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外貌可以提供信息以便人们做出是否美丽的判断，以及相互吸引力的初步评价这一认识外，认为可以从面部看出个体性格的观念也由来已久。许多伟大的作家都赞同这一观点，包括西塞罗（“面部是灵魂的表现”）、莎士比亚（“没有任何艺术能够发现面部蕴藏的思想结构”）和奥斯卡·王尔德（“只有肤浅的人才不凭外表判断他人”）。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对面部进行客观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总结道：“前额小的男人变化无常，如果是圆的或者是突出的，那么这个人是个急脾气……目不转睛的注视表示其厚颜无耻、优柔寡断，招风耳表示此人喜欢闲聊并且喋喋不休。”（Burr，1935）在18世纪，一位瑞士牧师约翰·拉瓦特写了一篇关于人相学的著名论文，他认为鼻子代表着味觉、敏感性和感觉，嘴唇代表温和、愤怒、爱情和仇恨，下巴意味着淫荡，脖子代表灵活性和真诚。他还对外貌与善良之间的对应关系做出清晰的描述：“精神最崇高的人最美，道德败坏的人最丑陋。”维多利亚时期的人自认为是面相专家，他们根据头部的形状判断个体的道德品行和人格类型。维多利亚女王公开对她子女的头部进行测量和分析（MacLachlan，2004），在19世纪，坎珀直接通过鼻子的角度来测量人的智力（Bruce和Young，2001）。高尔顿（Galton）对罪犯的面部特征产生了兴趣，并对罪犯的照片进行了研究。他将这些人的长相描述为“像恶棍一样”，并声明“让人不开心的是，罪犯的不同犯罪类型已经与他们的长相确立了关系，这是对现代文明最令人悲伤的破坏”（Galton，1883）。他还进行了深入的工作，对不同罪犯的照片进行合成，据说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合成照片“帅得令人吃惊”（Perrett和Moore，2004）。法国犯罪学家龙勃罗梭（Lombroso）建议将所有人分为“罪犯”和“非罪犯”两种类型（Bruce和Young，1998）。他声称那些天生犯罪人（即生来就是罪犯的人），其面部大都不对称，前额窄而倾斜，眉毛突出，牙齿不整齐。龙勃罗梭认为，为了降低犯罪率，那些看起来像罪犯的人都应该被抓捕。为了帮助政府，他甚至提供了一系列表示“犯罪类型”的图片（MacLachlan，200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大屠杀之前采取了诬蔑运动，将犹太人描绘为“丑陋、邪恶的人”。在广泛发行的卡通画中他们也把犹太人描画成弯腰驼背、贪婪成性、长着巨大的鹰钩鼻子的人（Lovegrove，2002）。尽管在当代社会中，很多地区的人都自豪地认为他们不再接受以外貌为基础的种族偏见，但是在非洲，为了有计划地准备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胡图州广播电台大肆宣传图西族人道德败坏、身有残疾（Lovegrove，2002）。
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些理论都不可信。然而，将外貌和人格联系在一起的民间传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以貌取人的现象即使在今天依然普遍存在，有些人会认为红头发代表此人脾气火爆；小眼睛表明此人不值得信任。一次在书店闲逛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本《相面指导全书》（Dee，2001）。这本书介绍了看相的艺术，指出面部、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的形状能表明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如果一个人的鼻子是弯的或坏掉的，嘴唇歪斜或扭曲，眉毛有瑕疵，据说此人的命运就很坎坷。某些传媒巨头也对外貌与人格有关的荒诞说法负有责任。以迪士尼卡通人物为例，他们的外貌变化主要取决于角色是“好人”（大眼睛，对称的脸型，苗条的身材）还是“坏人”（阴沉的面部特征，有时还有伤疤）。尽管这些证据相互矛盾，我们还是认为外貌与内在性格之间有根深蒂固的联系。
多年以来，心理学家一直试图归纳出这些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西科德（Secord）向被试展示了两个虚构人物的“个人”语词描述清单。两张清单是一样的，除了将“诚实热心”换成“暴躁残忍”以外。被试通过在七点量表上对32项身体特征进行评定，描绘出他们期望两个人物所拥有的外貌。西科德发现，因为人格清单的原因，32个项目中有25个项目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这些被试将“诚实热心”的个体描绘为只具有“一般”特征（例如，鼻子的宽度为中等），而将“暴躁残忍”的个体描绘为具有不寻常的特征（例如，鼻子的宽度非常窄或非常宽）（Secord，1958）。
在1972年，戴恩（Dion）和她的同事也重新开始面相术的研究，他们发明了“美丽的就是好的”这一短语来解释他们的研究发现，即人们认为他们判断为有吸引力的个体拥有更令人喜爱的人格特质和个人特点。伊格利（Eagly）和他的同事将元分析用到外貌吸引力和相关刻板印象的研究结果中。他们发现，那些被认为是富有吸引力的人，往往也被认为具有更高的社交性、更富有社交技巧，有更好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的性兴奋水平并且更有主见。然而，评价也不都是好的，他们认为有吸引力的个体并不会对他人更关心，或者性格更好（Eagly等，1991）。范戈尔德（Feingold）研究了与外貌有关的个体行为，报告说越是具有吸引力的个体，越拥有良好的社交技巧和更多的同性朋友。此外，他们还表现出较少的孤独感和较低的社会焦虑（Feingold，1992）。然而，外表吸引力和其他人格特点包括社交性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性。
库克（Cook）要求被试根据学生的照片对其智商进行评估（Bruce和Young，1998）。结果显示，被试的评分与学生的实际智商（IQ，Intelligence Quotient）水平或学业成绩完全无关，但是被试的评估却具有高水平的一致性，他们普遍认为较高的智力与更对称的面部特征有关，与严肃的表情和整洁的发型有关。许多最近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谢泼德（Shepherd）总结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我们能够准确地从面部判断出个体的智力（Shepherd，1989）。伊格利和他的同事们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当前文化并未将外貌和智商紧密联系在一起（Eagly等，1991）。
布尔（Bull）和同事们也证明，根据面貌做出的判断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尽管这些判断并不准确（Bull等，1983）。在实验中，通过向被试呈现保守党和工党政客的正面照片，研究者发现他们在政治倾向上的评定具有一致性，但与个体真正的政党从属并没有相关性。那些被判断为保守党的政客被认为比工党政客更有吸引力、更聪明、社会地位更高。这一结果并未随被试的政治倾向而变化。
尽管在迫于压力的情境下，我们承认个体本身的信息远比其身体外貌所展现的信息还要多，但我们还是会不自觉地、不加思考地对人产生刻板印象。我们的文化追求对完美身材的沉迷展现于每一个杂志、广告牌、电影和电视节目中。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不断地对个体的人格、智力和众多心理特质做出快速且不准确的判断——通常会同意他人的那些与面部有关的决定，如使面部看起来更有或更不具有吸引力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