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密集的高等教育环境下，数字学习研究者特丽莎·安德森（Theresa Anderson）探讨了在处理大量唾手可得的概念时会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能批判性地、反思地、有创造性地完成这一过程。安德森同意之前的一个观点：突然显现的洞察力（即她所说的“顿悟时刻”）看似凭空而来，实际上是付出大量努力的结果。它指的是花时间阅读、思考并消化相关内容，以及花时间进行评估和反思工作，从而引领批判性研究者进入新的领域。安德森还思考了在积累知识和学习的过程中如何利用这个不确定的阶段，以便在适当的时候产生富有启发性的想法。第十章会将“不确定性”作为各类研究实践的一部分来详细探讨。现在，我只想先说明，这个充满模糊、未知和矛盾的状态对创造性和批判性的学术工作而言是有益的，因此我们不应回避它，而应该拥抱它。
安德森提到，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对于把及时性和瞬时性放在首要地位感到担忧，他认为这是促进数字信息流增长的原因”，因此学者们每天都不得不与“飞速的政治经济学”竞争，而这对创造性思维是有害的——事实上，对人类思维本身的影响也是如此。她还提到了其他作者，这些人都意识到，我们对工作和实践的思考已经达到了危机点，若想有效参与到任何解决问题的活动中，我们就务必放慢步调。尤金·T.简德林（Eugene T.Gendlin）就是其中一位，他介绍了一个技巧，并将其称为“边缘性思考”（thinking at the edge），即鼓励“以一种更为缓和、缓慢的探索方式，来表达目前已超出我们语言能力范围的事物”。安德森发现了这种“慢思考”对于她研究的信息学领域的价值，意识到我们要思考约翰·霍金斯（John Howkins）在他2010年出版的《创意生态》（Creative Ecologies：Where Thinking Is a Proper Job）中提出的问题：我们想如何思考？怎样才算是最好的思考环境？安德森还建议她所在领域中的其他人“有创造性地与信息互动，不仅要支持他人的创意和创新，自己也要具备创造和创新的能力”。就像本书一直强调的一点，批判性本身与创造力是密切联系的。
一个能有所帮助的观点就由慢运动引申而来。首先要注意一点，“缓慢”远不止是暂时的减速。在《慢生活》（Slow Living）一书中，作者帕金（Parkins）和克雷洛（Craig）指出，在花时间开心地做你擅长的事时，要去质疑这样做的背后动因。也就是说，这应该是出于你对工作实践所作出的主观决定，而不是对压力和要求的一种自动反应。缓慢不是盲目地抵制速度而选择懒惰，而是谨慎地利用时间。我的意思是，在做任何事情时，把握好当下，努力意识到自己的思维过程。慢食运动[15]的发起人卡尔洛·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写道，“慢下来的目的是找到正确的速度——适合某项任务的速度”。佩特里尼对“慢”的解释突破了逃避主义和怀旧主义，推崇的是一种更为理性的观念，它已发展成为一种多触角的文化现象，可以被理解成一种社会运动或亚文化，或是对“不假思索地将忙碌视为一种美德，将没有时间当作一种工作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现实”这种主流观点的批判。
在慢食运动的领导下，慢文化在过去两年内以不同形式相继展开：慢城市、金钱、旅行、抚养子女、媒体、生活，以及最近刚刚兴起的慢学习。围绕慢运动的思考和实践所推出的一系列理念包括：
● 质量优于数量。
● 正念。
● 教育中伦理和批判性方面的思考。
● 快乐。这是慢运动的关键原则，这在1989年慢食运动最初的宣言中有明显体现：“坚决抵制物质享乐是反对大众盲目追求快节奏生活的唯一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