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著有《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著名长篇小说《围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在我一知半解的几国语言里，没有比中国古语所谓“素交”更能表出友谊的骨髓。一个“素”字把纯洁真朴的交情本体，形容尽致。
素是一切颜色的基础，同时也是一切颜色的调和，像白日包含着七色。真正的交情，看来像素淡，自有超越死生的厚谊。
假使恋爱是人生的必需，那么，友谊只能算是一种奢侈。所以，上帝垂怜阿大（Adam）的孤寂，只为他造了夏娃，并未另造个阿二。
我们常把火焰来比恋爱，这个比喻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贴切。恋爱跟火同样的贪滥，同样的会蔓延，同样的残忍，消灭了坚牢结实的原料，把灰烬去换光明和热烈。
像拜伦，像哥德，像缪塞，野火似的卷过了人生一世，一个个白色的，栗色的，棕色的情妇的血淋淋的红心，白心，黄心（孙行者的神通），都烧炙成死灰，只算供给了燃料。
情妇虽然要新的才有趣，朋友还是旧的好。时间对于友谊的磨蚀，好比水流过石子，反把它洗琢得光洁了。
因为友谊不是尖利的需要，所以在好朋友间，极少发生那厌倦的先驱，一种厣足（意：满足）的情绪，像我们吃完最后一道菜，放下刀叉，靠着椅背，准备叫侍者上咖啡时的感觉，还当然不可一概而论，看你有的是什么朋友。
西谚云：“急需或困乏时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不免肤浅。我们有急需的时候，是最不需要朋友的时候。朋友有钱，我们需要他的钱；朋友有米，我们缺乏的是他的米。
那时节，我们也许需要真正的朋友，不过我们真正的需要并非朋友。我们讲交情，揩面子，东借西挪，目的不在朋友本身，只是把友谊作为可利用的工具，顶方便的法门。
常时最知情识趣的朋友，在我们穷急时，他的风趣，他的襟抱，他的韵度，我们都无心欣赏了。两袖包着清风，一口咽着清水，而云倾听良友清谈，可忘饥渴，即清高到没人气的名士们，也未必能清苦如此。
此话跟刘孝标所谓势交利交的一派牢骚，全不相干，朋友的慷慨或吝啬，肯否排难济困，这是一回事；我们牢不可破的成见，以为我和某人既有朋友之分，我有困难，某人理当扶助，那是另一回事。
尽许朋友疏财仗义，他的竟算是我的，在我穷急告贷的时节，总是心存不良，满口亲善，其实别有作用。
试看世间有多少友谊，因为有求不遂，起了一层障膜；同样，假使我们平日极瞧不起、最不相与的人，能在此时帮忙救急，反比平日的朋友来得关切，我们感激之余，可以立刻结为新交，好几年积累的友谊，当场转移对象。
在困乏时的友谊，是最不值钱了——不，是最可以用钱来估定价值了！
我常感到，自《广绝交论》以下，关于交谊的诗文，都不免对朋友希望太奢，批评太刻，只说做朋友的人气量小，全不理会我们自己人穷眼孔小，只认得钱类的东西，不认得借未必有、有何必肯的朋友。
古尔斯密的东方故事《阿三痛史》，颇少人知，1877年出版的单行本，有一篇序文，中间说，想创立一种友谊测量表，以朋友肯借给他的钱多少，定友谊的高下。
这种沾光揩油的交谊观，甚至雅人如张船山，也未能免除，所以他要怨什么“事能容俗犹嫌傲，交为通财渐不亲”。《广绝交论》只代我们骂了我们的势利朋友，我们还需要一篇《反绝交论》，代朋友来骂他们的势利朋友，就是我们自己。
《水浒》里写宋江刺配江州，戴宗向他讨人情银子，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愿！”真正至理名言，比刘孝标、张船山等的见识，高出万倍。
说也奇怪，这句有“恕”道的话，偏出诸船火儿张横所谓“不爱交情只爱钱”，打家劫舍的强盗头子，这不免令人摇头叹息了：
第一叹来，叹惟有强盗，反比士大夫辈明白道理！然而且慢，还有第二叹；第二叹来，叹明白道理，而不免放火杀人，言行不符，所以为强盗也！
从物质的周济说到精神的补助，我们便想到孔子所谓直谅多闻的益友。这个漂白的功利主义，无非说，对于我们品性和智识有利益的人，不可不与结交。我的偏见，以为此等交情，也不甚巩固。
孔子把直谅的益友跟“便僻善柔”的损友反衬，当然指那些到处碰得见的，心直口快，规过劝善的少年老成人。生就斗蟋蟀般的脾气，一搠一跳，护短非凡，为省事少气恼起见，对于喜管闲事的善人们，总尽力维持着尊敬的距离。
不过，每到冤家狭路，免不了听教训的关头，最近涵养功深，子路闻过则喜的境界，不是区区夸口，颇能做到。
听直谅的“益友”规劝，你万不该良心发现，哭丧着脸；他看见你惶恐觳触的表情，便觉得你邪不胜正，长了不少气势，带骂带劝，说得你有口难辩，然后几句甜话，拍肩告别，一路上忻然独笑，觉得替天行道，做了无量功德。
反过来，你若一脸堆上浓笑，满口承认；他说你骂人，你便说像某某等辈，不但该骂，并且该杀该剐，他说你刻毒，你就说，岂止刻毒，还想下毒，那时候，该他拉长了像烙铁熨过的脸，哭笑不得了。
大凡最自负心直口快，喜欢规过劝善的人，像我近年来所碰到的基督教善男信女，同时最受不起别人的规劝。因此，你不大看见直谅的人，彼此间会产生什么友谊；大约直心肠颇像几何学里的直线，两条平行了，永远不会接合。
多闻的“益友”，也同样的靠不住。见闻多，己诵广的人，也许可充顾问，未必配做朋友，除非学问以外，他另有引人的魔力。
德白落斯批评伏尔泰道：“别人敬爱他，无非为他做的诗好。确乎他的诗做得不坏，不过，我们只该爱他的诗。”——言外之意，当然是，我们不必爱他的人。
我去年听见一句话，更为痛快。一位男朋友怂恿我为他跟一位女朋友撮合，生平未做媒人，好奇的想尝试一次。
见到那位女朋友，声明来意，第一项先说那位男朋友学问顶好，正待极合科学方法的数说第二项第三项，那位姑娘轻冷地笑道：“假使学问好便该嫁他，大学文科老教授里有的是鳏夫。”
这两个例子，对于多闻的“益友”，也可应用。譬如看书，参考书材料最丰富，用处最大，然而极少有人认它为伴侣的读物。
颐德《日记》有个极妙的测验；他说，关于有许多书，我们应当问：这种书给什么人看？关于有许多人，我们应该问：这种人能看什么书？照此说法，多闻的“益友”就是专看参考书的人。
多闻的人跟参考书往往同一命运，一经用过，仿佛挤干的柠檬，嚼之无味，弃之不足惜。
这并不是说，朋友对于你毫无益处；我不过解释，能给你身心利益的人，未必就算朋友。朋友的益处，不能这样拈斤播两的讲。
真正的友谊的形成，并非由于双方有意的拉拢，带些偶然，带些不知不觉。在意识层底下，不知何年何月潜伏着一个友谊的种子；咦！看它在心面透出了萌芽。在温暖固密，春夜一般的潜意识中，忽然偷偷的钻进了一个外人，哦！原来就是他！
真正友谊的产物，只是一种渗透了你的身心的愉快。没有这种愉快，随你如何直谅多闻，也不会有友谊。接触着你真正的朋友，感觉到这种愉快，你内心的鄙吝残忍，自然会消失，无需说教似的劝导。
你没有听过穷冬深夜壁炉烟囱里呼啸着的风声么？像把你胸怀间的郁结体贴出来，吹荡到消散，然而不留语言文字的痕迹、不受金石丝竹的束缚。
百读不厌的黄山谷《茶词》说得最妙：“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以交友比吃茶，可谓确当，存心要交“益友”的人，便不像中国古人的品茗，而颇像英国人下午的吃茶了：浓而苦的印度红茶，还要方糖牛奶，外加面包牛油糕点，甚至香肠肉饼子，干的湿的，热闹得好比水陆道场，胡乱填满肚子完事。
在我一知半解的几国语言里，没有比中国古语所谓“素交”更能表出友谊的骨髓。
一个“素”字把纯洁真朴的交情的本体，形容尽致。素是一切颜色的基础，同时也是一切颜色的调和，像白日包含着七色。
真正的交情，看来像素淡，自有超越死生的厚谊。假使交谊不淡而腻，那就是恋爱或者柏拉图式的友情了。中国古人称夫妇为“腻友”，也是体贴入微的隽语，外国文里找不见的。
所以，真正的友谊，是比精神或物质的援助更深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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