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本领域研究者的增加，研究经费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毫无疑问，大多数健康心理学家都会认为他们的专业领域受困于研究经费的不足。根据我们的经验，外貌研究很难获得经费支持，因为那些对研究议程进行有效管理的经费管理者也许认为这一领域没有优先权。当资源非常珍贵时，外貌研究就会有被推到一边、为其他更有“价值”的课题让路的危险。然而，我们相信只有提高外貌和缺陷研究的应用和学术价值，以及使投资者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程度和影响，才能吸引到必要的经费。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两难情境，但是我们希望这种情况得到改变。实际上，最近有一个消息让我们非常振奋，康复基金会（一个慈善组织）决定资助一系列关于外貌心理方面的研究，以便从根本上改善受影响个体的生活。
被试取样与招募
如果有人认为招募被试进行外貌相关研究应该很简单、没有麻烦，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外貌研究中的被试取样和招募常常出现问题，并且往往会遇到两个特殊的难题：招募方法和数量。
如果研究针对某个特殊人群，如青少年，那么会有丰富的被试资源。然而不论采取哪种招募方法，研究人员吸引到的有可能都是那些对自己外貌较感兴趣的个体。那些对外貌不太重视的“适应性强”的个体不太可能自愿参加。有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多种招募策略，以及继续考察能够促进研究工作的其他方法。
令人担忧的是，某些群体似乎比其他群体更难招募到。例如，外貌研究领域中大部分是被试女性（Schwartz和Brownell，2004）。一些研究者发现难以招募到男性被试（Wallace），有研究者（Dittmar，2001）推测说，这也许反映了男性不愿意谈论有关外貌和身体意象的话题。然而，弗里思和格利森指出，男性并不是大都沉默寡言，而是他们谈论外貌的方式不同于女性。例如，当研究男性着装时，被试会否认他们对于外貌的兴趣，但接下来却会描述他们是如何根据自己的身材来巧妙处理着装的（Frith和Gleeson，2004）。很明显，这给研究者提出了挑战，需要寻找某些途径来鼓励男性参与研究。
从不同文化和种族群体中招募被试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与外貌相关的研究都是在西方文化中完成的，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以及英语水平不错的国家，这是因为只有很少的标准化外貌测量工具得到了翻译。很少有研究会探讨来自不同文化和族群的人们的体验，而这一点又非常必要，因为缺陷、耻辱和羞愧感也许与文化有关（Papadopoulos等，1999b）。研究者需要从大范围种族群体中招募被试，并进行专门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外貌研究中心的研究不断重复地使用白人/英国人作为被试，尽管我们尝试从种族群体混居地的诊所招募更多被试，却依然无果。这使得我们认为，也许有其他因素导致这些种族的个体拒绝接受与外貌问题相关的诊所（例如一般整形和皮肤病诊所）。这可能是因为某种他们没有提到的原因，或者是他们并未寻求与外貌担忧相关的帮助。很明显，这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我们需要通过其他方法接触到这些个体，甚至需要借助反对卫生保健系统的社区领导人的帮助。
学生样本
太多的现有研究依靠学生样本，特别是在考察无可见差异个体的外貌和身体意象，以及身体意象测量方法的发展时。现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需要其他区分和联系被试的方法。例如，哈利韦尔和迪特马尔展示了他们通过滚雪球抽样法，用电子邮件招募到了202名大范围人口统计学变量的非学生女性被试，来研究媒体广告对身体焦虑的影响（Halliwell和Dittmar，2004）。
对有可见差异者的招募
研究者招募那些外貌与通常的“标准”有所差异的被试并不容易。由于实践、后勤和道德方面的原因，对特殊病情被试的招募通常是通过相关的国家、地区或当地的支持组织（Cochrane和Slade，1999；Papadapoulos等，2002）、医院或诊所（Beaune等，2004；Fortune等，2005；Hughes，1998；Kent和Keahone，2001；Thompson等，2002；Wahl等，2002），或者两者的结合（Hill和Kennedy，2002；Moss和Carr，2004a）进行的。这些方法有助于我们获得研究的目标群体，但通过医院或支持组织来招募被试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它使研究局限于那些与卫生保健专业人员联系和/或正在寻求某种干预或支持的个体，这会导致强调外貌改变情形的严重阶段（Thompson和Kent，2001）。第二，它可能影响个体与这些组织联系的心理社会变量（例如，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对心理社会适应水平产生影响。休斯描述说，他在与先天性缺陷个体接触时存在困难，因为外科医生担心在医疗中引入一个研究因素会破坏医患关系（Hughes，1998）。这表明如果医院是招募被试的唯一来源，而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又是招募被试的把关人，那么被试招募就会存在问题。
我们现在对那些有可见差异却没有寻求治疗或支持的人几乎一无所知。这一群体可能包括那些被认为“适应良好”的人。由于最近对复原力和积极后果的强调（见第5章），该群体将成为未来研究的焦点。研究者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确定获取这些个体的合适方法，可能是通过广告、媒体或滚雪球抽样法。例如马丁和纽厄尔成功地通过医院诊所和媒体招募到了366名被试，来研究针对可见差异个体设计的《医院焦虑和抑郁量表》（HADS）的因子结构（Martin和Newell，2004）。
由于可见差异在影响范围、病因、严重性、位置和持久性上的多样性，通常本领域研究使用的都是小样本。例如帕帕多普洛斯与同事在对认知行为治疗（CBT）干预进行评估时，只使用了16名被试（干预组和控制组各8名）（PaPadopolous，1999a）。尽管这已足够满足统计上的需要，研究者还是常常因小样本带来的结果不显著、心理问题和心理机能失调的水平低以及方法上的缺点而被指责（Eiserman，2001）。这意味着尽管问题已经呈现出来，研究人员却因研究方法和测量工具不适合或不恰当而无法被检测到。另一方面，有可能因为这些问题并没有被高度体验到，甚至在大样本研究中也是如此。研究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最好地检测出能够区分那些有或没有这种痛苦体验的个体的因素，并为痛苦体验的个体提供合适的支持。
由于被试招募普遍存在的困难，可能存在较罕见的病症被忽略的危险，招募患有这些病症的被试尤其困难。例如，据估计，葡萄酒色斑患儿在3000个婴儿中才会出现一个（Sheerin等，1995），硬皮病的发生率是1/5000（Joachim和Acorn，2003），特雷彻·柯林斯（Treacher-Collins）综合征的发病率少于1/25000（Beaune，2004），因此，获取大样本可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然而，患有罕见病症患者的高反应率却表明他们有很强的动机，他们渴望有人了解自己的心声。研究者会因为被试乐于参与而感到惊喜，特别是如果他们感到有关外貌的问题通常被忽略时。例如，瓦莫斯（Vamos）报告说，与通常生物医学治疗将焦点集中于生理疼痛和功能相反，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很高兴看到他们病症的外貌方面受到关注。无独有偶，外貌研究中心成员在诊所环境下完成的研究通常也得到了特别高的反应率。例如，具有外貌担忧的门诊病人的反应率是86%（Rumsey等，2004）。要求被试以相当程度参与的研究，也获得了较好的反应率。例如，在一项关于进行乳房重塑手术的妇女体验的前瞻性研究中，有72%的被试参与了每年三次的数据收集（Harcourt，2003）。同样，烧伤患者的招募通常被认为是困难的，但是，如果花一定的时间与病人发展和维持良好和谐的关系，在数据收集时间上保持一个弹性的方法，那么也会有大于66%的被试参与关于这一群体心理社会需要的详细调查（Phillips）。我们用这些例子进一步说明外貌与许多患者群体相关，尽管针对这类敏感问题进行的研究会让人不安，但被试还是乐意并渴望参加的。
多中心研究
增加样本数量的一种可行方法就是采用多中心研究。例如，一项研究考察了前往布里斯托、伦敦的15所门诊诊所的病人，探讨了有外貌改变情形的458名患者的痛苦水平（Rumsey，2004）。布里斯托的外貌研究中心成员与美国研究团队的持续合作性研究，使得研究人员能够考察患有不同颅面病症的青少年的生活质量；同时，我们与在伦敦、谢菲尔德、布拉特福德和沃里克的同事的合作，也使得我们能够招募到超过1500名患有各种导致外貌改变病症的被试。但问题是，从不同地方招募来的被试的报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伦敦诊所进行外科整形手术的病人与在布里斯托的病人相比，呈现出异常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Rumsey，2004）。对于被试报告、体验和心理社会健康水平上差异的原因，我们只能进行猜测，但这反映出医疗系统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对外貌问题的态度的差异。虽然多中心研究确实可以通过定量比较来确定最适当的护理方法，但需要每个采集点的样本量都足够大以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