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系”这个概念是一次新瓶装旧酒，它本身的内涵很浅显，只是，它确实触碰到了大量青年人的痛点，又不具备对资本或政治的“攻击性”，所以可以迅速传播。佛系青年并非真的放下欲念，实在是需要一个可以接受的“精神中介”。所以，佛系只是一种假装豁达。满口佛系的青年人，是害怕受伤的刺猬。
不敢靠近的刺猬
叔本华在《附录与补遗》中说起过一个经典的刺猬效应，大意是：刺猬在天冷时彼此靠拢取暖，但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互相刺伤。后来，它被衍生阐释为：人们彼此像刺猬，渴望被关心，却不敢走得太近。在当今社会，都市青年的刺猬属性被一步步放大。随着住宅更替、土地流转、传统家庭的瓦解，在大都市里，资本与政治合谋，加强了对城市市民的管理。随之，人与人的关系日益紧张，个体企盼被关心，却怀疑别人的关心是虚假的，这个问题，大导演杨德昌在《青梅竹马》里就曾反映过。
刺猬效应愈演愈烈，加剧了都市人的猜忌，促使一批人离群索居。在中国的邻居日本，离群索居已经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日本有一群城市市民被称为“蛰居族”：拒绝参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上学或工作；没有任何亲密的社会关系，“失踪”时间超过6个月。《“消失”的100万日本人》一文提及：“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15到39岁之间的蛰居人数达到54.1万人，其中80%是男性，且大多数人拥有硕士学历。”甚至，九州大学教授、神经精神病学家加藤孝宏推测：“至少有100万日本人处于“隐居”状态，约占总人口的1%。”这部分人厌弃社交、抵触长久的工作、热爱阅读、电子游戏、网络聊天等，渴望被人关心，却死守自己的防线。他们不再相信宏大图景，躲进自己的小空间里，成为与几乎社会脱离的人。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的市民们对周遭人小心翼翼、保持礼貌，却守着冷冰冰的距离；他们乐于对陌生者行善，却对身边人“关怀无能”；他们生活在一种亏欠感中，需要有一个符号来救赎自我。在日本，这被视作低欲望社会的表征。什么是低欲望社会呢？“低欲望”一词，源于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他认为：现今的日本社会，青年人正在自发地降低欲望。日本国民过着吃好穿好的生活，却逐渐丧失了对生活的热忱。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拥抱生活的“虚无”，就像太宰治《斜阳》中的男主人公，“我就是一颗小草，在这个世界的空气和阳光中难以苟活的小草。我的生命中欠缺或缺少一种素质，苟活至今，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而在这两年，中国都市青年人则津津乐道于“丧”、“佛系”。丧文化流行于2016年至今，2016年夏天，网络上出现以“葛优躺”为代表的丧文化表情包，与此同时，漫画《马男波杰克》、网红赵曾等符号也以“丧”的气质浮出水面，被部分青年人欣赏。到目前为止，不同论者对“丧”的定义都有不同，但总而言之，它是一种“感觉身体被掏空”的状态，外化表现是工作无精打采、自我嘲讽戏谑、对未来缺乏期待。《马男波杰克》说：“你是个烂人，而且你对自己是烂人浑然不知，并不能让你好多少。”是“丧”的典型态度。
至于“佛系”现象，它最早来源于2014年的一本日本杂志，作者介绍了“佛系男子”的一些特征，比如：“自己的兴趣爱好永远都放在第一位，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去做。总是嫌谈恋爱太麻烦，不想在上面费神费时间，也不想交什么女朋友，就单纯喜欢自己一个人，和女生在一起会感觉很累。”到2017年，“佛系”因为文化公司“新世相”的包装推广，彻底在中国都市青年人中传播。佛系生活成为一种主张，它的主要表现是“采取一种什么都行、不走心、风轻云淡、得过且过的生活方式”，在丧的程度上多了些看破、无所谓的姿态。
佛系未必是低欲望
中国青年人的“丧”和“佛系”让部分看官联想起日本的低欲望社会，只需通过搜索引擎，《90后的佛系人生是另一种低欲望社会》《“佛系文化”流行的背后,中国正进入“低欲望”社会》这样的标题比比皆是，其中不乏人民日报等官媒的评论。在学院，也有学者将“佛系”与现代性的消极后果联系起来，比如复旦大学的孙向晨教授，他认为：“现代性的消极后果真实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这同样是现代性社会的一个“成果”。”与此同时，他担忧：“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不思进取”的价值虚无，会打着传统文化中的“无为”、“随缘”的旗号隐蔽自身，其实这是现代社会消解积极价值观的一个危险信号。”
不过，当我们在讨论“佛系”时，是否就能以“佛系”来断定这部分青年人“不思进取”，也许值得商榷。如果仔细对比会发现：中国的佛系现象和日本的低欲望社会，区别很大。
日本青年的低欲望，建立在物质丰饶、社会分工细密、福利制度完善、文化工业发达、二十世纪的战争及战后反思的基础上。日本青年也曾狂热，比如五十年代的太阳族，但他们的狂热如入无物之境，后来被“奶头乐”消解了。所谓“奶头乐”，就是采取温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来缓解阶层冲突，简单来说，是用大量的娱乐活动，比如游戏、爆米花电影、性服务等来填满他们的生活。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本也曾大力调动民众生产积极性，社会上兴起建设热潮，城乡结构在改变，都市的建筑风格、家庭、邻里关系等也随之变化。在当时，日本都市如同波德里亚口中的消费社会，可一切在八十年代末由盛转衰，因为美国的经济制裁和本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本出现长期的经济疲软。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性的失落，当一切宏大价值瓦解，前辈的狂热又带来灾难，社会结构已经固化，日本青年人发觉再怎么奋斗，也好像能看到天花板，老老实实过活，又衣食无忧，于是，他们陷入了虚无的泥淖。
而中国社会的佛系青年，却未必真的属于“低欲望群体”。就笔者所了解，念叨“佛系”的青年人，小部分的的确如同日本的“蛰居族”，不爱工作，生活随缘，但更多人，是嘴上随缘，实际掏空身体。他们加班加点，不惜接受资本的剥削，只为改变命运、实现人生的幸福。不妨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一位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早上八点到公司，晚上八点离开，再搭乘一个小时的地铁，挤来挤去，在污浊的空气中刷朋友圈，想感慨生活的艰辛，却想到圈子嘈杂，于是发一个佛系表情包，冷暖自知。
所以，从行动来看，这些人不是无欲无求，佛系，是他们一个柔软的盾牌。日本社会的未来，可能就是攻壳机动队式的赛博朋克世界。但中国社会，只是局部低欲望，主流人口，仍在积极地为经济建设、KPI数值铺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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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 齐格蒙·鲍曼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译者: 郇建立 出版年: 2006-12 页数: 259
无所谓，还是口是心非
佛系江湖里有人张扬欲望，无所谓的姿态背后，是青年人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利己之心。
一方面，它的确与九零后这一代的个体主义倾向有关，九零后出生在改革开放的环境里，接受到更多新潮的西方理论，对自身主体性的重视强于上几代人。他们厌弃了崇高口号，也不相信任何经不起推敲的宏大价值，他们重视个人欲望，强调个人权利，追求身体解放，但是，青年人挣脱出集体后，又该何去何从？
在高举自我的同时，生命的其他价值会不会因此萎缩？大量的文艺作品告诉我们要认识自我、追求自由，但没有告诉我们：这之后该怎么办？我们又该如何寻找自己的意义？所以社会学家鲍曼在《被围困的社会》中担忧：“个体解放很容易导致“无能和焦虑这样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会因一时的冲动而放弃自己的个性，并通过完全把自己湮没在外部世界之中而克服孤独感和无能感。”
当然，九零后并不是完全个人主义的群体，个人主义只是其中一个面向。九零后夹在八零后与零零后之间，历经从市场经济确立到如今近三十年的时光，一方面，九零后的国家情怀、民族认同是没有磨灭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九零后，如网上所谓的“小粉红”，表现出浓烈的爱国情怀。
另一方面，九零后是非常工具理性的一代，他们在拒绝崇高价值的同事，潜移默化了实用的精神，相当一部分青年人看问题很现实，很计较得失利弊，但在过去，这个面向被忽视了，因为九零后常常被定义为“娱乐的一代”“追求自由的一代”甚至更极端的“矫情一代”，但其实，这一代人浸润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深刻感受到资本的力量与商品经济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在随之改变。有趣的是，一些青年人已经主动选择商品化自己，为的，是谋求利益，也是缓解不安。因为，被人关注、被财富簇拥、被幻觉安抚，是他们摆脱不安的渠道。
这一代青年人的不安在一些社会事件中也有所体现。陶崇园之死、西安寒门博士自杀事件以及一系列碰瓷事件等，这些事情都呈现出人与人互不信任、互相猜忌的图景，也暴露出青年人对命运流露出的一些迷惘——已经很努力奋斗，却仍然连一些基本的个人权利都无法保障，连最基本的生活温暖都不如上一代，这到底是为什么？在一系列关于青年人的恶性事件中，哪怕一些很优秀的青年人，进了名校，有了别人羡慕的文凭，却仍然要被压榨、被当作物品、奴仆一样去对待，即便走出象牙塔，也会因为自己的出身门第步履维艰，于是，他们停下了。
他们生活在一个阶层逐渐固化的关键时期，在上一波改革红利消逝的节点，社会贫富差距在拉大，而社会矛盾则在积聚。他们仍然渴望通过奋斗改变命运，渴望实现人生的意义，但现实如冰霜，个人如蝼蚁，部分青年人发现自己的收入上涨幅度跟不上物价，穷尽一生居然只是为了房子和一些基本的人身尊严，但他们已经在路上，面对一同竞争的大军，又不敢撤退，生怕被落下，在这进退维谷的人生里，没有崇高的价值为他们给予慰藉，青年人，彻彻底底的孤独了。
为了缓解孤独与不安，青年人不停奋斗，转移注意力，或者说找到一个认同点。但是这种奋斗太容易幻灭，一个是阶层分化，上升渠道变窄；一个是：这个解决不了他们在精神上的空虚。这时候，便只能自嘲佛系，聊以解忧。真的不在乎吗？只是活得难受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