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相遇有很多种方式，例如侵略、迁徙进入别人的领地、共同迁徙进入一片新的地理区域，还有贸易和文化交流。或许有可能，人群之间的融合是以平等的方式进行的，例如两个同样有实力的人群和平地迁入同一片区域。但是，现实中常常发生的却是一个群体的男性和另一个群体的女性之间的不平等的融合。在非裔美国人和颜那亚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是这样。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历史正好被记录在基因组的不同位置上，我们可以通过基因组去解读历史上的人群融合事件，去发现许久以前人群间文化交流的模式。
从基因组里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很多性别偏差的例子，其中有一些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让我们以非洲以外人群的建立作为例子。对非洲以外任何人群的遗传学分析都会发现，这些人群的祖先群体在大约5万年前的某个时间经历了一次人口瓶颈事件，也就是说，当时只有少数的个体成为当今人群的祖先。2009年，我和我实验室的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阿隆·凯南（AlonKeinan）(61)，对比了X染色体（我们两条性染色体中较大的那一条）和常染色体上遗传变异的模式。我们很惊讶地发现，非洲以外人群的X染色体上携带的遗传变异数目比预计的要少得多。这里的预计是根据常染色体上观察到的遗传变异数目做出的，并且假设在非洲以外人群的祖先群体的形成过程中，男性和女性是平等参与的。
我们在X染色体上实际观察到的模式非常极端，以至于它无法被“更多的男性参与到祖先群体的形成过程”这一简单的模型所解释。我们发现，可以解释实际数据的一种模型是：在非洲以外人群的祖先群体开始形成以后，不断有其他人群的男性个体加入进来。因为男性只携带一条X染色体而其他的常染色体都是两条，如果不断有男性个体迁徙加入，常染色体上的遗传变异数目就会增加得比X染色体多。所以，当我们观察今天非洲以外人群的基因组的时候，就会发现与常染色体相比，X染色体上的遗传多样性更低。30
在我们知道了中非俾格米采猎者人群与其周围的班图语系农业人群的交流模式以后，这种假说模型就显得更加可信了。当班图语系人群在几千年前第一次迁徙走出非洲中西部的时候，他们对遇到的原住民人群雨林采猎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今所有的俾格米人群都使用班图语系语言，而且全都携带班图语系人群相关的血统。就算到了今天，最普遍的情况依然是班图男性与俾格米女性的结合，而他们的孩子由俾格米族群抚养。31一波又一波从班图人群进入俾格米人群的基因流，正是此前我和凯南主张的、非洲以外人群的共同祖先所经历过的情况。这种人类学模式的遗传学后果，就是俾格米人群里的X染色体与常染色体相比，拥有显著减少的遗传多样性。32由于非洲以外人群也有着同样的遗传模式，我们可以猜测很有可能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关于人群融合过程中存在性别偏差的证据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在美洲的混血群体中，欧洲男性常常起着支配性的影响。这一点在当今非裔美国人的身上非常明显，但是最极端、最超乎寻常的例子却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人群里，血统分析反映出那里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类似埃尔南·科尔特斯与玛琳切的故事。安德烈斯·鲁伊斯－利纳雷斯（AndrésRuiz-Linares）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地区的人群有94%的Y染色体是来自欧洲祖先，而大约90%的线粒体DNA来自美洲原住民祖先。33该地区在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一直保持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这说明在该人群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美洲原住民的男性个体被系统地淘汰掉了。
因为几乎所有的男性血统都是来自欧洲人，而几乎所有的女性血统都是来自美洲原住民，也许有些人会直观地认为，从全基因组平均的角度讲，现在的安蒂奥基亚人群应该有一半的血统来自欧洲人，另外一半来自美洲原住民。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是，安蒂奥基亚人群大约有80%的血统来自欧洲人。34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一波又一波的欧洲男性个体涌进安蒂奥基亚地区。一开始到达的欧洲男性个体与当地的美洲原住民女性个体发生通婚，之后到来的欧洲男性个体又跟当地的女性通婚。随着不断有新的欧洲男性个体进入该地区，当地人群基因组上各个位置的欧洲血统比例逐渐增加。唯一的例外就是线粒体DNA，因为它完全是由母系遗传的，不断到来的欧洲男性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线粒体DNA。
人群融合过程中发生的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也发生在4000年到2 000年前印度人群形成的过程中。35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已经讨论过，印度有着非常严格的同族结婚的传统，社会地位较高的族群一般拥有更多的欧亚西部人相关的血统。36这种血统有着非常明显的性别偏差：线粒体DNA绝大多数都是当地起源，而很大一部分Y染色体则是来自欧亚西部人。37这种模式说明，在历史上携带有欧亚西部人血统的男性个体很有可能处在等级制度的较高位置，他们有时候会跟等级较低的女性个体通婚。正是这两个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群的融合形成了当今的印度人群。
DNA在有些时候也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接下来我将分享另一个人群融合过程中两性偏差的情况。当今几乎所有的太平洋岛屿人群都携带有一部分来自东亚大陆的血统。正如我在本书第二部分中已经讨论过的，带来这种血统的人群最早从台湾岛出发，他们发明了远程航行的技术，并且利用这种技术向外传播他们的人口、语言和基因。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太平洋岛屿人群也都携带有跟新几内亚岛的原住民采猎者相关的巴布亚人血统。出人意料的是，与我们经常见到的扩张人群的男性跟当地女性通婚的情况相反，基于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今太平洋岛屿人群的东亚血统主要来自东亚女性祖先，而不是男性。38
关于这种特殊的模式，有人提出一个解释：在早期的太平洋岛屿社会里，家产是通过女性支系往下传递的，而男性常常会背井离乡去到新的岛屿上。39但这不一定是唯一可能的解释。正如我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所描述过的，我的实验室发现，首批到达太平洋岛屿的人群几乎没有携带巴布亚人相关的血统。40后来从西往东迁徙而来的人群是东亚大陆人与巴布亚人的混血后代，是他们把巴布亚人相关的血统带到了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如果这些后来到达人群里的男性跟当地男性相比，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就有可能造成后到达的携带巴布亚血统的男性更加普遍地跟当地拥有东亚血统的女性通婚的情况。
太平洋岛屿人群的例子说明，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关于性别不平等的遗传学分析一定会支持我们从人类学角度得到的推断和预设。既然遗传学革命已经到来，并带来了推翻经典假说和长期以来的主导理论的骇人威力，我们应该放弃希望遗传学研究为已有假说提供证据的心态，在研究人类历史问题的时候不要带有太强的预设。为了真正理解“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抱着一种谦虚和开放的心态去研究人类历史，应该随时做好准备，在冰冷的事实面前改变自己原有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