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在生育决定上有控制权吗?
穷人或许无力控制自己的生育,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可能接触不到一些现代的避孕措施。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的官方报告,通过满足现代避孕“未满足的需求”,能将每年的意外怀孕次数从7500万次减少至2 200万次,每年可减少27%的产妇死亡率。20与更加富有及受过教育的妇女相比,贫穷及未受过教育的妇女使用避孕措施的概率更小。此外,近10年来,贫穷妇女对于现代避孕措施的使用率并没有提高。
然而,使用率低并不一定意味着缺乏获取渠道。在计划生育领域,我们也看到了活跃于教育领域的那种供需之战。而且,或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供应达人与需求达人常常是同一组人。供应达人(如杰弗里·萨克斯)强调获取避孕措施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使用现代避孕措施的人生育率要低得多;需求达人反驳说,这一关联只能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想降低生育率的人大多能找到正确的避孕法,无须外界的帮助,因而仅仅拓宽获取避孕措施的渠道并无多大用处。
为了确认哪种说法更接近于事实,唐娜·吉本斯、马克·皮特及马克·罗森茨魏希不辞辛苦,找出了印尼几千个地区在1976、1980及1986年的计划生育诊所数量,并将这方面的数据与乡村级生育调查数据进行对比。21结果他们发现,诊所较多的地区生育率较低。然而,他们还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生育率的降低与诊所数量的增加并无关联。他们进而认为,计划生育设施会在人们需要的地方提供,但这些设施对于生育率的变化并没有直接影响。在这一局中,需求达人得1分;供应达人得0分。
蒙塔拉伯计划一直是供应达人的代表作。他们声称,提供避孕措施可以发挥作用,至少这是一个仍须讨论的证据。我们看到,1996年,实验区的30~55岁妇女比对照区妇女平均少生1.2个孩子。但蒙塔拉伯计划所做的不仅仅是提供避孕措施,其中一个主要环节就是,一位女性保健工作者每隔两周为足不出户的妇女提供上门服务,打破了对某些地区避孕问题讨论的禁忌。(因此,这一计划的花销很大——当时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估计,与典型的亚洲计划生育项目相比,蒙塔拉伯计划为每位育龄妇女每年提供的花费要比原来花费多出35倍。22)因此,该计划直接改变了理想的家庭子女数量,而不是给他们提供某些可以控制生育的工具,这似乎是合理的。此外,自1991年起,该计划实施区域的生育率不再下降,与未实施计划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开始缩小。1998年,也就是我们记录数据的最后一年,计划实施地区的生育率为3.0%,对照区为3.6%,而孟加拉其他地区则为3.3%。23蒙塔拉伯计划或许只是增强了节育的趋势,该国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因此,双方在这一局最多也就打了个平手。
关于哥伦比亚Profamilia计划的研究也认为,该计划对于总生育率几乎没有任何影响。Profamilia计划使妇女一生仅仅少生约0.05个孩子,低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总生育率降低的10%。在这一局中,需求达人得2分;供应达人得0分。
因此,这一数据似乎公平地将胜利送到需求达人的手中:避孕渠道或许可以向人们提供比现有选择更方便的节育方式,让他们感到满意,但这似乎并不能降低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