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自然生命简史》是我重译、改编的《万物简史》。1， 修正了原书中不准确的知识点。2，更新了最近这 10 年来的科学进展。3，补充新增大量相关知识点。4，语言全部直接来自英文原著，没有使用原译。
1859年夏末初秋的一天，英国著名杂志《季度评论》（Quarterly Review）的编辑艾尔文（Whitwell Elwin）收到一本新书的书稿副本，作者叫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一位博物学家。艾尔文饶有兴致地读了一遍，他觉得写得不错，但是他担心书的主题受众面太窄，恐怕无法畅销。他力劝达尔文写一本关于鸽子的书，并热情地说，“人人都喜欢鸽子。”还好，艾尔文的热情建议没有被采纳。
1859年11月底，《物种起源》出版了，每本售价15先令。第一版的1250本书在上市的第一天即告售罄。从此，这本书就再也没有停印过，由它引发的争议也从未停歇过。而书的作者达尔文，原本的主要兴趣只是研究蚯蚓，要不是他一时冲动决定去环球航行，很可能将以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牧师的身份终其一生，当然也有可能会因为对蚯蚓的兴趣而出点小名。
达尔文生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地在英格兰中西部一个叫做夏波里（Shrewsbury）的宁静小镇。父亲是当地一位备受尊敬的内科医师，母亲则是当地闻名的制陶世家韦兹伍德（Josiah Wedgwood）家的女儿，但这位母亲却在达尔文8岁那年就去世了。
达尔文小时候生活条件很不错，学习成绩却不太好，他自己倒是满不在乎，过得无忧无虑，但却令他那个独身的老爸很胸闷。老爸训斥达尔文，“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枪、训狗、抓老鼠，丢你自己的脸也就算了，把我们家族的脸也丢尽了。”成年后的达尔文在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时，经常引用父亲对他的这句评价。虽然自己的兴趣是自然史，但在父亲的坚持下，达尔文勉强进入了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可是，他见不得血，也见不得别人痛苦。有一次，他目睹了一个在手术中痛苦万分的孩子，那时麻醉剂还未发明，你可以想象一下外科手术的画面，这次经历给他造成了永久性的精神创伤。他改学法律，但很快发现这门学科也是难以忍受的枯燥。最终，他磕磕绊绊地从剑桥大学取得了一个神学的学位。
作为一个乡村牧师的命运看来正在等待着达尔文。然而，没想到的是，一个诱人的机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达尔文受到海军测绘船“贝格尔”号船长的邀请，参与环球航行。实际上，船长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更主要的目的是想找一个陪吃陪聊的同行伙伴，因为他的出身高贵，只愿意与有教养的人打交道。菲茨罗伊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选择达尔文的部分原因竟然是因为他喜欢达尔文鼻子的形状（他认为看鼻子能识人，并据此相信达尔文性格很不错）。达尔文并不是菲茨罗伊的首选，但他原先看中的那位同伴却中途爽约，这才不得不接纳了达尔文。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两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异常的年轻。在航行开始时，菲茨罗伊26 岁，而达尔文只有22岁。
图：菲茨罗伊船长
菲茨罗伊的正式任务是绘制沿海的水域图，但他自己的兴趣爱好（实际上也是他的热情所在），却是为《圣经》中创世的记载找寻证据。达尔文的神学专业背景，也是菲茨罗伊让他登船的原因之一。谁知他后来发现达尔文不仅持有自由主义的观点，而且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也缺乏虔诚，这成了他们之间不断冲突的根源。
达尔文从1831年至1836年都随着贝格尔号航行，这显然是他生命中最长阅历的一段时期，但同时也是最难熬的一段时期。他和船长共处一间小小的舱室，这可不是件易事，因为菲茨罗伊这人阴晴不定，一点点的小不满，就有可能会慢慢地升温，最终演变为一阵狂怒。他和达尔文常常争吵不休，用达尔文自己在回忆录中的话说，他们吵得都“快要疯掉了”。
那时候，在漫漫的大海上航行，即便是在天气最好的时候，也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前一任贝格尔号的船长，就是在某个孤独绝望的时刻，用一颗子弹击穿了自己的脑袋，结束了痛苦。菲茨罗伊来自于一个有名的抑郁症家族。10年前，他的叔叔卡斯特雷子爵，在担任财政大臣期间，割喉自杀了（菲茨罗伊也于1865年以相同的方式自杀）。即使在他情绪稳定的时候，也经常难以理喻。航行一结束，菲茨罗伊便火速迎娶了一位他爱慕已久的姑娘，这让达尔文大吃一惊。因为在过去的整整五年中，尽管他们朝夕相处，船长却从未提到过新娘的名字，连个暗示都没有。
然而，在其他所有方面，贝格尔号都是一次成功的航行。达尔文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足够他受用一生，采集到的大量标本也足够为他带来声望，供他研究很多年。他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史前巨兽的化石，包括迄今为止最好的大地懒属化石；他在智利遇上了致命的地震，险些丧生；他发现了一种新的海豚（并恭敬地命名为菲茨罗伊属）；他对整个安第斯山脉做了详尽而实用的调查；他还提出了一种珊瑚礁成因的新理论，并广受赞誉。该理论指出，珊瑚礁不可能在少于100万年的时间内形成。特别要说明的是，达尔文的学术生涯中一贯主张地球是极其古老的，而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表达与此有关的观点。1836年，27岁的达尔文回到了故乡 ，离家整整1742天，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英国。
在那次航行中，有一件事达尔文没有做，那就是提出伟大的进化论。其实，进化的概念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并不新鲜，已经存在几十年了。达尔文的亲爷爷甚至早在达尔文出生前就写过一首诗，叫“自然的神殿”，虽然水平不高，但他由衷地赞美了进化法则。年轻的达尔文是在回到英国，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之后，才萌生了物竞天择的概念（马尔萨斯用数学的方法阐述了食物的增长永远无法满足人口的增长）。达尔文开始意识到，生命永远都在为生存而战斗。所谓的自然选择就是有些物种繁荣，而有些物种衰败。达尔文观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认为所有的生物都在为资源竞争，那些具有天生优势的物种会繁荣起来，而这种优势会被传递给后代，这也意味着，物种必然会不断地进步。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它的确很简单，但却解释了许多现象，达尔文准备将毕生的心血投入到这个理论中。赫胥黎在读到《物种起源》时，忍不住大声喊：“我怎么没想到，真蠢！”从此类似的感叹便不绝于耳。
有意思的是，达尔文本人从未在他的著作中使用过“适者生存”这个短语（尽管他表达过赞许）。这个说法是在《物种起源》出版的五年后，也就是1864年，由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他的《生物学原理》一书中创造的 。另外，达尔文一直到《物种起源》的第六版中才正式使用“进化”一词（那时这个词早已广泛使用了），之前达尔文一直使用“后代渐变”的说法。最需要澄清的是，达尔文的一系列结论并不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受到的启发。最常见的故事版本（至少是大多数人记得的版本）是这样的：达尔文从一个岛考察到另一个岛，他注意到，每一个岛上效舌鸫（一种雀科小鸟）的嘴都长得很适合在那个岛上觅食，例如，在某个岛上，它们的嘴又短又硬，便于敲开坚果；而在另一个岛上，它们的嘴则又长又尖，特别适合从岩缝中啄食。正是这些发现，让达尔文思考，或许这些鸟并不是生来如此，而是某种程度上自己创造了自己。
图：效舌鸫
事实上，真的是这些鸟儿自己造就了自己，但是，注意到这一点的，却并不是达尔文。他在贝格尔号航行时，只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博物学家，因此，他并没有看出来，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鸟儿其实都是同一种鸟儿。而是他的朋友，鸟类学家古尔德（John Gould）认识到，那些由达尔文发现的鸟儿，其实就是一群有着不同特长的效舌鸫。但令人遗憾的是，达尔文没有标明哪些鸟是来自哪些岛屿的。（他在观察海龟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清理这些混乱状态让他花费了数年的时间。由于类似这样的各种疏忽，再加上整理成箱成箱的贝格尔号标本也需要时间，所以直到达尔文返回英国的六年后，也就是1842年，他才勾勒出新理论的雏形。两年后，他在此基础上扩展出了一份230页的“框架”。但接下来，他的做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他把这些笔记扔到一边，此后的15年时间他都在忙别的事情。他生养了10个孩子，投入了8年的心血撰写了一部关于藤壶的详尽著作。（他在完成后感叹道，“恐怕再也没有人比我更厌烦藤壶了。”）他还得了一种怪病，总是感到无精打采、头晕眼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长期“心神不定”。每当发病时，症状还包括严重的恶心和心悸，以及伴随着偏头痛、疲惫、打摆子、眼冒金星、呼吸急促，“脑子好像在游泳”，当然，肯定还会情绪低落。这就是我上期节目结尾时说的，达尔文想出了“史上最了不起的创见”，但是，这个最了不起的创见却在抽屉中一锁就是15年。
关于达尔文到底得了什么病，这也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最早的时候，许多人认为他可能是患了热带慢性夏格氏病，是在南美洲的热带丛林中遭到某种虫子叮咬而感染的，这种观点听上去最浪漫，也完全有可能。而一位从上世纪中期就开始研究达尔文、现在已经去世的科尔普医生（Ralph Colp）认为，达尔文患上的怪病是一种精神疾病，因为要推翻神创论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达尔文承受不了，所以因为精神问题导致了躯体上的症状表现。2007 年初，英国皇家学会旗下的期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明确否认了达尔文患有热带慢性夏格氏病，同时被否定的还有乳糖不耐受症和之前有些专家言之凿凿的精神疾病。这篇文章提出的结论是，达尔文患上了克罗恩病，这不但和他的肠胃症状能对的上号，也能解释得通他的关节和神经症状。但这种疾病却无法解释达尔文的皮肤症状。而根据英国卫报 2009 年的报道，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大学教授海曼在研究了达尔文的情况后，做出了诊断，认为他得的是“周期性呕吐综合征”（cyclical vomiting syndrome）。我估计关于达尔文的病，论文还能持续不断地产出。无论怎么说，他的痛苦是肯定的。这使他无法持续工作超过20分钟，有时甚至更短。
图：病弱的达尔文
在达尔文的余生中，有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尝试一系列越来越绝望的治疗方法上。比如，冰桶浴、醋浴、电击疗法等等。他变得离群索居，很少离开自己在肯特的家。他搬家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书房的窗外立了一面镜子，这样他就可以提前看到来访者，必要的话就可以回避。
达尔文没有着急把他的理论公之于众，因为他很清楚这个理论将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哪知就在达尔文把他的理论锁进抽屉的那一年，也就是1844年，突然出现了一本书，叫《创造的自然史之残迹》（Vestiges of the Nature History of Creation）。一面世便激起了全世界的盛怒，因为书中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人类并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更低等的灵长目动物进化而来的。作者可能是预计到了这一惊世骇俗的观点会带来的后果，所以便刻意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这个秘密保守了40年，甚至连他最亲近的朋友也不知晓。有些人猜测作者就是达尔文，也有些人猜是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其实，真正的作者叫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是一位成功但低调的出版商人。他之所以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除了个人生活不想受影响之外，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他的企业可是发行圣经的主要出版商。（达尔文是少数几个猜到作者身份的人之一。有一次达尔文在拜访钱伯斯时，恰巧《残迹》第六版的清样同时抵达。尽管两人并没有讨论该书，但钱伯斯专心检查样书的神情无意间暴露了他的秘密。）《残迹》不仅饱受国内外宗教界的批判，也遭到了大量来自学术界的批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用了85页的篇幅，几乎就是整本杂志，把《残迹》批得体无完肤。甚至后来是进化论追随者的赫胥黎，也愤怒地声讨《残迹》，他没想到作者是他的一位好友。
图：年轻时的华莱士
如果不是1858年初夏发生的一件事，达尔文可能到死也不会发表他的手稿。那一年，达尔文收到一个来自远东的包裹，里面有一封非常客气的信和一篇论文的手稿。寄件人是一位年轻的博物学家，名叫华莱士（Wallace）。让达尔文大吃一惊的是那篇论文，题目叫做“变种与原种永远分离的趋势”。这篇论文概括的自然选择理论竟与达尔文秘而不宣的理论如出一辙，甚至有些句子都和达尔文写的是一样的。达尔文当时就傻了，他说，“我从未遇到过如此惊人的巧合。就算华莱士在1842年就读了我的手稿，他也没法写出比这更好的摘要。”
不过，与很多人以为的不一样，华莱士并不是突然一下，毫无征兆地闯入达尔文的生活的。他们俩人其实早就有联系了。华莱士不止一次地给达尔文寄去过一些有意思的标本。在此后两人长期的交往中，达尔文也曾婉转地提醒华莱士，有关物种创生的课题，可是他的专有研究领域。达尔文在给华莱士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到今年夏天，就是距我第一次打开笔记本整整20年了。这里面记录的可都是有关物种的原种和变种是如何的不同，以及为什么不同的问题。”他又特别加了一句话，“我正准备出版我的著作。”尽管他其实并没有真的想好。
然而，华莱士并没有领会达尔文的意思。当然，无论如何，他也没想到自己的理论竟然与达尔文研究了20年的理论如此一致。
华莱士让达尔文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境地。如果他抢先发表以确立自己的理论优先权，有占人便宜之嫌，而且是一位地处偏远的无辜粉丝。但如果他发扬绅士风度，主动退让一步，可就把新理论的发现荣誉拱手相让了，那可是他独立研究了那么多年的理论啊。华莱士自己也承认，他的理论是灵光一现的产物。而达尔文可是几十年苦熬出来的，细致又周密。就这样相让，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老天似乎有意要捉弄达尔文，他最小的一个儿子又染上了猩红热，病情非常严重。终于在1858年的6月28日，达尔文的厄运到达了顶峰，小儿子去世了。尽管儿子的重病让达尔文无暇他顾，他还是抽时间给好友莱伊尔和胡克匆匆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说自己想成全华莱士，而自己所做的一切工作“无论意义多大，都被粉碎了。”但莱伊尔和胡克却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案，他们把华莱士和达尔文的观点揉合在了一起，做了一次总结性的演讲。那次演讲的地点是在林奈学会某次会议的会场上，那时的林奈学会正在为了重返科学的权威地位而奋斗。演讲的时间是1858年7月1日，正是这一天，华莱士和达尔文的理论正式公之于众。而达尔文却并没有到会，因为他和妻子正在安葬他们的孩子。
那天晚上，一共有七场演讲，达尔文-华莱士理论只是其中之一，还有一场演讲是关于安哥拉的植物群的。台下坐着大约30名听众，他们见证了19世纪科学史上的一次重要时刻，但当时的他们却浑然不觉。演讲完毕后没有任何评论，之后也没有在社会上引发什么关注。达尔文注意到，后来只有一个人，就是都柏林的一位叫霍顿（Haughton）的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了那两篇论文，教授最后的结论是“所有新鲜的观点都是错的，而所有正确的观点都不新鲜。”
图：林奈学会1908年为纪念两人共同论文发表50周年制作的奖章
而华莱士，当时依然住在远东的马来群岛，好久之后才知道了那次会议，他倒是出奇的平静，而且似乎很高兴自己竟然能被列为发现者之一。甚至在后来提到进化理论时用的是“达尔文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