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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你是否有一份暗地里觉得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如果是这样，你就有了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说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格雷伯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也是早期“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导者。他最近写了一本新书，名叫《狗屁工作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他认为，世界上有数百万人——文员、行政人员、顾问、电话推销员、公司律师、客服，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在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工作中辛苦劳作，并且他们也心知肚明。本文为作者的访谈汇编。
什么样的工作是“狗屁工作”？
“狗屁工作”是一种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工作，即使是做这份工作的人暗地里也会觉得它不应该存在。当然，你不得不去“假装”（这就是它的狗屁之处所在）它有存在的理由。但私底下，你其实认为如果这份工作不存在，世界要么一如往常运转，要么会变得更好。
比如说，公司律师。其实大多数公司的律师私下都认为，如果不再有公司律师，世界可能变得更好。公关顾问、电话销售员、产品经理和不计其数的行政人员也是如此。人们花钱雇他们坐着，接电话，假装自己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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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中，工作越有用，他们付给你的报酬就越低。然而，“狗屁工作”通常都很受尊重，待遇也很好，但是完全没有意义，而且做这些工作的人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如果突然解雇老师、垃圾处理者、建筑工人……那就真的是件大事了。我们一定会注意到他们的失踪。但是如果“狗屁工作”消失的话，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糟。
你在这本书的开头区分了“狗屁工作”和“糟糕的工作”(shit jobs)，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是的，人们经常会把它们弄混。当你说到狗屁工作的时候，他们只会认为是不好的、吃力的、条件糟糕的、没有福利的工作等等。但事实上，讽刺的是，这些工作并不是狗屁工作。你要知道，如果你有一份糟糕的工作，那么你很有可能实际上是在为这个世界做好事。事实上，你的工作对别人越有益，他们给你的报酬就越少，这份工作就越“糟糕”。所以，你几乎可以把“糟糕的工作”(shit jobs)看成是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的反面。
一方面，有些工作虽然糟糕，但实际上可能非常有用。如果你正在打扫厕所，厕所确实需要打扫，所以至少你是有尊严地知道你正在做的事情对其他人有好处——即使你赚的不多；另一方面，有些工作虽然很体面，并且有丰厚的报酬，良好的福利，但是你其实心里明了你的工作是完全没用的。
你在书中谈及了不同类型的狗屁工作，它们分别是“走狗型（或奴才型）”(flunkies), “打手型”(goons)，“胶布型”(duct-tapers)，“打勾型”(box-tickers)，和“包工头型”(task-makers)，能具体说一下么？
我收集了几百份来自狗屁工作者的证词。我问他们，“你做过的做无意义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动力是什么？你老板知道吗？……”我收集到了一些信息，然后对他们做了一些采访，跟进一些细节。然后，这些狗屁工作逐渐分成了五个类别。
首先，“走狗型”，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体现出他们上司的重要性，或者让他们的上级脸上有光。接待专员、行政助理、看门人都属于这一类。我在书中描述了一位接待员，她每天只接到一个电话。为什么老板不去接那个电话呢？因为如果你走进一间办公室，发现没有接待员，那么它就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公司。由于高管的声望越来越多地以为高管工作的人数来衡量，因此他们通常会雇佣那些无所事事的人。
“打手”们是指电话销售员、公司律师、公关、传销员、游说者等。他们会积极替雇主出面，但他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其他公司也存在这种职位。比如，你不需要一个公司律师，除非其他的公司也有律师；另外一个例子是电话推销员，你需要他们仅仅是因为你的竞争对手有他们。我在书中举了一个牛津大学的公关人员的例子，他们的任务就只是让公众相信牛津是一所好大学。很多做这类工作的人和我说，“我们的工作是荒谬的，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大多数的公司律师似乎都有这种感觉。
我还收到了一个在特效公司工作的人的邮件，他说他95%的工作是让名人在镜头前变得更美：美白他们的牙齿，让他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完美，让他们的身材更苗条，同时，让观众对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他觉得自己很像一个“打手”，因为他的工作的本质就是在心理层面攻击人们，让人们感觉不好。
“胶布”们被雇来去修补一些缺陷和漏洞，但是这些漏洞完全是因为老板的懒惰或者不称职。比如，有一位在航空公司服务台工作的女士，她的职责就是在行李没有及时到达时去安抚愤怒的乘客。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去解决那些原本就不应该存在的问题。
第四类，“打勾型”，就类似于在纸上打个勾，假装自己在做一些事情，比如一些企业的“慈善部门”和“社会责任部门”，它们根本没在做慈善，也没在承担社会责任。他们通常使用书面文件或者严肃的报告来暗示某些事情正在发生，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发生。比如，有一个从事咨询的人和我说：
“我为全球制药公司的市场营销部门做数字咨询，我经常与全球公关机构合作，并撰写一些题为《如何提高关键数字医疗股东的参与度》的报告。报告里是完全的、纯粹的废话，仅仅就是做给市场部门完成任务的。最近，别人付给我一万两千英镑，让我给制药公司的客户写一份两页的报告，并要在一次全球战略会议上发表。但是，这份报告最终并没有被使用，因为会议根本就没能进行到那个议程。”
另外，在学术界，我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来评估、监控、描述和提议，而不去做一些现实的东西。“打勾”就是一种替代实际工作的仪式。
最后，“包工头”们要么让别人做不必要的工作，要么监督那些不需要监督的人。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些中层管理员会直截了当地和我说，“我心里清楚那些人根本不需要我来监督。”即使没有了这些中层管理者，办公室也能照常运转。
有很多不是狗屁的工作，即那些真正有用和必要的工作，如今都被机器取代了。另外，有些有用工作远比狗屁工作苦难和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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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以替我们完成很多重要的任务，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用机器完成大部分困难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凯恩斯曾经预言，随着科技的进步，在本世纪末我们将实现每周工作15小时的目标。但这并没有实现，相反地，我们一直在创造着这些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
在机器取代一些有用工作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解放出来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每天在办公室里每周假装工作40小时。
我觉得有趣的是，这种情况正是我们不想要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结果。我们被教导说自由市场是很有效率的，它可以去除低效的、不必要的工作，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我们有那么多本不应该存在的工作。
从经验上来看，自由市场的兴起确实造成了狗屁工作的繁荣。在之前的一本书里，我提到了我所称的“自由主义的铁律”(The Iron Law of Liberalism)，就是说，任何旨在减少官僚主义的改革，实际上都将创造出更多的文书工作、法规条例，即更多的官僚主义。我所见过的最重要的统计数据之一，是在1991-2002年间，在俄罗斯经济私有化期间，公务员的数量实际上增加了25%，比苏联时期的官僚人数还多。
为什么会这样？
当你试图将事物市场化时，你必须对它们进行量化，虽然有些东西并不适合量化。你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正式化，因为我们失去了社会信任。我记得好像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说过，在老式社会里，我们有更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性的团体，这会增强规则和契约的执行。但在自由市场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占其他人的便宜，所以你必须去监控并且用书面文件证明一切。因此律师和法律条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你也需要更多的员工去承担这些工作。即使是在美国的大学里，私立学校中的管理部门也要比公立学校里的臃肿很多。
我很好奇你决定去相信人们对自己满意程度的主观报告，并以此作为他们是否在做狗屁工作的指标。如果一个公司律师说：“哦，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它既让我满意又很有意义。”这到底是人们潜意识的幻觉呢？还是说，在一份狗屁工作中可以得到满足感？
满足感和意义是两回事。根据我的发现，大约有6%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却依然很快乐。这有很多的原因，有些人是因为他们讨厌自己的家人，喜欢自己的同事。当然，这种衡量方法确实可能出差错。我并不认为人们都能准确地评断出自己的工作是有用还是无用。我们没有办法去客观地衡量这些东西，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问问那些在那里工作的人。如果这种衡量方法真的有什么差错的话，那可能就是数据被少报了。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实际上无用的工作有用，更少地会去认为自己实际有用的工作无用。
一个在银行工作的人说，80%的银行职员都可以被机器取代或者被淘汰。但他也表示，这其中只有20%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
或许这就是希望的来源。人们并不是完全被蒙蔽，有一些人还是能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无用的。
我觉得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人们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更有分辨力。经济学教给我们这样一种非常自私的逻辑：每个人都想最大化他们的利益，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多的回报，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想要去不劳而获。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些从事狗屁工作的人，他们真的是在不劳而获，但他们心里却很悲惨，他们宁可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它表明人们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敏锐，更加有社区服务的精神。
那么，你认为为什么我们被教导要以如此自私利己的眼光看待人类呢？
这是我们社会压倒一切的哲学，也是精英们维持经济实力的一种方式。我们被告知一个基于公共原则的社会是行不通的，我们被告知那是一个乌托邦，资本主义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它承认了人们本性丑陋的现实。
你对那些发现自己在做狗屁工作的人有什么建议？
如果你能把你的这份工作作为创造其他有用东西的平台，那么你就会更有力量。但这很难，似乎很少人能够将“属于”别人的时间重新利用。我书里面有一个人做药物营销的狗屁工作，但他在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做真正的医学研究。如果你能想出一种方法来做同样的事情，那就太好了。其他的建议是，不要去怨恨那些有“真正”工作的人，不要因为他们有一份真正的工作而试图惩罚他们。
本文作者大卫·格雷伯
你在书中也谈到了，随着狗屁工作的兴起，一些非狗屁工作也在兴起，你管它们叫关怀或照料工作(caring or care-giving jobs)。你能描述一下它们么？
我从女权主义理论中借鉴了这个概念，我觉得这种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传统的工作观念，好像都和生产有关。如今社会上典型的意识型态就是，女人生孩子，男人搞生产。这种观念让女性所做的工作——维护、关怀和照料——变得看不见了。
社会上产生的很多价值，有将近一半的价值，都是由那些没有得到报酬的人生产出来的。那些照顾家庭、做志愿工作或以其他方式做出牺牲的人，是在我们当前的经济体系中得不到回报的。如今有很多贡献社会的方式，但是它们大多数都被忽视了，因为我们并不会把这些事情看成是“工作”。
你在书中提到了我们需要“关怀阶层”反抗，而你认为占领运动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网上有一个名为“我们是99%”的主页，是为了那些太忙于工作没时间去持续地参与占领运动的人而建的。建这个主页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去谈论生活的近况，说一说你为什么支持这个运动，每一个人的发言都以“我是99%”(I am the 99%)结尾。这个主页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的人都参与了进来。
当我在浏览他们的发言的时候，我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帖的人几乎都做着关怀类的工作。即使不在关怀领域工作的人，发言的主题也很相似。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说：“听着，我想要一份至少是不去伤害任何人的工作，真的，我真的想要为人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想以某种方式帮助人们，我想去关心其他人，我想去帮助社会。”
人们在主页上的发帖 图片来源：wearethe99percent.tumblr.com
但是当你真的最终从事这些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类的工作去照顾他人时，他们会给你很少的报酬，让你负债累累，你甚至都无法照顾你自己和你的家庭。这是完全不公平的。
我觉得正是这种根本的不公正推动了占领运动。我们的社会创造了太多这样的狗屁工作，却给这些从事关怀工作的人如此恶劣的工作条件。因此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怀阶层”(caring class)的反抗，我们需要去思考如何创造一场新的社会运动，来改变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所看重的东西。我们需要让人们知道，究竟是什么让一份工作有价值，否则，大多数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从事一些狗屁工作。我们需要团结一致，为这一政治事业而努力。
本文综合编译自：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nearly-half-of-you-reading-this-have-bullshit-jobs
https://www.vox.com/2018/5/8/17308744/bullshit-jobs-book-david-graeber-occupy-wall-street-karl-marx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06/bullshit-jobs-david-graeber-work-service
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under-review/the-bullshit-job-boom
作者：David Graeber
翻译：LiVE
编辑：xd
美编：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