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拯救的限度：
不难看出，上述设想与此前不断变换身段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何其相似乃尔，这不免令人失望，而我所凭借的唯一根据就是由危亡形势造成的生存压力。可是，这个压力要增大到什么程度才能产生质变效果？以及，哪怕这个压力增大到人种绝灭的边缘是否能够真正产生效果？这还都是疑问。
况且，从导向上看，我所希冀和勾勒的，实属一场史无前例的看似“反向”或“反动”的社会变革，它比既往任何一种空想的或科学的乌托邦都还要显得极端。试想,低矮的丘陵尚且未可翻越，谈何登临苍山之绝顶？
而纵观人类文明史，任何社会变革都不免陷入两重灾难:一是随机的动乱或动荡，成与不成，皆属瞎折腾；二是侥幸变革成功，则立刻进入下一轮更大的灾难，那就是愈发失稳也愈发紧张的社会晋级。（第一种情况如东亚各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农民起义，或如西欧近代迭次发生的市民动乱；第二种情况如奴隶制变革的春秋战国，或如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欧洲动荡和持续性社会紧张等。此外，哪怕是那些悄无声息的革命，譬如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信息革命等，其结果也与后一种情形别无二致。）
再则从逻辑上讲，我原本就不相信具有扭转这种危机趋势的任何可能（因为如果它要是可以任意改动或人为变通的，则说明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既定的趋势或自然的律令。《物演通论》之末章即为此意的概述），我甚至怀疑所能采取的任何变革或改良措施最终被证明是戕害更深的荼毒（因为“演动加速度”也同样是一个既定趋势和自然律令)，这种情形早己被自然史和文明史所证实，而以上的构想，倒像是更为激进的演变、一步到位的衰竭，甚至像是直达宇宙物演最后终结的一幕。
因此，以下的讨论是极严肃的，也是极严螋的，它才是最需要人类予以深刻自省和深长思虑的致命性难題。
先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其理论设计的关系，有如下五种情形：
(1)不作任何前瞻性逻辑设计，只关注于回顾性旧制继承，结果造成原型迁延，停滞不进，如中国先秦思想与中国帝制时代的吻合辅助关系。
(2)—相情愿的设计者，如首创者柏拉图之《理想国》和“哲学王”，以及莫尔等乌托邦主义者，由于未能迎合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动势，故全然无效。
(3)思虑深远的设计者，前瞻性规划周密而缓和，如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洛克、约翰?密尔、亚当?斯密和伯恩施坦等，结果就是西方近现代社会构型，如自由民主形态的美国和福利民主形态的北欧诸国等，即加剧当代文明危机的欧美策源地。
(4)激进、激烈而激情的设计者，回顾肤浅，前瞻勇猛,如卢梭、尼采和马克思、恩格斯等，结果是短命的和灾难性的法国大革命、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前苏东共产主义运动等。
(5)不作任何前瞻性逻辑设计，也不关注回顾性继承原则，顺势而行，利益驱动，如荷兰近代社会转型（尼德兰革命）与英国的光荣革命。
显而易见，第一种和第五种情形最为类似，站在未来的立场上看，结果也最好或最容易被接受。（这里再度印证了用智的危害性，如（2)、（3)、（4)三种。当然，（1)、(5)两项之远期后果亦非良善，但它毕竟属于天道灾害，即毕竟减少了一重人祸。）
故此，较之前述的建设性论证，我倒宁愿更充分地探讨上列各项改良原则的内在障碍，即其可行性或不可行性的问题。
首先必须说明，即便我们今天绞尽脑汁，极尽设计，未来的人们也努力实践，恪尽所能，预料仍然不外乎出现如下三种结果或三条路线：
第一路线：一切照旧，无可变通，于是终将呈现预料中的人寰危亡景象。
即前述马克思主义的表象前景出现，它很可能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达到极限（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本身就与历史不符），而是由于发生巨灾之后不得不如此。（巨灾之后，自然形成我前述的原则后果，如：5亿以下人口甚或人体全面畸形乃至临近绝灭；国家消亡甚或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瞬间解体;对科技危害的认识已达恐惧状态；私有制变得毫无意义；商品生产难以为继；等等。只可惜，届时“诗意的栖居”注定会变成“悲苦的苟延残喘”或“恐怖的等待死灭”状态。）
第二路线：“改良”未果，反成“改恶”，于是越发加速衰变之危局。
也就是说，半吊子变形可能更糟糕，就像今日之中国，即使还在危机化文明的老路上走，也走出了一个最坏的结局，即：经济上的近代西方资本结构与政治上的中古东方专制体制，它使得表达人类劣根性的“金”、“权”两个麇头都足以发挥到协调作恶的极致。（结果导致全社会从上到下的普遍糜烂：官场贿赂贪渎成风，民间假冒伪劣横行，以至于连最起码的“政治大体清廉”和“食品基本安全”都不能维持，于是就有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卖官鬻爵、行政寻租、税务敲诈、司法黑幕；以及，面粉吊白、鸭蛋红心、蔬菜残药、牛奶掺毒、肉注污水、酒含甲醇等等，不一而足，罄竹难书，然后还美其名曰“中国特色”。）
第三路线：改良居然成功，危机趋势缓解，然则那个“美好的结果”一定多少有些令人憋闷。（譬如，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判、理性知识的精神需求饥渴难耐，以及人性中无可压抑的自由要求等等。除非面临生死存亡，否则这种近似于“摧残人性”的末世制度根本无从落实。故，必须强调：这三条路线都不是天堂或美德，而是堆积在地狱门口的罪孽。）
而且，从难度上看，这三条路线或三种结局得以实现的概率一定是倾向于逐次减低的，即第一路线可能性最大，第二路线可能性次大，第三路线可能性最小。（从时间排序上看，又极有可能是依次发生的，即首先运行在第一路线上，其次运行在第二路线上，及至第三路线浮现之时，人类已跨入“大同地狱”的门槛。然则等于运行在递弱代偿法则的铁律上。）
照此推算，由于走通第二路线的可能性大于第三路线，故而人为地操作结果，总体看来是弊大于利。（文明化的作为历来是有害的，“人祸置换天灾”是文明进步的特征和常例。）
于是，我们面临这样一种困局：“无所作为”相当于等死,“有所作为”又可能死得更快。（仿佛陷入密闭的塌方坑道之中，而又绝无外力的援救可以指望，不自救则必将室息，自救则可能增加氧耗，提前室息。）
借助这个比喻，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即便希望渺茫，也不能束手待毙。（好在这一次的设计和作为是企图阻滞文明的，但愿它也能得出反常的结果。）
好了，让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讨论：把问题摆出来，不管它有多么尖锐，直面它、研究它，以便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克服它或延缓它。（以下逐项推求之）
“取缔国家”的问想。（此乃关乎“人类物种整体生机的社会化重组”问题，亦即“社会结构”之枢纽问题或“大政治”问题。）
这是一个眼下看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題，而且危机越加剧，国家的内向凝聚力一时反而可能越加大，故，它滑行在第一路线上几成定局。（尽管现行“国家”的各种主权正趋向于逐步瓦解，继续维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封闭发展已无可能，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迄今仍然是全球人类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它非但没有降低调门的迹象，反而愈来愈声嘶力竭。各国之间无一不在强化其局部利益的攫取能力，军备升级从未消停；犹太复国、科索沃独立、库尔德人建国要求等，全都不惜诉诸武力，搅得满世界不得安宁；联合国里的国家或地区组织数目逐年増加，当然也许这正是国家趋于解体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按目前形势看，且不要说“取缔国家”，连“国家消亡”的第一步也迈不出去，这表明，人类竞争自残的更大灾难还在酝酿发展之中。话说回来，作为自然选择最基本单元的基因都是自私的和竞争性存在的，你想让完全被基因支配的人类个体或个体放大集团为公共利益而放弃竞争，难！）
随着危亡压力的加大，当它造成的损害值大于任何个人、社团乃至国家在现有结构下所能获取的最大利益值时，机会才可能出现。由于此刻尚处在临界状态，任何跨界波动都可能造成首鼠两端的反悔行为，故，它将来很可能先行滑入第二路线所预料的情状。[国家常设机构及其管制功能的摇摆，势必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动荡。仿佛临界高血压的早期间断治疗，其所引发的血压波动性损害远大于当初血压持续性增高之损害；或如二战之后的联合国，不仅形同虚设，而且成为大国或强势力量操纵的工具,如朝鲜战争（斯大林游戏与联合国军）、海湾战争（小布什的反恐站队声明与伊拉克问题)、巴以争端（大国庇护以色列导致阿拉伯恐怖主义抬头）等，此外还有联合国内部的种种问题，它只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上显示其存在。而这还仅是拿一个虚设机构作比喻，相对于筹建一个实质性的“普世政府”而言，未来面临的复杂情形必定更糟。]
随着危亡压力的继续加大，当其损益值固定在不利的一端时，第三路线才有望实现。我们唯一的指望是，人类届时还没有灭绝。（请试想一下，生活在这么个绝望的弥留境遇里是一种什么滋味？但唯因如此，事态才不会反弹，人类才不会旧病复发，可见弗朗西斯?福山有关“最初之人”复归的担忧是在一个伪命题里瞎担忧。）
但，这样一来，其结果完全等于把第一路线贯彻到底。
“社会政治制度和管理层面”的基本问題。（a.这是一个从“集体无意识”到“集体有意识”的动进过程；b.但它们归根结底是同质的。即是说，人类的行为方式越来越理性化、逻辑化和预设化的倾向是不可遏制的，亦即“预先计划”或“预先谋划”的人类行为模式注定呈扩展态势，从个人行为的动机预设，到企业内部的计划生产，再到全社会的计划经济，此乃晚级生物社会之理性代偿逐级增益的必然结果。但，这个看似主观的人为动作本身正是某种自然意志的表达和贯彻，因而它并不能改变或扭转固有社会运动的向度。）
哈耶克在抨击“计划经济”时对这个问題的论证是浅层的和有误的，他称之为“自发的、目标不明的和不自觉的扩展秩序”，其失误之处在于对“社会逻辑建构倾向”和“社会管理智能倾向”的否认，其政治合理性在于维护自由。他的理论价值在于对“自发”、“扩展”和“不自觉”的强调。
由此引出两个问题：
一、“社会结构致密度的自发扩展”与“人类或人工智能的增长进度”之匹配问题，即“社会结构复杂程度的跃升”与“人类驾驭或调控社会系统运行能力的进展”之间能否相互匹配的问題。
二、“自由”与“控制发展”的矛盾问题。（此话题容后专论）
先看第一项问题。它涉及：a.“自发扩展”能否控制；（“社会结构扩展”必致“社会结构脆弱”。故，不能控制则一切皆休。但根据上述，难乎其难！）b.“人类或人工智能”能否达成管理匹配；（问题是，“人类智能扩展”又必致“社会结构扩展”。何况，此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对其相对简单低下的社会经济结构尚不能进行有效的计划管理，遑论未来必将面临更复杂的局面。）c.“扩展”控制的关键就是“智能”控制，故形成内在的循环矛盾。（根据a项，“自发扩展”必须抑制；根据b项，“管控智能”还得提高；然而，抑制社会结构扩展的关键就在于抑制智能扩展，二者是正反馈循环机制，由此形成根本性矛盾。）
看来，这个问題很可能会纠缠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而且，就“普议制”来看，还涉及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所谓“社会结构扩展”的前提是“社会单元分化”，“社会单
元分化”的极致就是“社会个员分化”，即一般所谓的“个性分化”或“个性解放”。分化过程就是差异化过程，它既是未来“普议制”的基础，也是其难題之所在。[“普议制”要求表决的简易性和一致性，因为逢事必议，议则必决，倘若人各有志，志各有识，那么如何才能达成“动议”的简要便捷和“决议”的顺畅通过？再问，倘若“提议”变得无穷之多，而“议决”变得无限之难，“普议制”岂非立刻变成了“提而不议制”或“议而不决制”？“社会管理体系”岂非全然变成了“社会瘫痪僵局”？说起来，“效率”低下也许是一粧好事，但，按照分化律，社会问题或社会事件只会沿着几何级数的线性趋势剧增 (所以我曾说，所谓“文明”就是把事情越解决越多也越解决越糟的历史进程），一方是问题的疾速堆积，一方是效率的陡然跌落，这又会纠缠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顺便多说一句，人类的行事效率之所以一直倾向于变得越来越高，大约实在是迫于某种由不得人的自然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