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这个题目有相当大的风险，风险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预言本身的风险。（除非是趋势性的总体判断，预言的可信性历来是很差的，尤其是对未来事体的模型细节所作的预言。这种前瞻性的无效或盲目甚至是一种自然规定，譬如，后天获得的能力和知识不能通过基因遗传，基因的变异也不按照预定的方向发生，所以基因的突变才是随机多向的；再如，既往的经验对于指导未来几乎是完全无效的；等等。)
二、理论失当的风险。（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很少有按照一个事先设定的模型操作而居然兑现了的，即便碰巧把它做成了，一般也难免转瞬即逝，发生在上个世纪的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共产运动就是最典型的例证。马克思只谈原则，情况还稍好一些，列宁的修正似乎还可以为其理论失当承担一些责任；恩格斯较多细节描绘，结果就有了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暴虐照搬之自残型恶政。）
■因此，我在本节中之所谈，仅限于基本原则，而且这些原则都有自发实现的倾向，故此才有讨论的意义。[这种自发实现的倾向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实现，其中最严酷的问题是：自发实现的恶性过程是否能够耐受？或者，人类是否还能熬到自发实现的那一天？最后，就算熬到那一天，它也不过类似于前述“大同”的局面（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七十七章）。因此，必须打断或调整这个进程，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顺应性，非此不足以达成可行性。]
■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在理念上是完全错误的，或者说，是本末倒置的。它满足于局部的修修补补，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自慰性治标举措，故而其结果一定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文明方式、文明体制和文明形态。）
■人类目前的所作所为，例如节能减排、治理环境、保护生态等，还只是在个别点上采取的治标不治本的行为方式，对于造成这些不良后果的基本动能，人们非但没有约束，反而还在变本加厉。（当然，从更深层次上讲，这里所谓的“治本”，仍然仅限于代偿层面，因此，它内含着某种深刻的矛盾:代偿因变量可控吗？仅仅调控因变量有效吗？衍存自变量的人为游移度有多大？这些都是十分严峻的理论问题。因此，从严格的逻辑关系上讲，我仍然认为我在哲学专著最后一章的表述是最精当的。）
■关于“治本”方面的问题，我们姑且置疑，它将会表现为某种“可行性”的困局。眼下，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措手的机会和方法，尽管这样做有可能带来第三重风险：逻辑失洽的风险。
这里只有两点理论上的回旋余地:
1.“对于一切表达为代偿产物的存在者来说，代偿就是存在本身”（《物演通论》第四十章），“代偿过程正是存在度下倾的实现过程”（《物演通论》第三十八章）；
2.人类的能动性代偿固然是定向的，但由此造成的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弹性游移度，目前理论上无法精确计算，从人类文明史上看，这个游移缝隙或弹性空间似乎是存在的，譬如东西方文明的差异等。当然，也可以将这种反省目光及其相关操作视为一种自然规定，就像老年人会自发性地履行高龄生理保护机制如降低基础代谢率和日常活动量那样。而且，这其中理应含蓄着一个给定的衰竭态衍存时度，即便它在人类文明史上表现为某种以万年计的漫长延缓阶段，在自然史上也只是一刹那。
■以下，我们进入操作层面的讨论与分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关操作问题的理论准备和逻辑推演。
■总原则：减缓衰变动势，降低代偿增速。（发展就是衰变，创新就是代偿，分化就是弱化，弱化就是残化，而残弱化演运的终极归宿就是在某个最繁华的文明结构之临界点上寂灭失存。切莫幻想能够彻底扭转其代偿倾向，更莫幻想能够完全阻止其衰变动势。唯求能够明智地引导递弱代偿法则偏移于人文生存的非关键领域或非实质方面，以减轻损害罢了；唯求在现有基础上达成某种延缓型文明体制或缓和型社会结构的前瞻性设计，以抛砖引玉而己。）
■从上述的学理探讨来看，我们只有两个方面的事情可做,它恰恰就是人类过去引以为自豪的两大类代偿手段，即“理性智能”和“社会构成”。（这样一来，我们下面所能做的事情，就像是要“壮士断腕”一样的为难和痛苦，这也是让我感到气馁的因素之一。）
一、抑制智能的发挥，或至少是不鼓励理性智能的过度发挥;
二、改造社会的结构，或至少是调整社会的竞争性生存格局。
■由于人类的任何一种生物潜能或生物现象都只能表达在晚级实体化的社会结构之中，因此上列两类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系社会操作。（下面给以具体的和理想性的讨论，关于“可行性”问题容后另议。）■前提篇：取缔国家，或国家消亡。（就其倾向性而言，“国家”正在不可避免地趋于解体和衰亡，但这一自发过程的演运方式及其导向却并非是良性的，故而有必要加以干预。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七十六章等，并请留意其中给出的“国家”之定义。）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前者是主动而为的，后者是被动实现的。（当然，即便取前项之态度，它的实施方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其过渡步骤必从建立全球协调的经济架构肇始，同时辅以全球普适的伦理价值观念和兼容并蓄的社会文化形态，最后才能达成全球统一的政治治理架构。问题在于，这个过程是短时倾力合作推进的，还是长期纷争被迫妥协的；是作为人类和谐共存的改良基础和前提目标预立，还是作为各国侵夺兼并的传统结局和临终苦果接受。由此必将引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前途，俨如及时就医与讳疾拖延，两者的时间差决定一切。）
■它的人文理念是：由“民族主义”转为“人类主义”，由“国家主义”转为“世界主义”。（人类自古就有这种梦想，譬如孔儒师生“平天下”的淫志及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豪情，可惜它全然不与自然之道和人性之流相契合，到头来只演成“九州内外皆寇仇”的“乱天下”之闹剧。如今突然间又要发此感慨，莫非忘了尘世之浊与前车之鉴？）
■前者即“取缔国家”很难做到，因为它不符合少数当权者及其相关利益集团的愿望。而且国家之间强弱失衡以及弱肉强食的局面，也使各国人民难免心存猜忌。
■然而，时至今日，王尔德的一句名言已成为人类命运的咒语：“爱国主义是一种邪恶的美德”。因为，“国家”历来是人类抱团搜利的最髙组织形式，也是人类之自私、贪婪、残暴和愚蠢等劣根性的最髙表现形式，或者换一个更概括的说法，是截至目前的一切晚级社会之病害和文明人间之罪戾的温床与载体。此外，它还是人类集团化竞争的制髙点，就像高考是中小学应试教育制度的关键点一样，故而可以再加一句评语：国家乃万恶之首。（此说的侧重点在于外向，即在于国家之间的竞争或国际纷争对人类文明社会的恶性牵制；但并不排斥马克思式的内向批判，即国家对内也是阶级压迫的罪恶工具和人际纷争的浊臭舞台。）■后者即“等待国家自发消亡”，就相当于目前全球化竞争态势的继续发展，而且一定是以越来越恶劣和强暴的方式继续发展。
■若然，则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所能采取的削弱竞争的措施必将一概无效，而且他们到底会不会真正采取这类措施都大可怀疑。
■因此，这件事尽管是最难实行的，却无疑是最为必要的。如果人们不肯做，或者认定做不到，后面的其他所有举措尽可免谈，因为即便有人肯干，大抵也不过是装腔作势或枉费心机而己。
■对此，我不存丝毫之乐观预期和侥幸心理?说出来，或者使人明了他们只需要做哪一点点事情，或者就任它起到浇灭幻想、清醒头脑的作用。
■政治篇：建立非人格化的“普世政府”，实行“普议制”全民自治制度。（至于消除国界和一切限制性边界，裁撤所有国家体制下的政府、军队和地方权力机构，统一警力调配与监管，全面开放文化舆论系统，保持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结社自由但限制任何政党或政团活动等等，都是伴随“取缔国家”之时必须同步采取的应有举措。）
■全面履行“普议立法制”和“普世公权制”，并废除一切代议制和选举制，这在电脑网络化以后是一件特别简单易行的办法，所有立法程序和重大行政事宜一概交由全民动议和议决，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特权。（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实行“全民普议制”，若居然有效实行之，则等于彻底消除了抽象意义上的“公权”或独立意义上的“治权”。立法的核心在于对个人权利或集体权利束的精确界定和细节落实，由此产生真正有实质性基础的“普世人权法”和“普世公权法”，它相当于制定一部“世界宪法”。其最初启动过程不得由故国或故旧集团的代理人暗箱操纵；其最终确立程序必须满足全世界人民的普遍认同；而且，任何既成之法律或法规，在执行期间一律处于继续议决的状态，一旦达到法定人数或某种更精当的表决阈限，即可随时修订或废止。）
■为此，在行政和司法方面，原则上也应由“民意机器”代理执行，由民众全程监督。（这里的“民意机器”是指电脑网络系统及其相关衍生物，目前看来，它的现实前景已毋庸置疑。我对“民选代表”、“民选官员”或“民意权力组织”不抱丝毫信任态度，因为历史一再证明，任何个人或小集团都不可能克服人性的弱点。当然，“由全民体现的合众人性”并非一定可信，它仅仅是尚未真正表达过而己，至于它是否能够得到表达，以及表达的结果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倘若仍旧劣性不改，则人类真是无药可救了。但无论如何值得最后一试。顺便说一句，“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样，并非永远是一个幻想，它的合理性在于：1.人性无可恃；2.世道无可期。即它的实现必定不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而是一个无奈的终局。）
■在民法和刑法中，必须含有对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限制条款，否则一切皆休。对任何生产和消费环节，均应严格计算环境和生态成本，并严厉追究损害赔偿责任。[若商品和货币消失，赔偿或惩罚也应以其他方式执行。难办的是，对科技研发活动是否应当全面限制？对单项科技成果究竟如何予以评估？前一个问题与后一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即“限制范围”与“项目评估”是相关联的，人类的没象与令我抵故的限皮此外还涉及个人自由等问题（容后另议)。不待说，我的看法是明确的：任何科技创新都是戕害性质的。麻烦之处在于，某些可以借助于科技手段解决的临时性难题如何另行应对，也就是远虑与近忧的关系问题。看来，有关限制科技发展的执行力度和执行细则，将是后人所面临的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关于我对“科学技术”的评价，在广义上对应于我对“属性代偿”的评价，即整个《物演通论》卷一、卷二之矛头所向均是对它的深层批判，此外还可参考我的其他著述以及有关专题演讲材料。）]
■总之，立法和管理原则均以“全人类的生存安全”为第—关注点，除非全体人类一致要求放弃“长远的安全”而追求“一时之放任”。
[讨论“放任”的理由：1.约束限度和约束效益之比，这里特指“最低限度的社会约束是否能够有效延缓人类整体的生存危机”；2.约束苦楚与生存乐趣之比，这里特指“社会约束带来的痛苦是否足以泯灭人类个体的生存兴致”。第二项参数似可作为第一项中所谓“最低限度”的指标上限。尽管按照此前历史的恶劣记录以及“苦乐均衡的心理学原理”，第二项不成立。（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八章前后有关章节或《知鱼之乐》—书之“快乐公式题解”一文。）]
■经济篇：消灭私有制，福利人均化，摈弃“进取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增长挥霍型经济理念。（当代经济体系及其与之相呼应的经济理论，一致呈现出某种过度昂扬的濒危疯狂状态，就像临近败亡的竹木藤草反倒呈现出花籽异常繁盛的濒死疯长状态一样。一味地追逐经济增长，然后去刺激消费挥霍，如此达成当代经济结构的循环式扩张平衡。其社会图景：一端是资源浪费，一端是人情浇薄；一端是过劳疲敝，一端是失业愁苦；一端是豪富流油，一端是赤贫血泪。其最终结果：增长的是自然代偿量，挥霍的是人寰存在度。）
■不要指望什么“新生阶级革命”，来者尽是祸水；但也不能等待“资本收益趋零化”，因为还等不到那一天，大家早已在竞争激化的油流中同归于尽了。所以，必须找见一个达成公有制的别样改良出路。[这个“别样改良”的基础，可能恰恰在于“阶级”本身的分化消亡（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七十章），然则同样存在“等待”之危；犹如“资本收益趋零化”是现行经济体制动荡化的必然结果，故而它才最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走向衰亡的直接动因。
又，此处所谓的“公有制”绝非“国有制”，因为历来为极少数人所盘踞的“国”已遭取缔，更因为“国有制”是最极端的复古版私有制，或是最粗暴的资源垄断肥私体制。这个“公有制”是“自然所有制”，即把人和物都归还给自然界，但它不是伊甸园，因为伊甸园里还有动物领地占有制。它是真正社会化的经济民主，规定任何资源的使用权益和财富的产出效益都必须归全社会所有。它的掌控权在全民，它的调度权或公平分配权能也在普议制的法统保障下由民意机器精确执行。
我承认，它有可能滋长懒惰，降低效率，但这恰好是未来所必要的，须知闲散是好事，勤奋出麻烦，正是“高效率”缔造了“加速度”的文明危亡态势。我倒更担心，它能否抵消现行经济秩序之下失业率递增所造成的被动怠惰率，何况“无聊的心理基态”和“自我实现的高层需求”很可能会促成马克思所谓的“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局面（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八章和第一百七十八章）。总之，不可避免地，现行的商品生产系统和市场配置体系倾向解体或变型。全社会对超常贡献者的唯一奖励（假如在某些特殊情形下还需要奖励的话），就是自发形成的“荣誉”，这倒有点类似于中世纪的贵族精神^一一即让倾向于追求“优越认可”（福山语汇）的劣质人性，变态为一种无特权的高贵精神。)
■不要等待“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因为再丰富也抵不过贪欲的膨胀；所以，不要指望什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梦幻，只要能做到“福利人均化”就应算是达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最高幸福境界。
[“各尽所能”仍有促进生产力发展之意，“各取所需”仍有激励消费欲膨胀之嫌，从本质上看，它完全是“进取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继续。换一个思路，如果能够在“按劳分配”、“按人分配”（即“人均分配”）与“按需分配”之间建构灵活恰当的调节机制，加上既成的过剩产能、拉平的贫富补差和后述之人口减少等系统配套，相信社会财富的人均享有量只会有所增高。
实际上，只要不落于生理需求的生存底线之下，只要不撩起贫富不均的攀比嫉妒之心，“幸福”就是一种纯主观的心理感受或心理适度震荡感受。在正常生物界，超生理的“物欲”原本即无由形成，在合理布局的人文生态或理想社会之中（“理想”词义见后注），真实的超生理享受无疑全在文化生活领域，那里尽可因个性自由分化而让每个人都产生某种“不同凡响的自豪”与“不失平等的优越”之快感。
（关于人类秉有“向上配位”的心理天赋及其成因，请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四章至第一百一十二章的“意志论”部分。另外，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我所谓的“理想”，仅指某种“纯理性思想方式”或“纯逻辑预设方法”，而不含有通俗意义上的“超现实愿景寄托”或“乌托邦空幻遐想”之成分，可参考《物演通论》第九十八章及前后有关章节。）]
■概括言之，变革经济结构或重建“生产与分配体制”的关键在于，必须彻底破除近现代以来甚嚣尘上的各类增长挥霍型经济平衡理论，并破解“效率与公平”问题的陈旧思想死结。（即，不是要既保持效率又追求公平，反而恰恰是希冀通过公平分配来降低生产效率，以求达到减缓发展速度的目的。唯有如此，才可望给行将就木的人类留出苟延残喘的最后一线生机。另，澄清一下，北欧西欧之社民党或左翼工党等所主张的废除“私有制”和所实行的“福利化”社会改良，理念上仍属于“科学与资本结构”或其变态强势延续，跟我在此处所谈的“后科学时代”曁“后资本时代”的危态弱势延续，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文化篇：修正“智慧”之含义，改变教育方针和方式，文化创意多元化，并取缔“知识产权”?
■修正“智慧”之含义。[从哲学上澄清智慧、理性和科学的非真性、无效性和戕害性。实际上，目前西方的后现代哲学就有这种倾向，如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科学崇拜主义”（亦可谓之“科学教”)等，可惜未能深入而系统地加以论证。此类问题请参阅我的哲学著述。]
■改变教育方针和方式。[批判当前教育的科学主义、逻辑主义和知识主义等不良倾向，更要批判它对儿童的生活、身体以及社会人格的损害和扭曲。不爱读书是好事，也是人类更普遍的素性，试问谁见过作为人类先祖的任一动物读书来着？重新探讨未来的德（自主型法制意识)、智（自制性守拙修养）、体（自然态原生健身）、美（自娱式审美创意）的教育方针新内涵，其中，“德”应指向“对全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智”应指向“为缓解人文危机的自觉转型”，“体”和“美”则是未来文化生活的重心与中轴，而它的基本导向是返璞归真和悠游欢乐的。批判“栋梁之材”和“献身社会”的非人化教育目的，抛弃“统一刻板、外部强加、优选应试、拔苗助长”的虐待狂教育体制，强调人各有志，天性不同，确立“每个人都是天才的孤本”之自信与自爱，着重落实教育制度的自由化、兴趣化以及无定向、全选修的自学辅导体系，使之既有利于适应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化前景，又有利于创建诗意和审美的娴雅生活方式。]
■文化创意多元化。（这里所谓的“文化创意”，是指“轻科技，重人文；薄知识，厚审美；降逻辑，升直观；减信息，增偷悦”的全新文化生活方式。它并不是要退回到古代东方文化的“小视野、浅水准、低分化、散逻辑”的原始文化生态之中，而是要建立某种分化程度更高的、多元化的甚至是完全个性化的文化创意活动平台，从而使人类的文化生活倾向于无限丰富，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为谋生而削尖脑袋钻营知识的所谓“知识经济”之现状。总而言之，它的基本目标是.?摆脱“文化求存”的高压竞争状态，达致“文化享受”的精神安抚境界。）
■取缔“知识产权”。（与消灭私有制相吻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抑制科学技术的发明冲动”和“减缓智质性状的危化发展”。此外，在不能粗暴压制“科学兴趣”与“学术自由”的情况下，至少应立法限制科学实验的不良影响和技术创新的实际运用。）
■这是一个深刻的思想文化再造工程，它的素质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素质，同时，它的文化取向，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生存趋向。
■生态篇：减少人口数量，或降低人口增长率。[影响生态问题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人口数量显然是第一要素，属“自然道统”，或者说，属“宇宙物演质量梯度”之天限（参阅《物演通论》第十二章其他因素或可在上下文所议的对应性“人文法统”或“晚级社会文明进度”的改良过程中加以消解了) ]
■前者是主动采取的，后者是被动自发的。（尽管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自然学或生物学问题，但二者之间的效应差别肯定不亚于上述任何一项社会学动作，因而值得特别关注。)
■前者当然得采用现代避孕技术，但我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说话（重申倒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所谓“减少人口”，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全人类共同自愿地努力进行，而且要把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减至10亿甚至5亿以下才算初见成效，因为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最髙人口负载。[公元1600年前后，全球人口数量约为4亿。而那时的自然资源紧张程度已足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造成相当程度的生态环境破坏。
故，最佳的人口数量，当然还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下调，即应该将近现代文明发展所致的人均资源消耗增加量，换算成相应的人口削减量，如此才有望使这颗极其稀缺的太阳系行星之人居条件保持相对稳定。(听起来此说似乎有些过分，但不妨回顾一下，在地球的陆生生物史上，何曾有过某种大型脊椎动物或哺乳动物能够以亿万巨量保持长久生存的？更何况，一个文明人的资源消耗量及其环境破坏率岂是数百头大型动物可以比拟的？）]
■后者会造成如下结果：随着人口数量逐渐逼近极限，以及生存竞争压力的继续提髙，加之家庭结构分化解体，必将造成育后愿望急遽减缩，甚至由于污染中毒、紧张焦虑等人间生态的持续恶化而导致人类生育力衰竭，这些因素近期就可能降低人口增长率，远期则不排除弄成“人荒”或“人种灭绝”之虞。[有人认为，农业科技的无限量发展足以维持地球人口的无限制增长，这纯属痴人说梦。
且不论暂时还无法给出精确参数的自然物演质量梯度（参阅《物演通论》卷一），亦不论生物史上养育后代的时度和难度始终呈递增态势（参阅《知鱼之乐》篇八），此两项自然制约均不支持人类超量繁殖;仅是由于消费攀升激励值与生存进取紧张度的自发性增高倾向，就足以压瘪人们的生物性育后乐趣并导致人类生育峰值的拐点很快出现（不妨比较一下养育孩子的古今费用之差）。此外，还有一个恶性循环机制来充当压垮胳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是，人口过量增殖所致的种内竞争加剧，必令上述各项社会改革变得越发难办或越发不可能，由此引出一系列更严重的生育生理上的畸变和衰竭之恶果：譬如英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男子精子数下降50%;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男子正常精子数量减少40%左右。如此以往，人类将很快坠入作为物种绝灭前兆的雄性不育之深渊。]
■计算一下，如果所有家庭平均只要一个孩子的话，那么不出200年就可达标。目前可预见的另类困扰是：达标之后的人类繁育能否维系在一个合理稳定的水平上。（计算按30年一代，并留出早期的青年基数翘尾时段。有趣的是，“妇女解放运动”与“生存成本抬升”互为因果，即妇女也被卷入社会物质生产，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承担生育生产和家庭内务，它表征着妇女责任的叠加化倾向和女性生活的紧张化情势,也表征着人类繁育本性的社会化干扰和心理化衰竭，但却反而造成女性普遍的鼓舞和欣喜感受，此正所谓“时代蒙蔽效应”或“自戕欣快效应”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