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小鼠的故事》里看到，小鼠和人的主要差异来自对可用工具箱中遗传程序的不同选择。对于多细胞生物来说，这种选择差异在形成不同分化种类的细胞时显得尤为重要。让你的神经细胞不同于肝细胞、肌细胞不同于皮肤细胞的关键，不在于DNA命令集本身，而在于哪些命令被启用或停用。与小鼠和人的例子不同，这些细胞之间并没有遗传差异，基本上它们有着完全相同的DNA。它们的差异是属于“表观遗传”（epigenetic）的——位于基因组之外。这一现象早在DNA被发现之前就为人所知，“表观遗传”一词就是康拉德·沃丁顿[171]于1942年提出来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如今流行的观点是把它鼓吹为某种出乎意料的现象，甚至称它可能颠覆我们传统上对遗传学的认识。媒体一知半解地惊呼，“新”研究表明环境可以影响基因的表达和关闭。哈，环境当然有影响！胚胎发育全指望着这一点呢！环境的影响不只是细胞类型的转变。跟成天歪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懒鬼比起来，健美运动员的肌肉里应该有一系列不同的基因得到表达。基因本来就应该对外界刺激做出响应，无论该刺激是胚胎在发育过程中接触到的激素，还是成年人受到的外在影响。20世纪60年代早期，弗朗索瓦·雅各和雅克·莫诺[172]对细菌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从此之后基因对环境的响应就不再是新鲜事了。不过就算在此之前，这难道不也是显然的吗？
表观遗传学还延伸出一种更富争议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基因调用的模式可以传递给下一代，即代际表观遗传（epigenetic inheritance）。我们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父母的性状特点传给后代，所谓“铁匠把他强健的肌肉传给孩子”这种拉马克式的观点在现代得以复兴[173]。人类心理中似乎有某种东西使我们乐于接受这种灾难性的观点。之所以说它是“灾难性”的，是因为这意味着铁匠的儿子还会继承他父亲的瘸腿、脸上的伤疤以及政治观点（不论是何种倾向）。我们当中的大多数都会庆幸自己没有继承父母的全部获得性状（acquired characteristics）。重新开始具有非凡的意义。
不管怎样，如果把“代际表观遗传”定义为包括身体内部细胞之间的遗传，那它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肝细胞总是分裂成肝细胞，肌细胞总是分裂成肌细胞，尽管它们的DNA都是一样的。如果同样的代际表观遗传也赋予后代新生的躯体，那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有些间接的证据表明，母亲的饥饿经历会对儿女甚至孙辈产生影响。若是卵细胞里的化学物质携带着母亲的表观遗传印记，这也许不算太出乎意料。但在某些故事里，这种印记实在强得令人难以置信。最近有实验称，经训练而畏惧某些特定气味的雄鼠会通过精子把这种恐惧传递给后代。实验结果也许是可靠的，但“不同寻常的主张需要有不同寻常的证据”[174]。
我们应该指出，这种代际表观遗传效应若要获得与真正的突变媲美的进化意义，那它必须不仅能影响到孙辈那一代，还能无限制地传递给更遥远的后代。实际上，就这种效应表现出来的强度来看，它似乎用不了几代就消亡殆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但凡看到适应性的进化现象，就会认为它来自达尔文主义自然选择对DNA序列的影响。事实上，我们所知的所有表观遗传都受到基因组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形成多细胞躯体所必需的细胞遗传。与之相反，关于亲代和子代之间代际表观遗传的那种伪拉马克式（pseudo-Lamarckian）的例子显得无关紧要，却有让我们偏离更重要的思想的危险。刚才我们说一切适应性的进化现象都是基于DNA的，但对于人类来说这并不成立。我们会把一些获得性状以思想的形式传给后代，如果说存在非基因遗传（non-genetic inheritance）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例子。作为信息传递的另一种形式，这是我们文化的根基，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人类跟地球上其他物种的区别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