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发表关于“四大发明”的言论引起巨大争议。
事件的起因源于在课程QQ群“创新的本质2019”中，郑文锋和学生讨论论文选题时产生争论，提及“四大发明在世界上不领先”、“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有学生将对话截图发到了互联网平台，引发更大的舆论漩涡。电子科技大学之后则发表声明依据相关规定，认定郑文锋有师德失范行为，取消其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期限为24个月。
不少网友对学生的举报行为及校方的粗暴处理感到愤怒。学生是否可以举报老师？学校对郑文锋的处分是否妥当？这到底是学术规范问题还是道德修养问题？“光明网”“央视网”“侠客岛”等媒体刊发评论，呼吁让争议回归学术。
“光明网”刊发相关评论。
但在这些质疑之外，自然也有众多支持的声音。为什么即便是举报告密这么恶劣的行径，仍然获得不少网友的声援？背后的社会心理值得揣摩。
今天我们试图从科技史的角度去回看“四大发明”的争议，以及背后的辉格科技史观。19世纪英国涌现一批辉格主义学者，因服务于辉格党（英国自由党的前身）的政治利益解释历史而得名。他们相信历史进步，简单化处理世界，被命名为辉格式史学家—— 急功近利地追求现代化，酷似科技领域的辉格史观。正是简单化的标签与对现代化的盲目追求，造成了一种弥漫世界的科技焦虑。在作者看来，举报的学生，多多少少带有科技焦虑，其实大可不必——科技应当是服务于人的，而非人服务于科技。
撰文 | 柳展雄
忒修斯之船式的四大发明
如何看待“四大发明”的争议？
一开始，学界没有“四大发明”之说，有的是“三大发明”。
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1501—1576)说，“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发明”。然而这位数学家人微言轻，提出“三大发明”后没产生什么反响。
过了半个世纪，英国思想家培根才把“三大发明”发扬光大，他的本职为政治家，钻研学术是业余博学的兴趣爱好。培根历任首席检察官、枢密院顾问、掌玺大臣，1620年撰写《新工具》。
《新工具》里写道：“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可惜，培根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三大发明”来自何方，是不是中国发明创造的，也没有深入考证“三大发明”在各国的传播路径。
写完著作的第二年，培根的仕途急转直下，他遭到贪污受贿的指控，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不得任官职。这种情况下，没有心思再去想“三大发明”的问题了。
培根之后，马克思也曾肯定了 “三大发明”的重要性（1844年），但也没有考证“三大发明”的来龙去脉，两个世纪之间，也无其他学者详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可以确认的是，“三大发明”的说法在英国民间流布，随着鸦片战争通商开放，传入到清朝。
古代司南（指南针）的“复原”模型，学界有争论认为天然磁性材料制作的勺形指南针，并不能正常运转，也未曾见实物。
西方人来华后，惊讶地发现欧洲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跟中国的如此相像，认定中国就是原产地，而且还把造纸术加入行列，正式形成了“四大发明”。1876年在华生活已久的英国报业人士亨利·贝尔福兴奋地写道：
“人类文明还不到两千年的历史时，中国人就拥有火药、印刷术以及水手使用的罗盘。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我们理应授予他们应得的荣誉: 他们在四千年的历史中，获得了我们称之为四大发明的胜利。”
1884年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考察中国，独立研究，得出相同的结论，写入著作《中国的宗教》。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没能察觉到变化，依然沿用了“三大发明”的说法。1910年代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有5本谈及三大发明，十年后仅有两三本。1933年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终于出现了“四大发明”的名目，后知后觉的知识分子大规模推广新说法，1935年后“三大发明”从历史教科书消失殆尽，没有留下痕迹。
此时正值日军侵华威胁严重，四大发明多多少少带有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意味，1943年李约瑟应重庆国民政府的邀请，向抗战军民宣讲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有意思的是，当年汉学家艾约瑟创造“四大发明”，是跟日本比较的，他指出日本文明远远落后于中国：“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
1954年李氏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郑重其事地宣布“中国在公元3到13世纪时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学者详细研究古代科技的起源、发展、传播到外国的过程，但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他三项发明一直伴随诸多质疑。
《中国科学技术史》1976年版
近年学界研究深入，北大教授辛德勇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说：雕印梵文者在先，汉文在后，印刷术的源头来自印度，有文物梵语陀罗尼经咒为证。公元六世纪印度、中亚的佛教徒雕版印刷佛经，技术传入中国后，印刷范围向中国本土信仰和民间日用书物等扩展，最后才至儒家典籍。
造纸术、罗盘和火药是中国人的原创无疑，但也经过了阿拉伯人、欧洲人的改造，很难说完全是某一国人的贡献了。正如同一个哲学问题：忒修斯船上的木板被逐渐替换，经过不间断的维修和更新部件，所有的木头不再是原来的木头，到最后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忒修斯之船？
现在很多人持“四大发明为假”论，传播一些标题为《揭开XXX真相，原来我们上当了》的文章，而另一边自然也有人主张四大发明贡献巨大，不可侮辱。双方都信任马克思的论断：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但如何看待“四大发明”对欧洲产生的影响？封建骑士的没落有众多因素，不能简单归因于火药的发明运用。骑士很早就抛弃城堡生活，跟市民一起住，原因很简单，城堡按照军事需要来建造，不适宜日常居家生活。在采光、取暖方面，城堡并不舒适，简直像是囚犯住的，后来确实有部分城堡改造成了监狱，大名鼎鼎的伦敦塔、巴士底狱即是如此。
应当说，对封建制度最致命的一击，不是火药，而是价格革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美洲金银输入西欧，造成通货膨胀，中小贵族普遍破产。
印刷术推动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个结论似乎牢不可破。然而法国出现了反常的现象，天主教教会组织最发达的地区，大众知识水平最高，教会不活跃的地区，识字率随之降低。在辉格史观里，天主教是愚昧落后的势力，跟猎杀女巫、宗教裁判所、迫害伽利略联系在一起，何以会促进社会进步？事实上，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为了挽回信仰流失，提高信徒的教育程度，各类兄弟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奋起直追，竞相开设学校。西欧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德语天主教地区和新教地区的识字率不存在太大差距。
技术辉格史观的陷阱
近代化过程，是“科学/迷信”的二元对立吗？
技术是中立的，进步人士可以用印刷机，天主教也会运用印刷机。保守派宣传自己的思想，捍卫旧制度。现代知识分子有种过分自信的乐观心态，19世纪英国涌现一批辉格主义学者，因服务于辉格党（英国自由党的前身）的政治利益解释历史而得名。他们相信历史进步，简单化处理世界，把天主教贴上反动标签，把新教贴上进步标签。盎格鲁萨克逊人是天生的自由民族，自《大宪章》起就有了民主的种子，既然如此，光荣革命与辉格党的执政水到渠成，符合历史潮流。
特里维廉的《1688—1689年的英国革命》和麦考莱的《英国史》都秉持了这种思想。1931年学者巴特菲尔德出版《历史的辉格解释》，正式把他们命名为辉格式史学家。
“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迷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急功近利地追求现代化，酷似科技领域的辉格史观。五四运动的“赛先生”是焦虑和乐观融合的产物，西化派痛感于中国落后，把科学当作一剂灵丹妙药，自信满满地认定科学能够医治国情，如果不见效果，西化派又恼羞成怒，怪罪民众愚昧，不肯听话吃药。
知识分子把晚清以来的近代化过程，简单化处理为科学/迷信的二元对立，在技术遇到阻碍的情况下，他们第一反应责备愚民大众，而不考虑其他现实的因素。
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义和团拆铁路，经过西化派的反复批判，义和团成为封建愚昧的代名词。实际上拆铁路的最大原因是经济动力，原本从事水陆运输的船民、纤夫，失去了工作，谋生困难。新建起来的铁路车站岗位优先招收教民，反过来加剧平民对洋人、洋教的仇恨。
纵然是因迷信无知而敌视铁路，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很常见，铁路引入到日本后也有普通群众反对。他们把铁路看作基督教世界的黑魔法，不该让它来到“天照大神的纯净土地”上。关于铁路的谣言传说，又跟日本本土的鬼狐迷信结合起来，村民们说，那些因为铁路而失去家园、生命的小动物，化身鬼魂，报复铁路工人。
欧洲文明也有顽固守旧的一面，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六敌视现代科技，阻挠城内修建铁路，他驾崩后，罗马人编了一个笑料：教皇去天国之门的途中走得两腿酸痛，向圣彼得抱怨，并且问前面的路还有多远，圣彼得回答：“当初你要是修一条铁路，现在早就到天堂了。”
《历史的辉格解释》， [英]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著，张岳明 / 刘北成 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12月版
鲁迅贬斥“人血馒头”，西方存在同样的迷信，德国人相信死刑犯的血可以用来治病。姑且不说巴尔干、东欧等落后地区，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直到19世纪末，仍有巫鬼活动，民间用神父祝福的圣水来辟邪，吉卜赛人在大街小巷贩卖符咒。1887年法国中北部地区的一对年轻夫妇听信巫师的话，杀人驱魔。
晚清民国知识分子怀有科技焦虑，夸大民众的蒙昧程度，仿佛是本国才有的毛病。他们片面强调民众无知的一面，夸大传统文化的阻碍，凸显出自身的高明，这也是其他国家西化派的惯常做法。
1574年， 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三世建造一座首都天文台，六年后因宗教领袖的反对而拆毁。凑巧的是，同时期第谷·布拉赫在丹麦修造了第一个现代标准的天文台，欧洲人得以制定出最精确的天体运动表，终结了“地心说”。近代土耳其的世俗派知识分子经常举这个例子，来强调伊斯兰文明跟科学精神的冲突。历史学界进行严肃考证发现，伊斯坦布尔天文台原本用途为占星，预测凶吉，跟天文学关系不大。
土耳其、阿拉伯的近代化转型中，部分宗教开明之士，接受牛顿物理学、达尔文进化论，调和西方现代科技跟传统文明之间的分歧。土耳其的赛义德·努尔西(1876-1960年)告诉信众，科学是解读宇宙的语言、探索真理的工具，古兰经能够兼容并蓄欧洲科学。印度的赛义德·艾哈迈德汗(1817～1898年)研究物理学，得出结论：自然界处在不断运动之中，天体运行、人的生老病死皆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艾哈迈德汗鼓励穆斯林学英语，了解西方，斥责苏菲派等门派消极避世，因循守旧。如果宗教改良路线能实行，那么西化路线的合法性受到动摇，接下来的事件发展就很顺理成章了，努尔西遭到凯末尔的软禁，著作遭到封杀。
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因为科技焦虑感，往往变得激进，从文化上寻根，认为中国、印度、阿拉伯文明骨子里缺少科学精神，只有西方文明（尤其是新教国家）才能诞生现代科学。尼尔·弗格森等学者一味鼓吹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先进性，把新教、民主与科学捆在一起，绑定出售。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 [美] 马丁·威纳 著，王章辉 / 吴必康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
如果有耐心寻找，那么从英国也能找到不少贬低科学的言论，而且说话的人不是什么底层愚夫愚妇，都是些有文化、有教养的体面人。
蒲柏写了纪念牛顿最有名的诗句：自然和自然的法则在黑暗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都被照亮。其实他还写过贬抑牛顿的句子：“人类理性最有益的目标是人性，而不是天文学”，“比起计算行星之间的距离和它们旋转的次数，校正真实的人性和善恶的标准更为重要”。
诗人威廉·布莱克说：我相信500个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灵魂，才抵得上一个莎士比亚或者弥尔顿。对比下晚清守旧派的名言“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两者有多大的区别呢？
不列颠乡村绅士厌恶铁路现代文明的程度不亚于义和团，轻视理工科教育，完全不像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生物学家、达尔文学说最有力的宣传者赫胥黎，有次在牛津访学，他跟一个成绩优秀的文科生共进午餐，结果对方居然不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
学术著作《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专门整理了上层人士的反工业反科学言行，从维多利亚时代一直延续到冷战，史不绝书。如果只抓住这一面，忽略其科技发达的一面，完全可以把英格兰塑造成愚昧落后的形象。
从焦虑到愤怒
弥漫世界的“科技焦虑”，其实大可不必
实际上，18世纪西欧的人文艺术受明清文化影响很大，号称“中国风”（Chinoiserie）。
英国出现了江南苏杭风格的园林，建筑师布置叠石、假山、山洞和拱桥，营造出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和西方的几何式园林布局对比，别有一番韵味。英王乔治四世的布莱顿行宫内，宴会厅的装潢以石青、朱砂、帝王黄等中国古典用色为主，各个房间摆放乾隆花瓶、漆盒和折扇。
中国元素无处不在，进入欧洲的缪斯殿堂。法国的纺织工们在挂毯上面，织出中国龙、狮子和凤凰的图案。提香的画作《诸神之宴》里，希腊诸神手上端着中国明朝的青花瓷碗。
欧洲的市民家庭用着中国的瓷器，模仿中国的饮茶习俗，一些科技史学者提议把四大发明替代为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瓷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还配合策划了“奇迹天工”展览。
《诸神之宴》
18世纪流行的“中国风”是铁板钉钉的文化输出，能经得起质疑。但是普通人觉得这些东西含金量较低，偏向人文领域，很难引发民族情绪。爱国主义者不会拿出来炫耀，当成民族自豪感的凭证，西化派也没有意愿反驳。科技焦虑从中国教育就能体现出来，从中小学起，教师和家长重视理科，忽略美术、音乐，全民形成“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气氛。民族主义者对华为推崇备至，把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包装成“新四大发明”，甚至认为外国没有支付宝，不如中国生活便利。
假设一个教授说，中国传统文学没有“创新”，莎士比亚、歌德写的东西才是最伟大名著。传到网上后，估计很难引发讨论，但是四大发明不同，科技领域容易引发焦虑感，一定要争个高下。
此次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反对郑文锋“侮辱”四大发明，即便是举报告密这么恶劣的行径，仍然获得不少网友的声援，社会心理值得揣摩。如果把背后的动机解释为“老祖宗曾经阔过”，失之于片面简单了。
《中国印刷史研究》，辛德勇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1月版
我们有一批真诚的爱国青年，自觉有义务捍卫四大发明的神圣性。他们看到四大发明不被外国学界承认，痛斥西方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到高铁“新四大发明”受外媒重视报道，就自信心爆棚，深感祖国强大。
按照这种思维路径，那么鲁迅岂非“侮辱”四大发明的罪魁祸首？他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其实鲁迅所说的都是正常现象，任何科技发明都是跟制度相匹配的，顺应社会需求。古代中国没有大航海的动力，指南针也就没有用武之地，同样的，欧美没造出“新四大发明”，也受制于社会客观现实。
留学生群体以及去国外的华人游客，抱怨西方国家落后，没有高铁和支付宝，还是中国发达。拿美国造高铁这事举例，在美国造高铁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高铁需要走笔直的路线：没有乘客想在时速300英里的时候，遇到急转弯。运营方就需要收购从起点站与终点站之间的沿途所有土地，并且拆除所有挡道的障碍物，光是对拆迁补偿款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就算高铁造好，未必能吸引多少乘客。美国人出行，若是短途，开车自驾，汽车普及率高，2016年美国家庭平均拥有汽车1.968辆；长途搭乘飞机，美国机场数量、飞机数量也相当高。尽管高铁技术极其先进，但对于美国人而言，没有修建的必要，也就不会苦心积虑在这上面争个第一。二维码支付也是如此，美国拥有几百万家的大小金融机构，囊括了所有的行业与个人消费需求，马云去美国考察后，感叹金融业太发达，支付宝没有插足的余地。
今天欧美国家对互联网的担忧，跟“反科技心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现在成立“无科技”的私立学校，孩子们学习种植、喂养动物和缝补衣物，限制使用电子设备。家长们担心刷Facebook等行为，造成孩子成瘾行为等问题，甚至是科技最前沿工作的硅谷工程师，也乐于把子女送入这类学校。已经过惯了舒适日子的的人，喜好谈“从前书信很慢，车马很远”，向往尼泊尔式原生态生活；而另一些人则容易患有科技焦虑，把科技当作救国神器，时刻担心“落后就要挨打”。
韩国一度是科技大国，以三星电子产品为民族骄傲，近年来高新技术遭到中国赶超，智能手机、穿戴装置、内存芯片、智能电子产品的技术优势越来越小。2012年韩国政府部门担忧科技差距水平，还进行了精确的计算，结果显示韩国仅仅领先中国1.9年，这是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与韩国科学技术评价院，对120项国家战略技术评估后总结的报告。印度学界、媒体、反对党对莫迪政府最常用的一个招数，就是指责当局在科技扶持方面无所作为，印度在科技领域水平已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低迷已久的俄罗斯，普京也在策划5G等高科技追赶，试图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我们为5G、航天等高科技领域的突飞猛进而欢呼雀跃，挖掘古代科技，宣扬四大发明，论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创新精神。其实古代的对外文化输出不必夸大拔高，也不必刻意贬低。“新四大发明”支撑起了中国年轻人的自豪感，古代四大发明支撑起了历史荣誉感。举报郑文锋教授的那个学生，以及支持学生的网友，多多少少带有这样的科技焦虑，其实大可不必。某个层面上来说，正如刘慈欣的名言“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科技是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科技。为了追求技术，忽略现实的需求，只不过是颠倒了本末。
作者：柳展雄
编辑：徐悦东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