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仍然认为，这只是人类文明化进程中的个别失误；不仅如此，全世界的主流意识都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或唯一办法就是进一步提高全人类的文明化程度。是这样吗？
■那就让我们接着再来看看“文明的进化与危机的积累”之间的关系。
■时至今日，某种与文明发展进程相关的系统性危机已轮廓初现。
■所谓“系统性危机”，是相对于“局部危机”或“危机个案”而言的，它指该危机的内在性、倾向性和进行性的总体特征。
■譬如，一般认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气候变暖等现象，只是任一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初期的临时问题，是某种可以随时纠正的短期失误。
■再替如，也许我们有办法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被实际运用，或者毁灭性武器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制衡性力量。■此外，像能源和资源危机，解决的办法就蕴藏在人类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之中，科技力量有望化解人类现在和未来所可能面临的一切难题。（表面上看，这话似乎有理。譬如，人类若借助“可控核聚变”或“氢能源替代”等办法，彻底解决了自然能量的调动问题，则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原理”，所有资源短缺问题应该都不存在了。但问题是，有谁估量过、或有谁能够预先评估，它又会带来哪些更严重的后果呢？）
■也就是说，“系统性危机”并不会因为某一个或某一类问通得到解决而消失，它恰恰是在一步步解决问題的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
■在人类文明史上，“系统性危机”的实际表现如下：
I.一万年来的农业文明导致生态危机渐进积累。[农业文明的发展和农牧业技术的进步是人口爆炸问题的基础，而人口暴涨又是所有生态问题的基础（马尔萨斯原理简介：“生物繁殖量”与“生物现实生存量”之间的关系；”吃饱饭”与“人口问题”乃至“生态问题”的关系，即“裸猿”这一种动物挤掉了其他各类物种的生存空间）。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江河泛滥、荒漠化扩展等都是从农牧业文明开始的。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肇始于毁林开田，而且物种灭绝的速度一直呈线性递增趋势。
仅以黄河水土流失为例：250万年前帕米尔高原隆升，阻挡印度洋暖湿气流，西北高压气流持续，带来黄土厚积，此前东亚西北呈湖泊串连的湿地貌，统一河体形成于数万年。豫晋太行山以东皆为海床，泰山山系乃大陆架浅海之孤岛，河北、山东两省属黄河积淀填海而出，华北黄淮平原亦由此冲积而成。
春秋前后，黄河水尚较清澈，《诗经?魏风?伐檀》载：“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所指就是黄河，故汉时才有“黄河”之称谓。有研究证明，山东森林覆盖面积原有49%以上，至始皇封禅时，泰山无树，故令“无伐林木”；据范仲淹出仕陝北记，当地曾见森林茂密，古木参天。但，随着农业文明过度垦荒，水土流失，黄河泥沙量大增，从此成高出10米的地上悬河。
历史统计，自周初至民国约3000年间，黄河决堤泛滥达1621次以上，河床大改道6次以上，小改道不计其数。据考，《清明上河图》之北宋首都汴京（开封）早已埋入地下十数米；明开封也在地下；连清开封都被埋了一大半；至于作为战国魏都之大梁，当年即被秦军水淹破城而灭国，深埋地下不知几何，可见悬河之早。秦汉前，黄河中上游144年一旱，宋元时34年一旱，清中期后五年一旱，现在已是十年九旱了。]
Ⅱ.300年来的工业文明导致环境污染与日俱增。（仅以采矿业为例：可追溯到青铜时代；重金属的地表分布极为稀薄;人体血液重金属分布曲线与地表水土重金属含量曲线相重叠；与陶器相比，青铜器的使用容易造成高铜血症，导致肝、肾、骨以及神经系统损害。
再看最普通的铁：先秦时代中原文明区域最初的铸铁产量不超过每年1万吨，而现在我国的年钢产量已达5亿吨以上，增长了5万倍;机体的“铁管制”，血液中的转铁蛋白可结合游离铁，母乳中的乳铁蛋白为20%，牛奶为2%，故吃母乳的孩子不易感染；除生育期妇女外，高铁血症早已普遍化，致癌，致感染恶化，祖鲁人喝铁罐中酿造的啤酒而导致大量阿米巴肝脓疡，马赛部落游牧人缺铁，补充铁剂后阿米巴感染率由10%上升为88°/。；西方古人曾用放血疗法道理如上。其他各类重金属慢性中毒之总体倾向，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工矿业发展导致地表元素配比大幅度改变，甚至可能最终造成放射性元素洒遍大地，而这还只是简单描述了原始基础工业的一项危害而已。至于现代工业体系带来的铺天盖地的其他环境和社会问题实在不胜枚举，且已尽人皆知，故不赘述。）
Ⅲ.能源和资源危机与文明史的发展呈同步发展。（有人把30万年前人类学会使用火视为文明的起点，若然，则生态破坏就可以从那时算起，其步骤是：燃烧木材、煤炭与蒸汽机、石油与内燃机，再至核裂变动力，乃至核聚变动力，等等，能源需求递增，能源资料递减，而人均能源消费量仍在急剧增长。其他资源如森林、土地、矿物甚至于像洁净水和洁净空气这类资源都在逐步枯竭。如前所述，它势必由此加剧人类的科技冲动，从而带来更严重的恶果。）
附谈：可控氢核聚变，需要几百万度以上的超髙温，且其80%的能量以中子轰击的形式释放，极危险。（故有人主张用“氦-3”替代氢，但地球上缺无，仅见于核武器爆炸后的残存，月球表面似有少许储量，够人类使用300年左右，此乃近年各国竞相发展航天登月事业的原因之一。但一个人在月球呆上一分钟需要消耗100万美元，也就是消耗如此之多的地球资源才能维持生存平衡并进而换取外星资源，这要比以破坏绿洲来换取沙漠还愚蠢百倍。）
附谈：20世纪70年代（1972年)，罗马俱乐部因资源短缺危机而提出“零发展”的建议（《增长的极限》，影响很大，争议也很大），迄今非但毫无响应，反而变本加厉。(这类建议与目前常见的“治理污染、保护生态、节能减排、削减核武”之类的皮毛之谈别无二致，因此它在既定的文明社会格局中绝不可能产生具有扭转性效果的积极回应。）
IV.武器的发展是人类智能进步的里程碑。[人类智能发展的首要实现方式历来是武器，它直接指示着人类文明的进度和效果。从冷兵器到火器，再到核武器，它的终极性发展界限似乎与整个人类的物种寿限相匹配。在人类近代战争史上，前一次战争后期崭露头角的武器，无例外地都成为下一次战争发端的首选武器。例如，日俄战争前发明并试用过的重机枪，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杀人最多的武器之一；一战后期出现的坦克和轻便战机，后来发展为二战开局德国发动闪击战的综合主战武器；据此看来，借以结束二战的原子弹，势必成为人类下一轮大规模冲突所倚重的战神。目前世界各国的核武当量约等于每人坐拥2.5吨梯恩梯，足以将整个地球人类毁灭若干次。而且十余年前即有专家提出，只要能搞到浓缩铀（或铀浓缩离心机，其设计制造图纸最近已被巴基斯坦核弹之父卡迪尔汗公布于世），从街面店铺里就足以购置到装配核弹的全部材料，在技术上也没有什么严重的障碍。此外，从发展的角度看，太空武器、生物武器以及其他非常规武器（如激光、声源、电磁波和气象武器等等）可能带来的更严重、也更无从预防的危害一时尚难以评估。]
附谈：战争规模逐级提髙，从氏族纷争到世界大战。（战争规模升级与人类文明升级之间具有最明确的正相关关系。先知者先绝望：欧洲七年战争时，歌德感叹：“谢天谢地，在那样一个彻底完蛋的世界里我并不年轻了。”二战期间，茨威格夫妇对西方文明失望赴巴西自杀。近年来，有学者如史蒂芬?霍金等人不断催促，希望人类尽快向外星移民或殖民，以为地球人灭绝之后留种，但，如前所述，这样做恐怕只会加速地球资源环境的破坏，甚至因此而加剧战争危机，却丝毫无助于包括外星移民在内的人类之长远生存和延续。）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实乃“天下无义战”，不义也罢，还要斩尽杀绝、同归于尽不成？（因为一切战争都是不同人群之间资源争夺的最激烈形式而已，相互争抢既然是生物与“人物”之天性，有何“义”与“不义”之別？倘若一定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生物之争似乎尚可维系生物种群的非退化生存，而人世之争却势将导致整个人类的整体毁灭，如此而已。）
V.由科学技术引发的与文明并行的系统性危机。[a.科技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人类的戕害，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各类危机说到底都是科技危机，或者说是人类的智能增进危机；b.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就是它的正面效应本身，且始终呈现出指数递增的趋势（举例从略，可参考《知鱼之乐》一书中的《富贵病：马尔萨斯的失误》一文以及我的其他有关讲座或讲演录）；眼下只看方兴未艾的生命科学之成果：且不说专门制造基因武器，即便是最简单的基因重组，如普遍进行的单细胞或亚细胞生物工程实验，作为非自然菌类与人造病毒，会使亿万年进化而来的机体免疫系统陡然失效，从而可能酿成无法控制的灾难性甚至绝灭性大瘟疫。]
■以上所述无一不是文明发展和进步的结果，这里还只呈现了最尖锐或最刺眼的部分，就像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那样。[即是说，除了上面的宏大叙事而外，文明危化趋势其实在每一个细节上无不表达，也无不加剧。仍以水资源为例：原始农业犁锄兼用，“深耕易耨”（耨nou，就是经常锄地），松土保墒，《孟子?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41人类的没落与令武振故的限皮于民，……深耕易耨……”魏晋贾思勰《齐民要术》：“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中辍”。现代农业是机耕、电灌、除草剂，甚至采用免耕法，导致地表蒸发量剧增，此乃江河与地下失水量最大的环节(加之腐殖质有机肥具有保墒作用，而化肥造成土地板结等等）。仅中国“灌溉革命”造就8,6万座水库、几百万座塘坝、300多万公里引水河渠、百万座提灌站、220万眼动力机井，这般大肆调用有限水源，却无视也无力解决农不保墒之类的细事末节，如何得了？据孟凡贵（苏拉密）统计，因放弃“松土保墒”加大的田间腾发总量每年为：3556亿m3*l/4=889亿m3,接近一条黄河再加两条海河的天然水量。]
■严唆的现状与温和的趋势之反差：由于这种现状眼下还可以忍受，甚至有望在某些方面予以补救，唯其如此，这个趋势才显得是温和的、隐蔽的或自欺的。但，趋势决定着未来，它的引申含义是：文明本身即是衰亡的指征！而且它的动向乃是不可变易的。
■至此引出的问题是：生存能力的提髙为什么反而造成生存效果的全面败坏呢？（理论总结可参考《物演通论》第五十五章前后各有关章节。）
■这个问题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因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历史证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只会积累和加剧人类生存的危机因素，而不可能成为化解危机的力量或手段。
■这里深藏着某种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趋势性规定，发人深省。（“趋势性规定”即“原理”部分的论证请参阅《物演通论》全书；亦可参考本讲座《人类文明的趋势与危机》第二部分或其讲演录文稿。对于阅此单行本的读者，可以转而先看后面的论文《递弱演化的自然律纲要》，然后再返回来接着读下面的文字，庶几也能起到些许补缺的作用。）
■再看人类文明”的表面差异与汇合趋势：（重点在“汇合趋势”。因为“文明的差异”是受诸多非主导因素影响的结果，如地理地貌、气温雨量、物候条件，以及光照时间对当地人种的生物钟和生殖力之影响等等，而且，这些非主导因素的作用效果仅在文明初期比较明显，随着文明动势不可阻遏地演进，或者更准确地说，随着生存效价无可抑制地衰减，这些外部因素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力必将逐渐削弱。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三十四章。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是被某种宇宙物演法则所注定的，一般短视距的人文历史现象描述只能起到遮蔽主因和蒙蔽智慧的作用。）
西方文明的特质。（总是处于“代偿期待”的少年型缺憾状态：环地中海文明，原始农耕条件不足，商业交流与竞争的补缺态，逻辑模型的缜密与破绽，封建社会的分权态，自由民主的分化态，等，处处表达着快速代偿的失稳格局，但却演成近代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和“现代化”潮流的引导力量。）
东方文明的特质。[相对处于“代偿延缓”的早熟型圆满状态：东亚封闭地形，黄土农耕与高密人口所致的人际关系紧张与社稷关怀，象形文字与具象思维的技术化和非逻辑倾向，大一统的自然因素与专制社会的人文整合，等(可参阅我的《国学大体》讲座及其讲演录)。但假使没有西方入侵，东方文明就一定不会导向目前的危机吗？我看它大约会稍迟若许年，不过最终表现可能更恶劣。]
“全球化”趋势早已呈现，目前只是恶化发展而已。（“全球化”动势早在人类问世以来就萌动不止，百万年前的直立人、9万年前的现代智人，足迹遍布除南极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再看15世纪的“蓝色文明”启动之前，从亚历山大大帝远征至南亚印度、汉武帝驱赶匈奴与西罗马帝国灭亡、张骞出使西域与丝绸之路、四大发明传西方、成吉思汗贯通欧亚大陆桥、马可?波罗东方行、郑和下西洋等皆为先兆；近现代的全球化运动，至多不过是把最病态的文明形态和最严峻的生存危机以最快捷的方式传染给全人类而已。可以说，“全球化趋势”是“危机化趋势”的正反馈效应，且呈互为表里的关系。）
■人类是地老天荒的产物，而西方文明又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造作。由此注定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危机趋势。[人类历来自视过高，这与人类的自然生存处境恰好相反。谈“地老天荒”的概念；谈人类文明像一个立不住的陀螺；谈“天幕之舞”与“天人合一”的现代注解；谈生物社会的自然动势早已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演进法则和运动方向(请参阅《物演通论》卷一和卷三各有关章节）]。
■总之，晚级文明社会的发展结果只能是：依存条件愈繁,依存难度愈大；结构体系愈密，破绽之处愈多。而十分不幸的是，此刻的“智性物种”其生物生存度已趋近于零，他们必须时刻仰赖社会结构的有序运转才能苟存，可偏偏此一结构体系也已走到了自然代偿演运的尽头，亦即社会结构的脆弱程度业已发展到一触即溃的地步，此正所谓“靠山山崩，依水水涸”。谁能保证，“社会”这个寄存着人间最多厚望的宝贝，恰好不是一个宇宙间最幽深的陷阱呢？
■回顾人类文明史上的三次浪潮与两次祸殃。[第一次农牧业文明浪潮在世界各地分别引发了一场持续的社会动荡：中国的商周到先秦时期(秦汉以后停滞下来也相对平静下来西方的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直到古罗马的动荡期（至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才稍微平静一些）。第二次工业文明浪潮引发了另一场更大的连锁性全球化灾难:欧洲内部的原始积累罪恶（其中包括贩奴黑潮）、阶级矛盾激化（马克思主义由此兴起）、社会动荡加剧（英法德民间起义、1848年欧洲革命，直到1871年巴黎公社）；同时出现世界性的殖民主义狂潮和民族解放运动(美洲土著灭绝、列强瓜分非洲、印度殖民灾难、中国鸦片战争，等）。然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临近毁灭的全球冷战。它的倾向性特点是：危机爆发速度越来越加快，危机爆发程度越来越猛烈，危机波及范围越来越扩大，危机发生类别越来越繁杂，而且，可以预见，危机间隔时间也一定会越来越缩短，譬如信息文明浪潮或生物文明浪潮所可能造成的危机一定会很快来临，甚至现在已经紧接着工业文明尚未休止的灾难而初露端倪，即正呈现出无间歇发作的终末失控之局。]
■从整个自然物演进程上看，后衍者的时度更短就意味着某种加速度的存在，而现代文明的运动状态，恰恰就像从缓坡下滑突然跌入深渊，呈垂直下落的加速赴死态势。(自然史150亿年，愈后衍的物态，其衍存时效愈短；生物史38亿年，愈进化的物种，其绝灭速率愈高；此两点已在本书卷一第十二章提及。再看文明史：以新石器时代为开端，农牧业文明约1万年；从两河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计起，信史文明约5000年;理性化的哲思约2600年；以哥白尼为标志的科学纪元不足500年；依次推算，整个文明期只相当于300万年人种衍生期的三百分之一乃至六千分之一，倘若换算成一个耄耋老者的福寿，则相当于他弥留期的最后几个月甚或最后几天而已。）
■而且，人类的现代“进步”观念和现实“竞争”格局，都还在竭力为这个并不美妙的进程加速。这就仿佛一位耄耋老者还在继续服用加快发育和加强代谢的兴奋剂一样荒唐。
■以“早衰症”（又名“哈钦森一吉尔福特综合征”）为例，患儿7岁像中年人，12岁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一般活不过16?17岁。它的病理特征就是“超速发育”，相当于如今人文社会“快速发展”的冲动。
■大体看来，人类文明很可能终将被划分为三期：上升期即青少年期、忧患期即中年期、衰微期即暮年期。人文危机也可以相应地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危机潜行期即文明初期或中古前期、危机显化期即文明中期或近现代期、危机延缓期即文明晚期或未来的文明形态再造期。（仅看近一个世纪的人寰景象，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先是核武危机浮现，紧随其后的便是，20世纪60年代环境危机浮现，70年代资源危机浮现，80年代生态危机浮现，％年代气候危机浮现，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又见恐怖主义危机浮现。再往后，还会有信息系统危机、生物科技危机、社会动荡危机以及人种存亡危机等等接踵而来。总之，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变局或大危机时代正在轰然降临。）
■一言以蔽之：眼下的文明形态难以为继，人类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自身生存方式的时候了！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改变观念，甚至得改变整个宇宙观、知识论、社会学和人生观。[这就是我要深入探讨基础理论的初衷。我知道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操作，但它作为一个问题得以提出，正是基于此种理论推导。并且，对实际操作而言，就各类选项来看，它也更需要事先进行缜密的构思、设计和逻辑推演。（如果后人能够进行类似于沙盘推演那样的更具体也更细密的事前检验，则我强烈建议如是而为。不过，只怕任何形式的预先推演都不是万全之计。故，我随后给出的理想逻辑之推演和检验未可轻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