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
倘若认识之路果然基于武断，则“真理”之达成就不可能仅与“认识”相关，而应该更与某种制约着“武断”本身的因素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就是对这一自然规定或自然制约所给出的逻辑学旁证，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这一自然规定或自然制约构成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得以发生的深在原因。】
换言之，使武断得以武断的前提正在于知者自身的存在本质。
存在使“知”成为“武断”，或使之实现为被赋予了某种代偿度的规定性的 “武断”；武断使“知者”成为“在者”，或使之实现为被赋予了某种存在度的规定性的“在者”。
于是，对“知”之本身，开始有了一个基本的定义：即“知者”之所“知”，无非限于“在者”之所“在”。质言之，知者只能获知与自身之存在程度相关的要素；而且只能以与自身之代偿程度相关的方式求取其知。
前者显示知者之被规定的在规定了知的范围或“所知”；【基于此，而不是基于“在逻辑空间中的事实就是世界”〈1.13〉，维特根斯坦用以梳理其“逻辑实证”的“图式论”才能够成立。】
后者显示知者之被规定的在规定了知的方式或“能知”；【基于此，而不是基于个人存在的“纯粹的个别的主观性”，克尔凯郭尔用以对抗笛卡尔的那个反命题“我在故我思”才能够成立。】
一言以蔽之，“所知”与“能知”盖出于知者的存在规定性或曰存在性的度的规定之制约。【即“非知”对“知”的制约，“非逻辑”对“逻辑”的制约，亦即“存在动势”对“精神演化”的制约，尽管这个制约要素并不直接呈现于逻辑之中。（有哥德尔第二定理为证）】
也就是说，“知”不论把自身呈现为“所知”抑或“能知”，都未曾真正显示出知的规定性或知性的本原。
因此，前章之所述，不是说我们一无所知，而是说我们对“知”本身尚一无所知。苏格拉底曾经自谦地宣称：“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大抵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醒人们应该小心对知的无知。
第七十章
之所以说知性取决于存在性，乃是由于表达为“能知”的知性其实表达着“能在”的在性——即能知的存在者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在。【上述所谓的“知性”乃属广义之用，它姑且涵盖“感性、知性和理性”之全体。】
“能在”的程度越大（譬如“自在”之物），“能知”的程度则越小；反之， “能在”的程度越小（譬如“自为”之物），“能知”的程度则越大。因为“能知”无非就是对能在之不足（或曰“存在度之不足”）的一种代偿，而随着这种代偿度之增加（或曰“能知程度之递增”），“所知”相应扩展。
于是，“在者”之“知”，与其存在的性质相当。亦即，“知的程度”（“感应度”或“感知度”）与“在的程度”（“存在度”或“生存度”）呈反比相关。
沿用卷一中关于“递弱代偿原理”的图解（参阅第三十四章），可将上述题旨复示于下（亦可称其为“精神坐标”或“真理坐标”）：
即：Fr ＝F(Ed)
Ed ＋Fr ＝Ts
这里提示，“知”是一个被规定的自然演动矢量，它不仅有一个下限的规定——即“知者”自身之存在度的规定；而且有一个上限的规定——即“知者”自身之代偿度的规定；然而这正是知的本原或精神存在的气脉。
以后的讨论均从这里出发并以此为唯一的根据：所知受能知之规定，而能知受能在之规定。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所知的程度表达着能知的程度，能知的程度表达着存在的程度，如此而已。【马克思曾说：“存在决定意识”，几乎一语道破天机。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哲学观尚停滞在对黑格尔学说与费尔巴哈学说胡乱拼凑的层面上，因此，他所谓的“存在”及其被决定的“意识”不免仅限于文明社会历史的肤浅而狭隘的范畴，结果导致连社会历史的成因亦未能深入阐明的终局（参阅卷三）（严格说来，马克思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集经济学和政治学于一体的巨匠，所以把他的学术体系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实在是很恰当的，至于用他的眼光看，由配第创立的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算术”，由黑格尔创立的辩证法深藏着某种“革命意识”，则大抵只能表白他的政治情怀，却不能证明经济学或辩证论的学术性格）。不过，“存在决定意识”仍不失为是一句最富于哲学灼见的至理名言，因为在马克思的上述语意中业已暗含着这样的底蕴，即意识之状态首先受制于意识主体的存在状态或反应素质，而不与意识的二元对立格局或反映状态相关，换言之，不是作为“对象”的存在决定着意识，而是作为“主体”的存在决定着意识，说到底，意识的二元格局和反映状态不过是意识载体自身的存在状态的产物而已。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对其作出哲学性的系统证明？】
第七十一章
凡有限的存在必属衍动性存在，反过来说也一样，凡属衍动性存在者必是有限的存在者。即是说，任何有限的存在形式或存在形态一律不可能作为存在的元质或绝对的存在而存在。【如卷一所述，一切所谓的“存在形式”或“存在形态”就其“形式”或“形态”而言，都已经是存在的“属性”了，唯有奇点前的未分化存在才是没有任何属性、亦即连“形式”或“形态”都无从谈起的高“度”存在（指存在度极高以至没有任何属性代偿的那种存在），而由于一切感应或感知都只是对属性有所感，故此，对于无属性或前属性的所谓“绝对存在”，才真正是我们没有资格议论的存在。至于感应和感知为什么只能对属性有所感，随后即谈。】
这道理很简单：所谓有限状态就是具有临界关系的特定状态，其前向临界面是它的衍生之源，其后向临界面是它代偿转化或失代偿终结的归宿。精神存在既然如前所述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质态或有限存在形态的属性代偿，则它必有一个从异己状态向自身状态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形成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规定性，而且，严格地讲，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涉及所谓“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规定性或物质规定性”。【注意：我所谓的“前”，一般是指某种特定衍存状态的原始前体；我所谓的“后”，一般是指某种演化派生进程的当下存态；即是说，“发展”只能沿着从“原始前体物态”向“后衍进化产物”的不可逆方向“向后发展”，尽管有时我又不得不照顾到中文的表意习惯而偶或将其说成“向前发展”。诸此讲法及其单向度演动的义理在全书中是一贯的。】
也就是说，不管精神载体如何只能从“精神本体”（此处特指“形而上学的禁闭”）出发才有望追溯到决定着精神存在的存在前因，精神存在终究不能成为“存在的本体”。【所以，在本书卷一的开题性论证中，我们宁可从“所知”出发而不从“能知”出发，宁可从“所知中间接提示的存在性”出发而不从“所知中直接给出的存在”出发，就是为了避免陷入“从非本体的精神出发去探求作为本体的存在”这样一种悖论之中。至于“存在性”（指对“存在性”这一概念的理性抽象和逻辑处理）何以就可能逃脱或不可能逃脱“精神观照对客观存在的扭曲”，我将在本卷中随后予以答复。】
为了阐明上述说法的意蕴，就得返回到自然哲学的递弱代偿原理上来才好讨论，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是，这项原理来自于对有限区间内的存在态势及其存在本性进行符合逻辑的现实总结，因而它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可以作为某种演绎根据的根据性。依据递弱代偿原理，任何具体存在者的存在效价或存在度都将不免趋向衰减，从而要求必须有相应程度的属性代偿以维系存续，这个代偿过程即造成物存形态的变迁，并将存在效价不足的本性缺憾逐级放大，由于这一进程不可逆转地长此推演，终于导致属性代偿的形态发展到十分复杂的程度，是为精神存在的渊源。
可见，精神现象完全是自然物存演历的一个派生产物，而且它那令人迷茫的复杂性恰恰标志着自身作为终端属性存在与自然本原存在之间日趋背离和日渐遥远的距离尺度。
基于此，前述所谓“认知活动的武断形态”原本并不是一个逻辑运用的问题，而是在思维逻辑甚至感官感觉尚未发生以前，就已被自然物质的衍存法则贯彻下来的存在状态的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