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的“孝道衰落”
来源：粤海风 作者：王德福
1、孝道真的衰落了？
如今，孝道衰落的说法似乎已然成了社会常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伦理文化传统的过度，孝道衰落所激起的社会反响可想而知，一些倡导传统文化复兴的学者更是希望重塑儒学正统，以圣人教诲收拾人心再造社会。
起初，笔者刚开始做农村调查时，耳闻目睹一些农村老人的凄凉晚景，也不免感慨系之，对中青年人的不孝愤愤然。然而，时间长了，就不免对自己先前的判断有所怀疑了。这倒不是因为什么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而是确实发现事情很复杂，见了某些现象就匆忙扣上什么孝道衰落的帽子，义正辞严理直气壮批判一通实在不应是研究者的态度，尤其是做社会学研究，这样简化岂不是太没有社会学想象力了么？
其实，农民经常说这样的话：“下人（指子女）有下人的家要养”“不能拖累子女”，诸如此类的表述还有很多。以前听到权当是父母对子女的拳拳爱心，对比子女的行为反倒更觉其不孝。后来，慢慢地就咂摸除了新的味道。父母“善解人意”的背后恐怕并不仅仅是个人觉悟的问题，它其实反映了一种以家庭为边界的自我认知，即他们在考虑自身境遇的时候并不只是将其看做理应得到子代赡养的长辈，而是将自己视为整个家庭的一部分，他们在家庭资源分配中的权利是服从于整个家庭长远发展的。
再进一步看，一个个微型的家庭又何尝不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社会的一部分？农民的个人命运系于家运兴衰，又何尝不系于社会发展？这样想来，对“孝道衰落”这样一个简单的暗含了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也就有了一个颇具社会学视野的观察进路：个人-代际关系-家庭-社会。笔者想循此路径，谈一谈对孝道衰落的一点认识。
百善孝为先。按照我的理解，“先”既表示孝在众多伦理德行中的优先地位，也表示孝是习得其他德行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讲，伦理就是关系的组成原则和互动规则，孝之所以被置于首要地位，自然是因为父母乃人生的第一个关系，有父母然后有兄弟姊妹，然后有夫妻。关系总是对偶的，比如“父慈子孝”，总是对代际双方都有所规定。
不过，伦理要求则是在对偶基础上有所偏重，表现在代际关系上就是强调父慈子孝的同时，偏重对“孝”的要求。
当然，历史上总不乏这样的经验，即“老”和“幼”都有可能成为家庭应对危机的牺牲品。比如每当灾荒之年，无助的小农总是在扶老携幼逃荒避难时，少不了卖儿鬻女之举，老人和孩子似乎总是容易充当为使家庭延续下去而迫不得已的牺牲品。但这并不代表伦理道德的危机，因为生存理性对伦理道德的“惨胜”总是被作为最痛苦的事件，“家破人亡”是中国人公认的最悲惨的遭遇。换句话说，在漫长的历史上，尽管社会动荡时总少不了代际关系被破坏，但总体来看，反馈式的代际伦理始终具有正当性，一直是乡土社会泛道德化评价体系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2、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
如今，历史似乎在重演。转型期农民再次遭遇巨大的社会压力，这些压力传递到家庭内部，并在代际关系上表现出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所谓“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儿童的主要问题是隔代教育带来的人格健全发展的问题，而留守老人则是缺乏照料的养老危机。其实，即便是那些有子女在身边的老人，养老状况也未必好到哪里去。表面看来，农民似乎依然延续了以牺牲家庭完整性为代价求得家庭生存发展的理性逻辑，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留守儿童体现出来的抚育问题并不意味着代际关系中向下轨道出现了问题，留守老人所代表的赡养问题却可能意味着代际关系向上轨道的危机，也就是说，双轨平衡的代际关系正在重组。
将孩子留在农村，是年轻农民非常普遍的策略选择。做出这样的选择不外乎三个原因，其一是外出务工的理性考量。将小孩留在农村既能节省经济成本（包括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又免去了照顾小孩的诸多麻烦，可以更充分利用时间和精力挣钱。其二是家庭结构变化提供了客观条件。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年轻农民普遍兄弟较少，他们的小孩也很少，加上父母刚到中年，有能力为他们照顾小孩。其三是缺乏儿童教育方面的知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隔代教育可能会导致的问题。
当然，随着早期留守儿童长大逐渐暴露出隔代教育的问题，加上年轻农民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到更多的儿童教育知识，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重视起这个问题来。2011年我在湖北孝昌农村调研时，发现许多年轻女性留在农村，她们说要一直在家陪子女上学到初中再考虑是否外出务工。去年我在广州某城中村调研时，则发现许多父母将子女待在身边，他们说宁可少挣点钱也要把子女教育好。这三个方面并不说明父母抚育子女的伦理责任的弱化，相反，事实表明父母的伦理责任在强化。
传统上，父母的抚育责任主要是将子女养大成人并助其成家立业，子女建立家庭后，父母虽然仍会操心，但其家庭生活主要还是靠子女本人去打拼。养大成人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自不必说，成家立业上的责任更能体现代际关系向下轨道的强化。成家立业最主要的两件事是建房娶妻或者女儿出嫁（这里重点讨论前者），这在华北农村历来有“人生任务”的说法，完成这项人生任务是农民半生辛劳的主要目标，若完成了任务就算是对祖先对子女也是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若完不成任务，不但要遭受村庄舆论的非议，更会成为压在心头的石头，终生不安。
一方面是“恩往下流”，一方面是“存钱养老”，在农民经济收入增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这必然导致对老年人的物质资源分配不足。这种资源分配要照顾上中下三代甚至四代的家庭中，老年人一般已经丧失为家庭创收的能力，成为纯“消费者”，他们在资源分配中的地位就被严重边缘化了。从物质生活水平上看，子代家庭最高，父母家庭次之，祖父母最差，基本维持温饱。老年人的普遍状况是有饭吃没钱花，最怕生病，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老人生病子女扯皮的事屡见不鲜。因此，国家近年来给农村老年人人均每月60元的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来说，其边际收益是相当高的。总之，从家庭资源分配上看，代际关系上明显出现了重下轻上的失衡。
3、代际失衡的区域差异
代际失衡最深刻的改变还是在精神层面的偏重。“孝”有三重理想要求，其一孝养，其二孝敬，又称孝顺，其三显身扬名，即延续香火壮大家声（《礼记》）。三者之中，孝敬最难。物质上的孝养虽然相对失衡，但基本得到了保障，精神层面的孝敬却被老人们普遍诟病。
孝敬又可以细分为三层，一是权力上的顺从。这个早已随着父权的衰落而丧失了意义，老年人在家庭事务中基本丧失话语权。
二是情感上的慰藉。所谓儿孙绕膝天伦之乐，年老重情，儿孙的嘘寒问暖承欢膝下，对老年人是非常大的情感慰藉。现在的情况是，老年人基本上“离群索居”，独处一室，说好听点叫乐得清静，实际上就是无人过问。无人过问的另一个好处是，少了矛盾纠纷，少了冷言冷语。2010年笔者在河南杨村调研时，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她三个儿子媳妇基本上不跟她说话，村里其他老人都羡慕她能够免受儿媳的气，她却说不搭理比搭理更难受，“就跟没俺这个人似的”。
三是礼节上的尊重。尊老的礼节有很多，但礼节最容易变成表面文章做给人看。客人来了把老人请来奉为上宾，客人一走老人还是一切如旧，虚假的尊重反倒更显真实境遇的凄凉。相比之下，孙子孙女是全家人的宝贝，呵护备至，常年外出务工的儿子媳妇每次回家都跟贵客驾临一般，从某种意义上，中年父母们竭力“讨好”年轻的儿子媳妇，却实实在在忽略了将同样的“殷勤”献给年老的双亲。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失衡，是当下农村代际关系变动的典型表现，这在华北农村尤其明显。
中部农村的代际失衡却又呈现另外一种逻辑，即物质低度失衡，精神上高度失衡。物质上的低度失衡是说代际之间，特别是亲代对子代的物质资源支持相对克制，尤其是不会像华北农民那样达到自我剥削的程度。这主要表现为子女成家立业前后亲代伦理责任的变化。如今，在中部农村的许多地区，子女婚嫁上父母的物质支持日益一致，甚至出现重女而轻子的趋向。
一般来说，父母在子女成家立业上会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主要还是靠子女个人的奋斗，不像华北农民那样建房娶妻成本统统由父母包干。以前，大多数人是结婚分家后自己盖的新房，父母并不一定要有物质上的支持。现在由于子女减少，父母经常与儿子合资建房，年轻人住楼上，父母住楼下，更老的祖父母则另外搭一处简易小屋独自居住。儿子婚后，父母也会帮忙代耕土地照看孙子，但两家的账算得要比华北农民清楚得多，很少有父母肯在这件事情上吃亏。这也导致中年父母们能够很早就开始给自己备下充足的养老资本，并从容不迫地享受较长时期的舒适生活。对子代的克制也延伸到对老人的赡养上，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除非还有能力自己劳作（比如江汉平原的老人普遍靠捞鱼摸虾赚点零花钱）。
精神层面的高度失衡是说现在老年人在权力、情感和礼仪三方面都得不到孝敬，权力和情感层面与华北类似，无需赘言，在礼仪上，中部农民则连华北农民那种象征性的尊重都很难得到。进一步细分的话，中部农村又可分为三个亚类型，东北农村的物质失衡要重一些，与华北类似，但中年农民的养老预期则要理性得多，特别是在子女婚后，亲代对子代的物质支持会保持相当的克制。川渝农村属于低度物质失衡和低度精神失衡。代际之间在精神层面具有一定的相互独立性，老中青三代都能获得自主的情感慰藉来源，而对彼此之间精神层面的预期比较少。江汉平原则属于低度物质失衡和高度精神失衡的典型。
来源于：质化研究 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