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貌担忧领域的研究，无论是关于可见差异者还是关于广大公众体验到的外貌担忧，都主要集中于其消极体验，强调所经历的问题的负面影响。然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例如在英国，在对唇裂和腭裂协会成员进行的一项调查中，70%的被试报告说，唇裂和腭裂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积极结果（Cochrane和Slade，1999）。施特劳斯提出了一个问题：尽管文献证明有颅面病的人面临着大量的挑战和问题，但是，为什么其中有些人还是成了对社会有贡献的富足的人？（Straus，2001）很明显，虽然缺陷有可能控制当事人的生活，但大部分人能良好应对。近几年来，重视积极体验的人数不断增长。这一趋势产生于不同的来源，其中特别明显的贡献来自某些有缺陷的个体，他们认为过分强调缺陷的问题和困境没有益处，因为这种观点是病态而消极的；同时，英国和美国的外貌研究者也已关注如何解开影响适应的复杂因素之谜多时了。
病理学取向的选择
在解释适应的个体差异时，关键是要确定哪些保护因子能够对增强或削弱的外貌担忧起到缓冲的作用，并且要找到容易使个体受到有关外貌的社会和文化压力伤害的诱因。不了解适应的复杂性，我们就无法积极应对，为卫生保健举措提供有益的帮助。艾塞尔曼认为，我们也有道德义务考虑缺陷个体生活中的积极方面。他指出，在制定政策和保健（措施）时不应只基于存在的问题，应该平衡考虑可见差异者的生活（Eiserman，2001）。对研究中使用的测量工具问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争论。大多数现有量表都可以被看作消极的，它们集中于心理不健全和功能紊乱方面。外貌研究中心的许多研究者对使用这些量表感觉到不自在，因为他们认为被试在回答问题前没有感觉到抑郁，甚至很可能在调查结束时才感到了抑郁。可见，将积极和消极体验都包括进去的研究焦点使得我们需要发展更平衡的新型测量工具。
由于可见差异者和普通人的体验有相当高的一致性，本章会适当地同时考虑影响这两个群体的复原力和痛苦的因素。这样做所产生的一个吸引人的附带结果是，能够将那些可见差异者的担忧置于主流人群对外貌担忧和不满意的“标准”水平，而不是将有可见差异者区分为一个独立的“异常”群体。
增强复原力
为了尝试解释有可见差异个体对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的缓冲过程，一些外貌研究者将注意集中于“复原力”（resilence）这个特质。库珀（Cooper）将缺陷情境下的复原力定义为“增加自信以应对社会和心理压力的能力”，或是“承受打击、直面挑战，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相信自己的能力”（Cooper，2000）。布拉德伯里（Bradbury）发展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概念，他将复原力类比作围绕个体的一种力场，它可以作为一个“防水层”，将来自他人的消极反应和无处不在的夸大外貌美丽的媒体信息毫无伤害地反弹回去。
尽管我们对复原力有一个普遍的认识，但对复原力的构成成分却有很多种不同的描述。穆拉迪安（Mouradian）将复原力的“基本”成分概括为积极的自我理念、有效的社会技巧和社会支持，在她看来，这些因素可以将对颅面异常适应良好的个体和那些体验到更多削弱性问题的个体区分开来（Mouradian，2001）。在对面瘫者进行的8个系列电话访谈中，迈耶森（Meyerson）确定了影响复原力的因素，包括：家庭支持、理念、幽默、自我感觉、特殊技能、决心和社会网络（Meyerson，2011）。在一个未公开发表的、对8个被试进行的定性访谈研究中，赖特（Wright）确定了积极应对的三个主要方面：“弹性人格”（包括自信、高水平的社会性、良好的幽默感以及面临挑战的易患病体质）；来自家庭和朋友的高质量的社会支持，强调常态而非差异；有效的社交技巧。她发现，从具有先天缺陷或后天缺陷的个体中获取的复原力的成分没有显著的差异（Wright，2002）。
关于身体意象，汤普森等人对解释个体差异的变量做了一个权威的综述，这些变量包括大量的社会因素、人际影响因素（如同伴、父母和陌生人），以及行为和自我认知加工因素（Thompson等，2002）。
根据来自普通人群样本的数据，卡尔提出了对低水平的外貌担忧有贡献的四个自我系统方面的因素，即高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功能性”应对策略（卡尔认为其包括乐观的归因风格、有效的社会支持、积极使用冥想和放松、锻炼、问题解决的认知策略、重构和分心）、“适应性防御机制”以及指向未来的人生观（Carr，2004）。卡尔还提到了特质理论，他认为根据大五人格的积极适应性可以确定出高复原力的人格：外向性（有较好的社会适应和成功的人际关系）、高水平的情绪稳定性（良好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经验开放性（与创造性和专心致志有关）、宜人性（与利他主义和良好人际关系有关）、尽责性（预测学业和职业表现）。卡尔推测这种人格类型与神经生理相关，他同时也概述了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Carr，2004）。
本领域的工作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可能对许多还未涉及的问题感到困惑，例如，复原力到底应该被看作一种人格特征、应对策略还是一种资源？它是否可以遗传？哪些方面可以传授或是可以后天获得？这一极有发展潜力的领域需要更多的投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也得到了相当丰厚的回报，许多人认为至少某些相关技巧是可以后天学习的，并且/或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英国慈善组织“改变面部”，就急需研究来报道其工作。这一慈善团体的主要目标就是为寻求帮助的个体提供三种类型的复原力：
◆行为复原力（成功与他人交互以及处理他人对可见差异反应的能力）；
◆认知复原力（以支持性和积极的方式使用自我交谈的能力，不断挑战自己关于“长相异常就意味着二等公民”的假设）；
◆情绪复原力（对自己感觉良好并且能够成功应对困境的能力）。
但是，在我们都追随流行的“复原力”研究之前，还应该考虑问题的另一面。太关注对某种特殊复原力的渴望是否有潜在危险？这一取向可能使转变者（及适应良好者）产生一种价值评判，即有压力的人应采用特定的方式应对，如果没有达成这种积极的适应，可能会导致他产生负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