象后被试身体意象更加显著地趋于消极，并且某些研究中，被试抑郁和焦虑水平都有所增加，这些被进行元分析的研究考察的是女孩和年轻女性在观看完理想化的媒体形象后对身体的满意（或不满意）变化（Groesz等，2002）。
关于对媒体信息易感性的差异，汤普森等研究者讨论了一种可能性，即只意识到和暴露于社会压力下也许不足以解释身体意象紊乱，并且人们在接受或“买进”媒体传播的理想标准的水平上是不一样的（Thompson等，2002）。汉弗莱斯（Humphreys）和帕克斯顿（Paxton）让106名14~16岁男孩看一些特定广告，广告中描绘的或是体形偏瘦的人或是运动型、有肌肉的人，也会让他们看一些非人物广告。尽管理想化形象对被试没有整体效应，他们先前的身体不满意水平可以预测对焦虑和体形评定的消极反应。观看广告前被试对理想化男性形象的较高内化水平预测了其身体意象和抑郁的消极转变（Humphreys和Paxton，2004）。通过使用女性作为被试，哈利韦尔和迪特马尔也发现，社会文化理想标准的内化对被试看完广告后的身体意象紊乱有较强的预测作用。他们在研究中对所描绘的女性模特的体形进行了调整，发现观看苗条（而不是平均尺寸）的模特会导致那些对追求瘦的社会文化理想标准具有高内化的女性的身体焦虑的增加（Halliwell和Dittmar，2004）。
汤普森等人指出，学界需要更多研究探讨那些成功地挑战这些信息者的性格特点，他们还指出，媒体影响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仍未被探明，我们也不知道接触媒体是不是身体意象不满和紊乱的一个病因，那些先前抑郁水平较高的个体，是否比他们抑郁情况较少的同伴选择接触这些形象的概率更高。直接归咎于主要的社会背景这一观点似乎是诱人的，但解释力却不足够。当前社会文化压力与其他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也应该得到解释，这些因素包括同伴和家庭的影响、认知过程如内化和社会比较趋向。
成年人对外貌不满的后果
廖西探讨了300名成人对外貌的担忧，确定了对外貌的不满意会让人从轻微的无吸引力感转变为受身体外貌的普遍深入的困扰。从这位临床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很难决定个体的认知、态度及行为会在哪个点上变为有问题的或病态的。她提出了一个目前我们还回答不了的问题：标准化不满和病态不满之间的界线在哪里？（Liossi，2003）
廖西同时指出，她的研究中对外貌高度担忧的被试会通过不同途径积极地尝试管理自己的外貌，如节食、锻炼和进行整形手术。奥格登估计，有95%的妇女在其人生的某个阶段进行过节食行为，大约40%的被试则一直都在节食。男性承认进行节食的比例要显著小于女性（Ogden，1992），然而，最近的报告称约25%的男性一直都在节食（Prynn，2004）。
据威尔科克斯估计，40岁以下的妇女中约有50%的人从事某种锻炼，他还报告说，不进行锻炼的妇女的身体不满意水平要高于那些活动较多的女性（Wilcox，1997）。唐纳森报告说，65%的男性表示他们进行运动是专门为了改善自己的体形和增加肌肉（Donaldson，1996）。福克纳的研究表明，对身体意象不满是男性进行危险性的外貌维持行为的较大的激发因素，这些行为包括过度锻炼和使用类固醇来增加肌肉量。福克纳同时发现，有迹象表明身体不满意水平较高的男性可能会比那些对自己身体外貌更满意的个体更容易采取较危险的性行为。
对外貌的担忧还会刺激许多人花费大部分的收入购买美容产品和其他改善外貌的“辅助性”产品。除去据称对男性和女性都有神奇功效（如“返老还童”）的护肤品和“魔力”饮料外，内衣专卖店还诱惑妇女和十几岁女孩购买令人眼花缭乱的紧身内衣，并且承诺所有这些内衣都能“促进”其身体形态的改进，包括美化小腿、大腿、臀部、腹部及乳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那些受宣传影响通过整形手术改善自己外貌的男性和女性的数量都已显著增加。霍尔（Hall）指出，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开始表达他们对自己面部特征的不满意，其中还包含了种族特征，如突出的鼻子或眼睛的形状（Hall，1995）。哈里（Hari）反映了在美国犹太裔、亚洲裔及非洲裔人群中出现的一种“准流行病”，这些人想改变自己脸上的某些部位以使自己更接近于西方的“标准”（Hari，2003）。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媒体上那些明星的崇拜似乎将他们引入了一个较极端的维度，许多整形手术的申请者都是受渴望看起来更像那些明星的心理驱使。为了使这项任务更容易些，两名美国整形外科医生，弗莱明（Fleming）和迈耶（Mayer）在1998年汇编并出版了一份清单，内容是在整形手术中要求最频繁的明星特征以及“拥有这些特征”的个体（Kemp等，2004）。在流行的MTV系列《我想要张明星脸》中，竞赛者争相进行各种整形手术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他们所喜爱的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