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凝结在社会实体中的人类分子”之经济纲领。）
这个问题格外困难，它面临两个几乎无法克服的难点：
一、以国家消亡为前提。（因为如果国家存在，消灭“私有制”的结果只能是“国有制”，而“国有制”是最坏的放大了的私有制，它让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垄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并最终不免使全民都变成奴隶。由此可见，假使国家消亡，“统一社会”的自由民主体制必须更健全，故谈“普议制')
二、以人性扭曲为前提。[人性导源于物性和兽性。所有后生动物都必须是自私的、私自占有性的，否则就无法在生存竞争中活下来，此乃生物性之规定；但反过来，以单细胞生物为界标，此前的所有无机物性都无所谓自私不自私，因为它们的衍存稳定性极高，用不着从本位出发展开竞存?，可见“消灭私有制”违反人性的近端，却要求恢复到人性的远端（指作为生物源头的非生命界之“物性”)，这种倒行逆施的作为何其难哉！]
上列问题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讨论：
a.自然物演的依存关系倾向于越来越繁复，由此注定了贪欲髙涨、物欲横流的人性特质，这就是“人性”与“兽性”或“物性”的唯一区别及其统一关系；（如前所述，“商品”是智质性状高度分化的产物，“价值”是依存紧张度日益增高的产物，于是必须人为创造出价值符号“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既然如此，未来的经济形态一定要符合这样的趋势：“商品”或“产品”的种类愈加细分，从而导致交换的环节和难度进一步增加；物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倾向于越来越高，从而要求更复杂也更脆弱的交换媒介出现；而交换的前提是私人占有或拥有，且随着生存紧张度的提升，私人占有欲倾向增强。）
b.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愈发展，社会结构的级差分化愈加剧，生存紧张感和物资匮乏感相应也就愈严重，由此导致经济生活的焦虑化倾向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们放弃私人占有物，简直无异于谋财害命。试看人类文明化过程中经济分配形式的演进路径：按需分配（如动物般成幼雄雌有序配享）→按人分配（原始氏族公社中后期之唯恐不公平反而造成与需求量脱节的划一配给性不公）→按劳分配（氏族公社后期至部落联盟早期能力强者多劳多得由此开启私有制之门）→按权分配（部落联盟中后期至邦国形态初期之阶级分化出现强权占有和剥削制度成型）→按资分配（国家体制中后期之商品经济与资本运营蓬勃发展的产物），在这个序列里，愈晚近、愈高级的社会历史阶段，其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的程度愈严峻，迄今已演成“1人富敌6国；首富500人的财富量大于4亿穷人之总和；全球2%的人拥有50%财富，另有50%的人却只拥有1%财富”之困局（联合国下属研究机构2006年报告）。如此大势所趋，怎能指望它突然之间转轨奔向公正大同的天堂？]
c.而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稳定度又愈来愈低，动荡度愈来愈髙，人们很难依靠它来达成自保。（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们信赖全社会公有制，简直无异于缘木求鱼。且公有制必引出“计划经济”，一如前述，问题更多。）
总之，消灭私有制的改革很像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妄想和企求，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人类只能继续滑行在第一路线上。（这也是我一直将马克思归类于“反动派”的原因。注意，这是赞赏之词，与老子同列，可重申思想家的反动与深刻，以及思想家因此必遭曲解与曲用之宿命。）
除非经济动荡和生存紧张达到崩溃点，即资本收益趋近于零或动辄陷于盈亏负值，此外包括两极不公分化导致绝大多数人不能忍受，以至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严重危及原有生产结构中少数获利者的财产安全乃至人身安全，第二路线的尝试和第三路线的问世才有可能。（它相当于某种衰竭性散架及其弥留态重构，如此延伸而来的“第二路线”和“第三路线”会糟糕到什么程度，目前还无法想象它。谈代偿位相与逻辑变革的滞后关系，故“无法想象”是正常的，而“想象”通常是离谱的。）
至于“福利人均化”或“级差化”的问题，还会带来很多弊端。[在目前社会条件下，前者可能造成奖懒罚勤乃至无人工作、社会贫困乃至人性贫乏的苍白难耐之局；后者又会重新刺激竞争化和私有化。这两种情况在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及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早成事实，毋庸细述。此外，无论从自然史或人文史哪个方面看，“均质”或“均等”现象一概仅见于最原始的低级阶段，也就是说，“异质化”（异质分化）和“级差化”（级差分化）是物演分化律的必然结果，所以，我曾说，追求平等和平均属于“反社会倾向”，它的一般后果是助推其社会结构分化进一步加剧，除非陷于某种非常态或终极态。（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三十章、第一百六十九章、第一百七十五章和第一百七十七章等。）]
结果如前，即它完全等于把第一路线贯彻到底；而且，如果是自发形成的所谓“第三路线”，则无论它的实现形态如何，都只能是固有不良趋势的变态继续和恶化加剧。
“思想与文化变革”问题（涉及“信息增量与信息混乱的自然终末形态”)。
知识是满足贪欲的工具，是性情飘忽不定如“浮士德”的人类所特别宠爱的糜鬼“靡非斯特”，贪欲飞升，则知识髙扬，知识累进，则贪欲叠加，二者相辅相成，共谋大业，可谁能抑制其中之一呢？（低端神学逻辑还知道敬畏自然；高端科学逻辑是最实用、最苛毒，也最能调动贪欲的思维方式。“贪欲”和“求知欲”均乃人之本性，前者是维系人类物质能量依存的原动力，后者是维系人类精神属性依存的原动力，这两个轮子眼下正并驾齐驱地行驶在最陡峭的坡道上，岂能戛然而止？）
一、贪欲的根性与渊源。（谈贪、烦、畏（参阅《知鱼之乐》“人性之根：贪、烦、畏”)。海德格尔只说“烦与畏”，似乎“诗意的栖居”为人人所企盼，殊不知“诗意”比起“贪念”，就像斑驳悦目的秋叶遭遇铺天盖地的北风一样，轻飘飘而无根，荡悠悠而失魂。）
二、求知欲的根性与渊源。（谈感知代偿的理性化、逻辑化、歧异化、暴烈化与依存关系紧张化的对应关系（参阅《物演通论》卷二）；据此说明未来达成统一认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也据此说明西方后现代哲学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只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
而且，文明化进程只能导致生存结构日趋复杂和生存紧张曰益加剧，从而对知识的功利进取作用提出愈来愈髙的要求，这就是今天所谓“知识经济”的本质内涵，也是第一路线的自发驱动力。
鉴于目前生存紧张与危机加剧的双向冲突，以及科学的深层危害正显现出大于其表面收益的趋势，预计人类“后科学时代”会很快来临，它将不免表现出进退失据的摇摆情状，各种观点混战不休，所以第二路线的文化面孔会很难看，一副“脸红脖子粗”的样子。
除非全人类都陷入瀕危衰竭境地，就像行将就木的老者无知无欲那样。不过此刻的“第三路线”已算不得什么自救措施，而只是垂死的征兆罢了。
再看“自由”问题。仅是“自由”这一项问题，就足以难倒一切智慧，击垮任何意志。因为说到底，“智慧”、“意志”与“自由”是同一条藤上的三枚苦瓜。[智慧乃“感”，意志乃“应”，自由就是“感应”的实现形态。“感应属性增益”则“自由动量扩张”，“生存效价递弱”则“自由意志递强”，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自由”都是沉淀在人性乃至动物天性中的基层禀赋，且永远升华不止。换言之，自由度的代偿性增高是一种必然，其意义在于更充分地调动人性深层潜涵的全部属性与能力，借以维系递弱化之存续。因此越原始、越稳定的社会，压抑性越强，越进化、越失稳的社会，自由度越高。（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四章至第一百二十章，以及第一百六十八章等。）]
于是，很麻烦，上列各项基本问题都不能解决，而且形成互为因果或互相掣肘的复杂格局.?要抑制发展就必须管控社会和抑制智能，要抑制智能就无法管控社会，而管控社会和抑制智能都不免损害自由，但伤害了自由就等于从根本上伤害了人类，从而使上述一切努力都失去了意义。
这个系列问题若不能化解，第一路线就将成为无可选择的唯一选项。
假若给“自由”留出余地，而且假定民众的绝大多数也自愿放弃第一路线，则必须给意见相左的少数人设置若干实行别样生活方式的飞地，否则即属“多数人暴政”。若然，结果不外乎如下三种：
一、飞地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很可能诱使多数人重新返回第一路线，就像冷战时代的共产者艳羡资本社会一样，这种反悔相当于彻底埋葬改良理想，宛如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反而彻底毁灭了人类的千年梦想；
二、即便多数人不反悔，由于飞地少数人尽可继续暴采I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甚至制造武器，使多数人成为自缚手脚的牺牲品，改良化为泡影，甚至令多数人沧为少数人的奴隶；以上两种结果即第二路线景象。
三、少数人后来“自愿”从飞地回归多数人的改良社会，造成这个结局只会出于两种缘由：
a.多数人变相强迫少数人回归，然则等于暴政再现，因为任何人都随时可能变成某种意见的少数派，这种情形还不如现行民主社会的第一路线，因此可视为第二路线的变种；
b.瀕危压力已达极限,没有任何人还会产生勃勃富有生气的欲望和梦想，这倒的确是第三路线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但它与“将第一路线走到尽头”的情景没有区别。
后人有办法解决这些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題吗？我都有些怀疑我们是在帮助他们，还是在为难他们，甚至是在搅扰他们。（就像现代医学长于诊断而拙于治疗，结果适足以吓死病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