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厘”的难点。（虽说这关乎“人类物种”与“物演质量递减梯度”之铁律，但，“透支自然生态环境”与“透支人体生理储备”可能是在此“人间末世”艰难求存的必需吧。）
如前所述，这个问題比较简单而直白：随着家庭失稳解体、养育紧张度增髙和不孕不育症流行，预料人口数量很快就会呈现下降走势。它的极端状况反而是“人丁稀疏”乃至“人类灭亡”的问题。这是第一路线的终极景象。
因此，它必将逼迫人类不得不采取第二路线。（譬如，环境污染导致基因工程人（如抗核辐射人、抗宇宙射线人、抗各类化学污染的人种变塑等）、智力竞争导致生物芯片人，此外还有机器人替代生物人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届时自然生育成为不可能，工厂化造人不再是科幻电影，由此酿成的各种问题不堪设想。接着还要受制于“后衍者的质量和时度递减法则”，即不得不继续表演“一代不如一代”以及“死灭层层加速”的畸化衰变闹剧，直至“随生即死”为临界终点。它有点类于“莫尔定律”与“达维多定律”的普世化变态运作。）
而且，只要国家还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人口数量不太可能减低到保持生态相对稳定的级别，甚至促生人口或人造人口数董还会在国际关系紧张的逼迫下大幅上升，就像战前的军备竞赛一样。（反过来它又会进一步加剧各方面的社会人文危机，也会进一步加剧繁衍和养育危机在未来爆发的烈度。即是说，人口问题的不利状况在第一路线和第二路线上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缓解。）
第三路线就是“计划生育'而且必须在国家消亡的前提下，它才可能真正实现达标。（这里所谓的“达标”是指达到严格的生态平衡。这里所谓的“计划生育”，未必是强加于个体或家庭的，但却必须限定总量，因此很难保证个人自由，尤其是在生存压力和经济紧张大为缓解的改良情况下，这当然是一桩十分棘手的难题。另外尚有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现实问题。再者，此处可能还暗藏着一个“福山远忧”式的悬念：假若社会改良的第三路线居然及时全面实现，人们会不会在轻松闲适的生活氛围里重新萌生发自本能的育后热情，也就是重新恢复生物固有的超量繁殖潜能？若然，则第一路线上的各种社会弊端不免转瞬间死灰复燃。）
这里仍然显示，人口问题的第三改良路线矛盾重重。
“改变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问题。（动物不问这个问题，反而活得很自在，可是人类能不追问吗？退回动物存境显然不可能，一旦追问则必取上进奢华态势。）
就算问出了一个比动物还宁静质朴的结论，后果又如何？（释迦牟尼的佛教教义取苦集灭道“四圣谛”和不入轮回“涅槃观”，其修行之静甚于动物，结果古印度和古中国照样动荡，直至佛教自身衰落。第欧根尼宣扬“像狗一样活着”的犬儒主义，自己苦行如乞丐，居于木桶，半裸身体，一根木棍，半片斗篷，交媾于人前，疯癫于街市，蔑视权贵到让亚历山大大帝“让出阳光”，在希腊化时代后期和古罗马早期，曾与斯多葛派共享显哲地位，但终究挡不住西方文明的大潮滚滚而来。）
试看“人性”的内涵与形成机制：
“贪婪”是不可克服的，其中表达着分化递进和多向依存的衍存失据危机；
“上进”是不可阻挡的，其中显现着递弱代偿法则对人类意志倾向的制约；
“浮躁”是不可抑制的，其中潜藏着能动属性虚补和社会结构动荡的忧患与不安；
“奢侈”是不可遏制的，其中蘊蓄着对日益弱化的人性备加呵护的必要。
既然上述种种全都是出于身不由己的天道之规定，那么，自不待言，除非某种外部压力的强制，否则谁能受得了“宁静质朴”的折磨？
于是，前述的相关原则中就隐含着难以克服的如下矛盾:“唯美”的生活内容能够满足人性繁华的精神需求吗？(生物进化和基因分化的结果，造成每一个人都是某种“天才”的孤本，才华源于兴趣，兴趣因人而异，如何叫人都去搞艺术？再说，“艺术追求”必致“技术追求”或“技巧追求”，而技术和技巧之进步正是人类文明危化发展的动源之一，想想看，哪个民族的原始文明不是从“艺术”发端，而最终又何曾止于“艺术”？）
“闲适”的生活方式能不滋生更加离奇的宣泄动作吗？(姑且不论悠闲懒散可能造成的供应紧张问题，假定鼓励闲散的全部条件都具备，又将如何？自古“贵族出文化”，任何文化的初期形态一定是别出心裁的异端，谁敢说装神弄鬼与宗教勃兴无关？邪思诡辩与哲学逻辑无缘？怪力淫巧与科技创新无涉？我看文人嗜书与赌徒嗜赌没有什么要紧的区別，由此造成文化多样性，也由此促成人文进步。若然，闲散生活岂不是要生出更离奇怪诞的文化魔头吗？）
既然如此，“甘于淡泊”就可能只是一种虚饰之词。（“饥饿出盗贼，饭饱生余事”，反正无论怎样做都不得安生。看文明史，明显是一个从节俭到奢侈的历程，与自然史是一个从简单到繁复的历程完全合拍，如何能逆向求得“淡泊”？）
所以，不用担心“无人劳动”这类问题，只怕是“劳动”的花样愈来愈多，“劳动的产物愈来愈让人难以消受而已。（尤其是对“知识经济时代”以后的“智力劳动”而言。此乃第一路线的变态继续，甚至是生物本性的自然延伸，算不上什么“共产主义的勤劳美德”。）
总之，人类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一定会变，问题在于它的趋势和结果是否是缓和性的？尤其是你所采取的措施是否难免适得其反？（如此发问连连，当然还是对第二路线和第三路线深心抱以质疑态度；这般疑虑重重，实在是由于看不到丝毫可能发生根本转折的理由和迹象。）
而所有上列问题，都面临这种“事先无法预测也无法估量”的盲动危险。[“盲动”的基本规定是“盲存”，而且越理性的东西其远效越盲目（参阅《物演通论》第八十三章前后各有关章节）。]
正如歌德所说：“这个世界多么轻易地抛弃我们，使我们无助、孤独；它总像太阳、月亮和诸神那样，继续走它的路途。”
有人认为，我是决定论者，是悲苦学说，因此一定反对享乐主义，推崇老子无为和犬儒主义，此乃没有搞懂我的思想体系所造成的误解。其实，我倒认定，任何理论，如果不能普遍地张扬人性中的所有潜含要素，也就是最大限度地达成表观意义上的“享乐”和“放任”，则它注定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从来不对人类的“自我克制”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我尤其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制约”，须知我历来把“人性”视为不可抗拒的“自然物性”之赓续与集成。我只是想问，人类的“享乐”层级难道一定不能升华到“物欲”以上的高度吗？“物质消费欲望”难道不是一个较为低级的需求层次吗？但我还有一问，那个“超物欲”的髙级享乐就一定不会导出更糟糕的结果吗？
未来社会势必同时具备两种素质：一方面是“自由化、宽松化以及外显的柔和化”，它会给人造成一种社会进步的良性假象；另一方面是“密构化、脆弱化以及含蓄的暴烈化”，它会给人造成进行性的和实质性的损害。前者主要表达了对人性的残弱化素质加以呵护的代偿需要，后者主要表达了对社会的结构化素质予以补缺的代偿需要。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从而最终闹成“温水煮青蛙”的既可悲又可笑的结局。
如果你觉得我的学说是矛盾的话，请你留意，这其中隐藏着某种环环相扣的统一规定，而且正是这个无从破解的“统一性”，令人左右为难。
我经常听到这类批评的声音，说我只关心认知问题，却拿不出解决问題的办法，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在这里算是做了一个尝试，但愿它能给后人以某种启迪和参考。
我以为，“知行合一”的时代早已过去，“知者”作为“先知”只负责建立逻辑模型，在他那个时代还不具备“行”的条件，否则他已是“后知”了；“行者”纯属后人的事业，或者说是后人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如果“先知”没有“知”错的话。
因此，“行者”之可行的条件就是他所处的困境，即所谓“逼上梁山”的困境。到时候不是肯不肯“行”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坚守住“不行”的问题。
于是，我们最终可以确信，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的设想，只要它符合逻辑，也就是符合“事实”，则将来都有实现的可能。
问题在于实现的“时机”，倘若非要等到病入青肓、无可救药的时候才采取行动，做垂死之挣扎，我看“不行”也罢。
即是说，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是这样一粧棘手的工作，他们非得在还不具备充分条件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做成，即便这是一件“拔着自己的头发就想升天”的奇事，你也最好尝试一下，反正升不了天就得入地狱。
这就是我在此行文中尊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缘由，即，我明知道我所说的都是不可行的，也要把它说出来，并希望它成为后人选择正确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之第一步。
但我同时守持这样的意气：倘若改革的举措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和“泯灭人性天良”为代价，则我宁可面对毁灭。
人类过于轻率和冲动的天性，曾使人们动辄陷于某种空想的迷幻或理论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把更多的笔墨挥洒于对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任何社会改造构思或社会蓝图设计加以质疑与批判的原因。（按照愈高级的社会形态危机愈深重的趋势看，人们对其所生活的社会属境或文明时代，厌恶之情一定愈强烈，批评之声一定愈响亮。为此它反而可能加重对未来社会的期待和幻想。）
倘若对“社会”难以指望，则我倒不妨给个人提出一些忠告。（因为“个人的总和”就是“社会”，所以，这也可以看做是推行社会改良的基层浸滲，或者说是解构社会危机的终端落实。）
首先必须明白，“社会”是一个髙于生命有机体的代偿结构，也就是一个最失稳、最脆弱的自然实体。把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寄托给社会、国家或社团组织，肯定是人类的无奈之举，主动加强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积极献身于社会绞肉机之中，则属愚蠢之举。（所以，西方人自古奉行“个人主义”，乃基于他们的自然生存状态相对比较宽松；东方人自古尊崇“社会主义”，乃由于他们在农业文明初起之时的人口土地比例一开始就格外紧张所致。也所以，“隐士”是中国文人特有的偏好，他们从社会中的获益虽少，但受害也少。但注意，西方的个人主义最终反而成为社会结构运动的推动力量，又表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无可松解。）
无论如何，换一个“淡泊于社会”的生活态度对个人和社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孟子?尽心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列子?杨朱》释曰：“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而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种具有“反社会倾向”的东西，虽然未必管用，却不失为“防社会荼毒”或“减社会危害”的一种个体逃避型选择。）
人生原无意义，“意义”无非来自四个方面：
(L)社会功利的需要：即主流文化的欺蒙与暗示；
(n)自我功利的需要：即名利场上的激励与纠缠；
(m)癱狂弄智的需要：即虚妄自命的优越与雅趣；
(IV)自然弱存的需要：即代偿求存的规定与虚拟。
只有这最后一项，既道出了“意义”的本质，也道出了“无意义”的本质。其他三项可以视为它的派生变态产物。(但也因此注定了这类追问和追求的不可取消性质，甚至注定了它的内涵膨胀趋势。）
如前所述，人不过是自然社会结构或生物社会系统的阶段性填充物。（讲座摘录遗漏，请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二十一章至第一百二十六章等。）
生物社会的生存压力始终呈现出某种进行性置换关系：即它要么由自然外压转向为社会内压，由天灾转化为人祸，要么就是压力递增的；任何主观的改造举动均属这一自然进程的人格化继续，因而大体上一概有害无益。(社会祸福抵消律。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三十四章及第一百五十二章)
生物的种内竞争，最终以基因收益均衡而告终。（ESS.生物进化的稳定策略。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引述生态学家史密斯等人的博弈论研究成果，颇为精彩地演示了生物社群竞争的损益中性分布状况，即“竞争终极无效现象”。）
人生的社会竞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追求到超额的幸福。[涉及“苦乐均衡律”、“生死等位律”等。人的心理规定：“无聊基线”、“正弦波动”、“振幅振频递增”等(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八章至第一百一十二章）。援引叔本华论说心理震荡介于无聊和悲苦之间，表达了对震荡本身的不良体验；故此，安宁、舒展以及低度刺激的惬意，就是最大的快乐与幸福。]
以下，提出若干个人行为的指导意见：
一、与社会热闹适当保持距离。[在某些方面学做“隐者”,把自身从社会中边缘化。譬如，不置身于社会大潮的风口浪尖（改革者多遭殃，革命者多牺牲，参考鲁迅的《药》;“文革”中逍遥派最安全也最自在）；尽量不卷入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现代人讲究“参与”，我看还是“旁观”为好，试问演戏者与看戏者，谁辛苦谁安乐？）如庄子所问:“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与创新求变适当保持距离。[譬如，不投入高新科技的初创研发（有统计表明，尖端技术的失败率最高，朝阳企业的倒闭率最高），不参与一时鼎沸的时尚博弈（炒股者多赔钱，金融衍生产品多陷阱）等。如老子所说：“不敢为天下先”。]
三、与髙端产品适当保持距离。（譬如，尽量不选用新药;不吃工业化的加工食品；能走路不坐车；能户外运动就不进健身房；等等。道理何在，请参考我的《人体哲理与现代医疗批判》讲座或讲演录。）
四、与先进文化适当保持距离。（能用直觉就不用逻辑；能做实事就不做学问；能干艺术就不干科学；就像能收藏古董就不玩新奇一样。）
五、与激进思潮适当保持距离。（前进就是弱化，激进就是疯狂，一切躁动和浮嚣背后都是灾难。现代社会正在如此运行，小心提防，明哲自保。）
总之，迟钝才显内力，落伍才有安宁，缓行才能走稳。但愿人人如此，社会如此，这才是人类的福祉所系。（如老子言：“企而不立，跨而不行”。当然也须注意，老子学说失误颇多，并非人生与社会的可行指南。请参考我的《国学大体》讲座或讲演录。）
严格说来，让个人疏离于社会是不成立的。一切所谓的“边缘化行为”其实是社会髙度分化的别样表现形式，甚至是个体极端残化的主观确认方式，须知个体分化或残化正是社会结构度趋于增髙的基础。因此，应该承认，一切提供给个人的忠告或箴言一概无效，也许，它倒恰好是促进社会分化的临末诱导形态，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它倒真正是提升社会结构的潜移默化路径。（请读者注意，如果你发现我总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前面之所谈，那就算你已经大略体会到了我的苦衷。之所以写下如此前翻后覆的篇章，其用意仅在于提醒人们：你等正行走在一条怎样危险而又难以置身度外和调头转向的不归路上。再多说一句，我与此前所有思想家的不同，就在于我对“思想”本身的实质和效应深表怀疑，因此我绝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一味地鼓励人们按照自己确信不疑的某种逻辑导向或理论方针奋勇闯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