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承认一段婚姻已走到尽头，几乎是违背了我的信念。我和许多同行一样，认为婚姻破裂是件特别令人遗憾的事。我总是心怀希望，希望有情人能够战胜万难。但我也曾遇到很多夫妻，他们的爱情已转化为仇恨，希望也变作苦涩。劳燕分飞固然悲伤，但有时也不失为一项正确的选择。如果婚姻已死，再去努力挽救有何意义呢？面对这种境况，人们需要拥有强大的内心，也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得支持，从而弥合心伤，活得更好。
为何有时人们纵使百般努力也无法挽回婚姻与爱情呢？原因很简单：至少有一人已决意放弃，对伴侣的种种努力视而不见。但有时也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原因。曾有婚姻失败的人问我，他们的问题算不算“正常”——他们在说出这个词时很尴尬，但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夫妻之一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或人格障碍，因此很难与另一方产生真正的亲密之情，甚至可能会让另一方毫无安全感。这类婚姻通常都有很高的离婚率，这一点也不奇怪。常见的例子是，其中一方太过自恋——这种人格障碍会阻止其与他人建立起真正的亲密关系。另一方会因为他（她）的过分自恋而感到愤怒和恐惧，甚至产生自我怀疑。接下来的这段简短的对话来自一位自恋的丈夫和他那因此而抑郁不安的妻子。他们不过是许许多多这样的夫妻中的一例。她深感绝望，以致看不出她丈夫的个人问题已将他们的婚姻推入绝境。
佩里：（啜泣）我现在什么也不在乎了。就算明天死了也无所谓。我需要帮助。
杰克：哎，你也知道，我不相信心理治疗。你就不能再撑几个月，等我们有了新的健康保险再说？（他想的是：她的健康问题总是花费巨大。她总会犯偏头痛和胃病。现在她又需要一个心理医生了。我当初真不该找这么难养的人结婚。）
佩里：哦。（我不值得救助。）
幸运的是，佩里的家人及时介入，她的抑郁终于得到治疗。而她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她的丈夫缺乏共情的能力；又因为他自认为完美无缺，无从作出改变。她对这段婚姻不再抱有任何期望，终于签署了离婚协议。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选择拯救婚姻还是一拍两散并不是那么干脆的事。向我咨询的很多夫妻声称，在其中一方表达出离婚之意后，另一方显得极为震惊。这类谈话通常都是这样的：
她：我想离婚。
他：我完全不知道你居然这么不快乐。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她：在过去的9年里，我一直在跟你说。
或者：
他：你这么难过，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们可以马上去见治疗师。
她：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会引发新一轮争吵，而且最后你还是会把错误都推到我头上，就和平时一样。
这类对话在婚姻诊所里相当常见，几乎让人无法判断他们的婚姻是否值得挽救。但是现在，我终于有方法能够确定一段婚姻是否已到尽头。我把我的度量方法称为“爱情开关”。它可以根据婚姻双方回溯共同记忆的体验计算出他们的累积信任值，或者不信任（背叛）值。这方法之所以名为“开关”而非“标尺”，是因为我几乎没见过任何人在回忆爱情史时处于中间地带。他们的回忆或快乐或痛苦——开关一关，非此即彼，很少处于二者之间。如果开关打开，它就会像某种强力缓冲器一样缓冲掉一时的焦躁和疏远。但如果开关关闭，就会产生所谓的消极诠释：总假设伴侣不怀好意。就算只有一方的开关是关上的，也会导致婚姻的终结。在心理学研究中，如此有效的未来灾难预警机制可不常见。我们需要仔细考察其含义，才可能扭转局势。
口述历史：评估你们的爱情史
我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个详细的访谈脚本，我们管它叫“口述历史访谈”（Oral History Interview）。我用此脚本在实验室中对夫妻讲述的爱情故事进行评估。其中有些问题可以归入“我想认识你”一类——如果你在聚会上新结识一对夫妻，你很可能会问他们这类问题。还有些问题则更为深入，你可能只会和亲密好友谈论。在访谈中，我们会询问夫妻他们是怎样结识的，他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们约会的细节，他们的感情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他们的婚姻哲学以及他们对其他人婚恋观的看法。
访谈脚本在设计上吸收了斯特兹·特克尔（StudsTerkel）的谈话艺术。特克尔是一位知名的广播主持人，他主持的口述节目记录了平常人的非凡生活。在特克尔做访谈时，他并不像常人那样做“哦，嗯”之类不痛不痒的回应以鼓励嘉宾继续诉说他们的故事（治疗师就常常使用这个方法）。这种含糊的声音在广播里听起来实在烦人。嘉宾停止叙述时，特克尔会说：“哇！这真是太了不起了。”然后他会转向下一个话题，自己则继续保持沉默。正因为他采用了这种方法，后期制作人员可以轻易将他的部分从录音中分离出来，只保留谈话主角讲述的故事。这样一来，他就把嘉宾变成了侃侃而谈的演讲家，讲述他们那引人入胜的人生故事。
我发现，参与我的访谈实验的伴侣们的反应和特克尔的采访嘉宾非常相似。人们似乎都有讲述自己故事的需要。就算是婚姻不幸的伴侣也想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研究中，利文森和我本打算跳过访谈以节约时间和经费，但被试们却坚持要进行这一步。伴侣们总想与我们分享他们的记忆，无论他们的婚姻是幸福还是不幸。
在口述历史访谈开始之前，我手下这些出色的采访者会向被试说明，我们认为他们的记忆独一无二，我们也只能通过他们来了解他们的婚姻——毕竟他们才是自己婚姻的专家。在访谈结束后，我会分析每个人的反应，评估他们的爱情开关究竟处于何种状态。
那些只有消极记忆的伴侣关上了他们的爱情开关，但他们并非都会分道扬镳。有些人会继续维持他们不快乐的婚姻。他们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之下，但是形同陌路，不再信任彼此。
口述历史访谈可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评估婚姻满意度的方法。夫妻现时的态度和关注点会影响他们对于过去爱情史的记忆，以及回忆的重心。这一现象可以从生物学上获得解释。最近，神经生物学家研究发现，大脑会根据记忆对我们现时的意义而改写或重组记忆。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我们是谁、我们的出身——其实都基于我们的神经网络而存在，而其本身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我们后来的经历就会影响甚至改变我们的记忆。
通常来说，大脑会储存两种记忆，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外显记忆是我们有意识记忆的东西：比如你的祖母在你6岁生日时送给你一个娃娃；波士顿红袜队赢得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冠军（而不是你梦到的）。而内隐记忆很可能并非是在完全有意识的状态下产生的。大脑会产生某种类似于直觉的反应，找到在当前情境下适用的规则。红灯亮起时，你不用细想就知道要刹车。但如果新情境与旧认知不符——即所谓“认知失调”——大脑就会改写你的记忆，让旧认知变为合理的。举个例子：你对你的婚礼的记忆很美妙，但因为你的伴侣实在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混蛋，你的大脑就会改写你的内隐记忆。它改变了过去，为适应新情境而创造了新的认知。现在你再回忆婚礼，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你的丈夫没有夸赞你的美丽。
一段婚姻究竟是无药可救还是希望尚存，在于夫妻双方讲述历史时的态度有多消极。一种对人们的谈话和谈话方式进行评估的方法——“布赫尔曼计分表”，在预测婚姻是否会失败方面极其精准。我曾使用这个方法研究了120对育有学龄前儿童的夫妻，预测他们在未来4年内是否会分道扬镳，准确率高达94%。
令人印象深刻，不是吗？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能做出这样的预测，因为夫妻在描述他们的过去时几乎不会保持中立态度。他们或者会强调曾经的幸福时光、轻描淡写地带过困难，或者会竭力强调失败而非成功。与之类似，他们或者更看重伴侣的优秀品质而非糟糕的缺点（珍惜），或者与之相反（贬低）。
接下来，本书将逐一为你介绍“布赫尔曼计分表”的5个维度。在参与我们研究的所有被试中，在5个维度上得分都很低的夫妻最终均以离婚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