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季的夜晚寒冷刺骨，11月23日下午5点，海淀黄庄已经迎来了黑夜。家长们带着穿校服的孩子三三两两地奔赴K12教育集中的银网中心。他们很多还来不及吃晚饭，拎着附近麦当劳的纸袋，神色匆匆。
银网中心里有些冷清，自从《疯狂的黄庄》刷屏后，补习班又一次遭到清查。教育部开发的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也将上线了，要实现联网查询。
《疯狂的黄庄》所讲的，是在被誉为北京“学霸中心”的黄庄，家长们扎堆送低年级的孩子去教育机构接受超前教育的现象。
文中提到的，在这股超前教育热下“中产家庭百分之三四十的年收入都要用于子女教育”，孩子们则被剥夺了所有的课余时光并提早接触了更高年级的学习压力。
很多人在看这篇文章时心态很纠结。一边对超前教育是否必要做着争议，一边又开始盘算如果不送孩子接受超前教育，是否在起跑线就失去了竞争机会。
周五的下午原本是孩子们去培训机构上课的高峰，但文章发出后的这个周五下午，一家机构已经在门上挂上了锁，关了屋里的灯，家长们带着孩子出现时，前台才会冒出几个人抽出门锁，打开玻璃门，而旁边的教室里，隐约能听到讲课的声音。
这些培训机构表面上的“关门”是暂时性的，主要是为了躲避由那篇文章引发的教委检查。出了关门这一对策，还有一些机构用了更取巧的方式——改课程名，语文班改名为国学鉴赏课，数学课改名为思维训练班，“改了名就不算超纲”一位内部人士说，事实上教学内容并没改变。
说起奥数，家长推荐的是它楼下的补习学校。只是，明明是周五，今天这里却没人上班，前台警惕地看着来人，所有的咨询都暂停了。进门的墙上挂着名师的照片，镶在玻璃框里的老师们，无一例外出身北大、人大这样的名校，初高中时，都是数学的尖子生，不少都拿过竞赛奖。这家学校的校长是一个1987年生的北大学生，他自己就是拿着竞赛奖保送进的北大，后来以培训奥数见长，他教授的孩子不少都直升了人大附中、四中这样的名校。
如果本身学校的课程就跟不上，还有专门补课内课程的班级。他们的大班20个人，一次课就是200多元，一对一则是500多元。
海淀黄庄的补习学校中，很多都是有资本有资源的大机构。如今的教师资格证考试名额有限，也越发集中到它们手里了。“未来就是大机构垄断，它们实力强、资质全。”一位教育界人士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很明显，大机构们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磋磨，而已经做了很多年的检查根本无法降低家长们的热情。虽然很多班暂停了，但家长们自有办法，他们不去现场，而是直接在群里开始团购，线上授课。
清查很明显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说到底，这种焦虑不安的来源，还是优质教育资源太过缺乏。好学校资源数量有限，而且越来越呈现马太效应，资源都往头部集中。
最终，供远远大于求，学校当然需要一些规则来做筛选。奥数、考试这些看似死板的方式，确是相对最直接和公平的办法。所谓的素质教育，在优质教育跟不上的时候，只能是空中楼阁，这也是奥数在国内几十年不衰最重要的原因。没有人希望自己孩子的童年是在补习班中度过的，但如果不这样做，在丛林式的升学环境中，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拒之门外。
所谓的素质教育，在优质教育跟不上的时候，只能是空中楼阁。
为什么中产家长都逃不过补习班？
文 张莹
本文刊载于2017年12月4日出版的
No.482期《第一财经周刊》
在北京，中关村的繁华从周末开始。
交通的拥堵程度就是佐证：以海淀黄庄为圆心，5公里为半径的区域里，仿佛潮汐的涨退，早中晚时段至少会出现3次高峰。
很大一部分“引力”是来自于聚集于此的各类课外补习机构。当大大小小的电脑商城不再是中关村的代名词的时候，教育产业充当了替代者，学而思培优、高思教育、精锐教育、学大教育……各色的教育培训机构搬进了一度空置的写字楼，并盘活了周边的一系列商业——快餐、便利店可能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9岁的壮壮和妹妹柔柔就是随着“潮汐”出行的孩子。每个周六周日，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半，他们除了睡觉和吃饭，所有时间都放在各种课外补习班里。由于不同课程有不同的上课地点，两个孩子需要各自被家长带着辗转若干个地方。
作为他们的父母，张捷和妻子在周末的分工很明确：各自负责一个孩子，从早护送到晚。“时间安排都是非常紧张的，孩子吃饭时间都得提前算好，提前定好外卖送到培训机构前台。”张捷说。
他的描述并不夸张，周六晚上6点半是壮壮参加学而思针对小学四年级学生奥数集训队的时间，由于各个培训机构的上课时间和课时长度几乎一致，在这栋位于海淀黄庄、满是各类补习机构的旧写字楼里，想在下午6点到7点的这段时间挤上电梯就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壮壮上课的教室在6层，这对父子往往会选择爬楼梯。
壮壮上课的这间教室，学生和家长的比例几乎各占一半，家长和孩子一样认真做着笔记，有的还会使用iPad和小型数码摄像机录下老师授课的视频，以便回家辅导。
黑板上，补习老师已经在教授原则上要到中学阶段才会学到的数列，而在壮壮就读的一所北京市重点小学，课本的进度是刚刚讲完乘法交换律。
对于这种“抢跑”式的学习，张捷持百分之百支持的态度。“学校里现在教的东西太简单了，”他说，“对有学习余力的孩子来说，是早教拔苗助长还是公立学校误人子弟？我们传统里讲的因材施教到哪里去了？”
张捷选择的教育方式是给孩子报课外班。作为一名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的人士，他给两个孩子报了每周40学时的课外补习班，内容涵盖了语数外以及艺术和体能，其中仅数学一科，两个孩子就各自在学而思和高思报了3门不同年级的课程。这些校外课程每年为这个家庭带来近50万元的开销，但张捷不认为自己是一名“狼爸”。
“我要砍掉两门课他们自己还不同意呢。”说到这里，张捷向《第一财经周刊》展示了两段小视频，一段是女儿哭着闹着要写作业不要睡觉，另一段是女儿在下课间隙吃饭的状态。因为热爱学习，这个小女孩吃饭时的利落和自律令人叹为观止。
让张捷津津乐道的，还有在这种教育方式下他的两个孩子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女儿幼儿园一毕业就被选拔进了人大附中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也就是北京家长圈都知道的“早培班”），国画作品还屡屡获奖；儿子也在由学而思承办的迎春杯等各类数学竞赛里获得多个跨年级的一等奖，这无疑加大了进入重点初中的砝码。
对很多面对小升初抉择的家长来说，这显然是现代版“别人家孩子”的范本。
不过在当下，令人羡慕的“别人家孩子”正在变得可以复制。因为市面上各种各样围绕K-12教育设置的培训机构仿佛是一个个优等生加工厂，它们通过标准化的教学产品，正在源源不断地批量输出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面向的“市场”是每个城市里数量有限的重点中学。
K-12是英文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的简写，是国际上对基础教育的统称，在中国，K-12往往被狭义地指代小学、初中和高中3个阶段的教育。
作为K-12教育阶段的第一次选拔，小升初被赋予了重大意义，由于重点校和普通校之间在师资、硬件等方面的差异，很多家长认为进入重点初中对孩子未来的教育走向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998年起，北京市教委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化、缩小各区和校际差异而取消了小升初统一考试，改为免试就近入学。这为渴望招收优质生源的重点初中和渴求获得更好教育资源的学生（及其家长）造成了互选障碍。于是，两者间双向选择的渠道由公开的入学招生考试，演化为另一种“暗战”形式——奥数竞赛（全称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最早它是由苏联在1930年代举办的中学生数学竞赛，后来成为一种国际赛事）。即便在小升初仍保留考试的其他城市，奥数竞赛获奖成绩也是考取重点中学的加分砝码。
时至今日，已经很难说清究竟是数学竞赛这种筛选机制给课外补习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还是补习机构一手推动了数学竞赛如今的繁荣局面，又或者是二者的一种合谋。总之，我们可以看到，以好未来为代表的课外补习机构由此迅速崛起。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说清究竟是数学竞赛这种筛选机制给课外补习产业带来了商机，还是补习机制一手推动了竞赛的繁荣局 面。
好未来全称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03年，是国内最早从奥数切入K-12教育领域的课外培训机构之一。2010年10月20日，该公司在美国纽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国内首家在美股上市的中小学教育机构。
2013年以前这家公司曾用名“学而思”，再早，它的前身是创始人张邦鑫作为兼职开设的一对一补习班，当时他给4个即将面临小升初考试的六年级小学生补课，每节课挣70元，结果4个孩子都考上了“区重点”，从此张邦鑫的补课生意在家长的口口相传中扩大了规模。那时就已经看到奥数市场前景的张邦鑫还创立了奥数网，2003年“非典”时期北京的学校全面停课，奥数网这一线上学习论坛因此人气飞涨。此时的张邦鑫，还只是一个在北京大学读研的23岁学生。
接下来的故事很像电影《中国合伙人》的情节，张邦鑫和几个大学同学决定创业，东拼西凑10万元注册了一家公司。他们在北京海淀区知春路22号知音商务写字楼里租了个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花费350元买下一个不知道密码的铁皮密码柜、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以及一个坐下去就陷一个坑的沙发。
“学而思”就此诞生。
受最初“一对一”模式的影响，学而思一直坚持小班授课，一个班不超过20人，且课程定位在于“培优”，即帮助优等生提高。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2004年，学而思培训的学员中有42人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班，95%的学员进入了重点中学，小学奥数培训渐成气候，2005年，公司的营收已突破千万元。
但直到2007年以前，学而思的生意并没有出现井喷式的增长。
与彼时早已扩张迅速、名声在外的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不同，学而思初期走的是“小而美”的路线，专注教研体系标准化的建设，也鲜有广告营销——该公司第一次投放的广告是《北京晚报》上的一个“豆腐块”，这则针对“迎春杯”数学竞赛辅导的广告为他们吸引了首批的100多名学生。
成立之初，这家教育培训机构一度提供语数外3门学科的辅导，但2005年它砍掉了语文和英语，专注于数学竞赛辅导。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受制于创立之初的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源于教研效率——数学课程更容易形成标准化教案，且考试结果更易量化，更重要的是，彼时奥数成绩有助于升学加分，因此形成培训刚需。学而思决定专注单一学科，与其他机构形成差异化竞争，快速树立品牌。
另一位创始人曹允东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及，学而思当年就是主要围绕北京的几项数学竞赛来开发产品，早期北大有“资源杯”，清华有“同方杯”，当时他靠“死磕”才拿到同方杯竞赛的代理权，帮助学而思形成“一边办竞赛、一边做培训”的产业闭环。
从1993年到2008年，北京市教委针对小升初的政策经历了3轮演变。这其中，取消统考后，择校生、特长生、特色实验班、企业子弟入学、共建入学等多种优先入学途径曾轮番上演。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家长都认清了形势，培训机构针对小升初的“家长会”以及他们身边的无数前车之鉴都证明：想要获得进入重点初中的机会，最简单粗暴也最公平的方式就是让孩子在各类数学竞赛中拿名次。
提及数学竞赛，家长们大多都能如数家珍：迎春杯、希望杯、华罗庚金杯赛、美国数学大联盟赛……不一而足。已经为奥数竞争和培训市场精心准备数年的学而思，最终也成为家长给孩子选择培训课程时的“必选项”。
张为学的儿子上小学四年级，获得过一次迎春杯的二等奖。他很开心地把获奖证书拍照发到朋友圈，但心里还是比较没底。
“要想获得重点中学的点招，可能起码得是一等奖，迎春杯的一等奖还不是最有保障的，得是华罗庚金杯赛才行，”他说，“如果是华罗庚杯赛拿奖你就不用参加重点中学的招生考试，人家就主动打电话找你了，现在的成绩只能当成锻炼奥数能力，在招生考试里有可能考得好。”
和张捷一样，张为学也给孩子同时报了3门数学课外辅导，学而思培优、学而思智康一对一以及青华园数学，理由是不同的课程针对性和优势不同。“学而思（培优）基本是一个每个孩子都上的课；智康是一对一的辅导，更有助于参加奥数比赛。另外一个对重点中学招生考试更有针对性，他们会研究很多往年的考题。”他说。
和身边大多数家长相比，张为学在陪孩子一起补课这条路上并没有“掉队”，但他并不完全认可这种培养孩子的主流模式。除了要集中攻克奥数竞赛，他的孩子还同时在课外学习剑桥英语、青华园语文、英语和大提琴，时间表被排得满满当当。
“我觉得课外班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扼杀了孩子的个性，本来每个孩子都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通过这些补习班，大家都去上奥数、英语，钢琴，芭蕾，孩子们变得千篇一律了，”他说，“这跟衡水中学、毛坦厂这类的考试工厂没什么本质区别，在我看来就是应试教育2.0版。”
但在大环境的裹挟下，他也只能像大多数的家长那样遵从游戏规则而绝不敢赌上孩子未来的命运。北京的情况更像一种预演，全国范围内加入到这一行列的家长和孩子将越来越多。
2014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聚焦19个重大城市（4个直辖市、5个单列市和10个省会城市），要求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强劲的市场需求让学而思在资本市场也表现优异。上市7年来，公司市值相比IPO时上涨了十几倍，目前公司市值接近138亿美元，在今年更是首次超越了在教育培训领域深耕二十几年的新东方教育集团。同时其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培训中心布局也有明显加速。根据好未来的财报，2017财年公司新增144个教学中心，目前已覆盖全国35个城市，针对中小学生实行小班授课制的“学而思培优”项目为公司贡献了超过80%的营收。
强大的教研体系和流水线式的教师培养是该机构得以在加速扩张的同时保持较好口碑的原因。一位亲历过报名现场的家长告诉《第一财经周刊》，火热程度堪比房产过户，且名额紧张，一位难求。
26岁的谢俊彪是一位从学而思流水线走下来的老师。求学期间和大学毕业后一年，他主要是自己做家教，2015年加入“学而思智康”开始做一对一的初一数学老师，他也是当年深圳学而思仅有的两名社招进入公司的老师之一。
“学而思更多是面向应届大学生招聘，对老师的考试包括‘刷功底’和试讲。”他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刷功底就是笔试，应聘者需要作答一份你所应聘年级的考试试卷，但答题时间要比正常考试时间少半个小时左右。试讲就是面试，此前学而思会先教授应聘者简单的授课技巧，在试讲环节，由师资部的老师考察应聘者的领悟能力。
教师入职后，按规定每周都会拿出一天做集体教研。学而思这类的补习机构都有自成体系的教材和习题册，教案也基本是成型的，老师们要做的更多是讨论一些知识点的讲法和筛选各自讲义里的习题。学而思还建有自己的题库，其中包括7000至1万道题。每个章节需要什么样的习题，教研组长会提前分好，老师就到题库里去挑。
“授课技巧的培训很细致，一些很简单的知识点该怎么讲都扣得很细，”谢俊彪说，“比如开根号为什么要变符号，怎么讲才更能让学生理解，都是一门艺术。”
在北京另一家比较有名的课外辅导机构任职的王进平认为，从教研水平到教师培养，学而思都是值得尊敬的，因为“流水线比较精细”。他所在的这所辅导机构特点也是重教研，自成体系，并且擅长数学竞赛。
对高校应届毕业生而言，学而思提供的教师待遇很有竞争力。一名新老师的月收入平均可以过万元，这个薪酬水平已经可以和北京海淀区重点中学的资深教师持平。在北京海淀区一所重点中学任教的刘丹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公立学校的班主任税后月薪通常只有1.1万到1.2万元，科任老师在1万元左右，寒暑假期间则只有一两千元的保底工资。
这或许也是辅导机构能够招到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原因。谢俊彪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是一所省属重点大学，他的同事里不乏清华、北大的硕士，有些还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竞赛冠军。
学而思的选拔是比较苛刻的，据一位应聘成功者介绍，考官向他透露的最终录取率只有5%左右。
华菁证券2017年10月发布的教育专题研究报告指出，K-12教育培训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行业，它的需求方分为两部分：学生和家长。前者是服务使用者，后者是服务付费者，尽管最终结果可以通过考试量化，但过程的体验感却是分离的，学生希望得到关心和激励，而家长更关注孩子是否得到监督，以及能否解决自己内心的焦虑。
作为服务的供给一方，老师们面临很高的挑战。被“产品化”输出的老师也不仅仅要学历高、授课好，他们的颜值、个性、爱好特长也会被客户纳入选择时的考量因素当中。
谢俊彪觉得，自己有时候更像一个托管者的角色，“一些家长比较忙，没时间教育孩子，就把孩子送到辅导机构来。”除了上课，他有时还得倾听学生的情感问题，遇上实在学不进去的孩子，只能用哄的方式，允许对方在讲完习题后玩一会儿《王者荣耀》。
王进平算得上补习圈子里颇有名气的明星老师，颇受学生和家长欢迎。他本人的履历也足够漂亮——本硕博均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小学和中学期间在数理化的各类杯赛中获奖无数。而他讲课善于迁移类比，总能把晦涩难懂的知识用日常生活内容做类比。比如给小学生讲解到高中课本里才会涉及到的溶解度问题时，他用一个人的饭量和菜量不同来类比溶剂对不同溶质的溶解度，为了加强对知识点的记忆，他会教学生记住“水是个酒鬼，喜欢甜的，不喜欢咸的，一点儿油腻都不沾”。
由于带出来的学生成绩斐然，他现在教的班级已经是水平最高的奥赛集训队，用他的话讲，进入这种班级的学生全部都能升入牛校重点班，“差别只在于是特殊学制的班级还是正常学制的班级”。
但谈到现在辅导机构对老师的标准化培训流程，王进平的评价是“速度是快，但整体上依旧薄弱，老师能够驾驭课堂，但要驾驭一个学科体系还需要下很大功夫”。说白了，尽管老师也成了流水线上的产物，但补习行业对“人”的依赖依然非常重。像王进平这样的名师，每年平均可以给机构带来1200万到1500万元的营收，其个人的年薪也可以达到200万到300万元。
目前王进平已经递交了辞呈。如果去到规模小一点的机构，或者自立门户，他的收入都有可观增长。但他还没有透露未来的去向，这让他微信上若干个群里的2万多名家长十分焦虑。
谢俊彪也在几年前离职。“一般老师大多做不到3年。做到一定程度，积累了一定资源，很多老师就单干了。这种行业没有什么核心技术，你知道它的体系，有一定资源就可以在外面做小机构了。”谢俊彪说。
华菁证券的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K-12课外培训的市场规模超过4700亿元，即便是学而思和新东方这样的巨头，在K-12市场的占有率加在一起也不超过20%，可见市场上充斥着数量众多零散的小型机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早有预言，他觉得中国将出现四五十家市值超过百亿元的民办教育上市公司。
曹允东曾回忆，为了把初中市场做好，学而思还办过“分班考试课”，专门是针对某些初中的新生分班考试。
尽管并非所有的学校都有分班考试，培训机构通常会告诉家长初中大都会有分班考试。一想到一场考试将要决定自己孩子未来3年的班级环境，没有家长敢轻易拒绝报名参与这种“过渡性质”的补课产品。
可以说，与学校联动做针对分班考试的补习，以及在平时提前教授课本知识的“抢跑”式培训，是帮助学而思这样的培训机构稳定住了大部分家长、高效培养好学生的两大秘籍，特别是年龄偏低的小学和初中学生，可以提前学习的空间更大，补课成效会更明显。
课外培训机构的抢跑式教学，如今已经让公立学校的教育变得有些被动。当了十多年英语老师的刘丹明显感觉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
她所在的这所海淀区的重点初中里，一个年级会按照学生的学习成绩分为层次不同的3种班型，其中教尖子班是压力最大的。“这种班级的很多学生都在课外学了很多，或者随父母在国外待过几年，语言能力很强，如果觉得你讲的内容太简单，或者发音没那么好，学生和家长会把你掀翻的。”刘丹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公立学校的老师采取一年一聘，刘丹的一些同事就是这样被“请走”的。现在，她备课都会准备很多课外资料来补充，教材上的内容几乎不太讲了。每个年级的固定教材只是考试出题“最基础的标准”，但如果按照教材的难度讲课和听课，学生在考试环节已经很难及格。“普通班学生的层次差异很大，老师只能就高不就低，成绩比较差的我只能建议家长给孩子报一些针对性的辅导班。”刘丹说。
据说数学老师们的日子更难过。不少参加过课外补习的孩子在课堂上已经不再听课，张捷曾听儿子说，一些奥数班的同学甚至喜欢拿很难的奥数题戏弄学校的老师。对张捷而言，课外教育是孩子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而学校的意义更多是为孩子提供社交的场所。
“如果你的孩子不能进入到社会的前20%，根据二八效应，他的未来是要普普通通劳作过一生的，收入也不会很高，以后都要为生活而算计；反之，如果你的孩子能进入前5%，他就可以过得很好，况且真要竞争下来，5％也不过是个小升初的区重点。”理工科出身的张捷喜欢拿数据说话，按照他的逻辑再向上推导——千分之五的精英不过是考上985高校的比例，万分之五的高级人才，也不过是清华、北大及常青藤联盟毕业生的水平。
张为学也觉得学校教育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但知识密度却十分有限，“取消了升学统考，小学老师的动力也随之减少了，反正教好教坏都体现不出什么差别。”他觉得当下问题的症结在于，教委既想要让教育走“计划经济”，却又给一些重点中学留下了“市场经济”的口子。
林昱是为数不多的坚持不给孩子报补习班的家长。他曾在网上看过包括学而思、四中网校在内的一些补习机构的课程视频，感觉水平参差不齐。
“我的教育理念是让孩子受到引导，而不是灌输；要学会方法，而不仅仅是知识点；要能够发散思维，而不是因循守旧，而学而思在这方面明显有短板，”他说，“也可能是我对于教育机构的要求太高了。”
林昱本人毕业于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也曾接触过奥数，在他看来，奥数是思维的锻炼，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能够了解数学的很多可能性，只是现在的奥数班学习方向更偏向于应试。而林昱女儿的成绩也一直很好，即使没学过奥数，初中入学的分班考试数学单科成绩仍排在年级前十。女儿成绩好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帮助父母增强抵抗学而思的信心。不过林昱说，他平时也会给女儿买课外参考书和学而思的习题，让孩子自学。
“我们比较重视孩子的三观教育，更多从过程评价行为，强调努力而不是结果。”林昱仍记得，女儿在小学遇到做PPT的作业全都是自己独立完成，但每次拿到学校去，她的作业永远是做得丑的，但家长对此并不介意。巧的是后来有一次，老师要求学生当堂完成一个PPT，全班只有林昱的女儿顺利地独立完成了。
“家长焦虑孩子的学习可以理解，但跟风就说明考虑问题的方式出了问题。很多机构的补习核心就是让孩子提前学，但学习是一个阶段性过程，真要判断辅导机构好坏，最终只有高考可能是个检验标准。”长期从事教育行业工作的褚招生觉得一些媒体谴责家长们盲目跟风或者培训机构是有失偏颇的，毕竟，在可选的升学通道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勤奋和努力是没有错的。
“如果家长是权贵老板，或许有特殊途径帮孩子升学，再或者是农民，上万元的补习费用让他承担不起。所以实际上支持补习行业的正是绝大部分中间阶层，”褚招生说，“我们作为父母自己不也是通过应试考到北京然后努力留下来的吗？”在他看来，北京市教委提倡资源均衡的初衷没有错，如果能执行到底，当下这种白热化的竞争在未来会有所缓解。
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多元，新的职业，新的想法、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成不变的教育同样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
为了有别于传统的应试教育辅导机构，一向善于筹谋的学而思在2013年调整了战略，将自己定位为“一家用科技与互联网来推动教育进步的公司”，并将公司名换成更有技术感的“好未来”。现在，它所覆盖的教育产业链条比几年前更加丰富。据一位接近好未来的人士介绍，该公司这几年还从BAT挖了不少技术人才。
好未来最新的技术成果是今年8月推出了一套人脸表情识别系统，它可以从学生的表情精准分析出学生的状态是专注、疑惑还是倦怠，由此分析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接受度。
回头看，尽管各级教育部门本着为中小学生减负而不断修订升学政策，但阶段性应试教育的主战场只不过是转移到了校外各种补习机构，最终促进了这一产业的繁荣。
而望着眼下中国各地中小学校的“校外补课大军”，他们与过去几十年生活在日韩、中国香港和台湾那一代又一代“向教育要出路”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本文版权归第一财经所有，
袁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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