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用处的痛苦
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中的憨第德、埃丽诺·霍奇曼·波特的小说《波丽安娜》中的年轻孤女波丽安娜、罗伯托·贝尼尼导演作品《美丽人生》中的主角圭多，这三个人物有一个共同点：尽管经历了残酷的不幸和悲剧，他们仍然相信一切都安好。没有任何事情——即使是极端贫困或者奇耻大辱——能阻止他们发现处境中积极的一面。虽然他们的例子给人以希望和抚慰，但是这样的生命叙事是存在问题的：幸福与痛苦都取决于个人选择，于是那些未能自发注意到任何境况都有积极面的人，往往被看作是自找不幸，因此所有苦果也只能由他们自己承担。
而所谓的幸福科学话语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只不过不是以虚构的方式。上文中提到的几部作品、自传文学市场中以幸福为主题的传记以及积极心理学中的心理韧性概念都拥有同样的前提假设：首先，如果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痛苦就是无用的；其次，没完没了地沉浸在痛苦中是个人的选择，因为悲剧虽然不可避免，但是个体总有找到出路的能力。积极心理学家认为，如果说过度劳累的人、消沉的人、社会边缘的人、穷人、瘾君子、病人、离群索居的人、失业者、破产者、失败者、被压迫者、悲伤之人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不能充分成长发展，原因很简单：他们不够努力。这种处事方式、这种关注积极情绪的方式是不是只有条件优越的人才能享有的奢侈品？对此，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作出了如下回答：
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积极情绪。有研究人员对世界各地的贫民窟居民和妓女展开研究，观察他们的幸福程度与生活满意度。研究结果显示，积极情绪与物质资源之间的关系比我们以为的要小。幸福与否在于生活态度，真正重要的是面对人生的方式。与实际状况相比，艰难的生活在表面上往往会显得更糟。比如，当我们看到露宿街头的流浪汉时，自然会觉得这个人的生活十分糟糕；同样，当我们面对那些身患重病或残疾的人时，也会认为他们的生活非常可怕。但是，如果我们审视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便会观察到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他们所体验的积极情感，比如当有朋友、家人相伴时他们会感觉到惬意，再比如当有什么新鲜事发生时他们会感受到兴奋，以此类推。373
当然，从棘手的“消极”处境中找寻积极因素、滋养积极的自我概念[17]，对于直面人生中不可避免的困境是很好的方式，只要随时保持理智头脑审慎思考，这种方式本身就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当积极性成为一种专制态度时，问题就会出现：它刻板地将人们的不幸与无能怪罪于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当幸福学宣称这种专制因拥有实证性、客观性作为支撑而适得其所之后，问题便更加严重了。人人要为自己的不幸负责的世界里，是几乎容不下怜悯和同情的374；人人都应该天赋能力将逆境变成机遇的世界里，也不欢迎抱怨的声音。
质疑事物的现存秩序，陌生化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探究塑造我们身份与日常行为的过程、意义与实际情况，这些都是社会批评的基本任务375；描绘出各种打破常规束缚的、更加公正、令人满意的不同生活方式，也是很重要的任务。社会批评既要起到批判作用也要起到构建作用，因此带有些许乌托邦色彩的思考对于社会分析不仅是不可避免的，更是不可或缺的。读者此刻应该恍然大悟：幸福这种意识形态禁止一切。幸福学以现实原则的名义强制人们接受条条框框，然而尽管幸福学家们矢口否认，比起任何其他完善人性与社会的企图，它具有的乌托邦色彩丝毫不减。任何掌权者总是声称自己与现实为伍376，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说法有多么正确，而是因为他们有让自己的说法看上去真实的权力。弗雷德里克森断言，无论情况如何，每个人，包括流浪汉和妓女，都能拥有积极情感和美好生活，这不是因为弗雷德里克森等科学家有权提出这种毫无根据的保守观点，而是因为他们有权力让公众接受这种观点。
积极心理学家强加给大众舆论的另一个观点是：人们创造的幸福自画像能精确地再现他们自己的模样。1906年，毕加索为美国女诗人格特鲁德·斯泰因作了一幅画像，彼时的斯泰因是个脸颊圆润的年轻女子，而画像上的女人面容消瘦、神色阴沉，与现实中的女诗人相去甚远。斯泰因说：“这画一点儿都不像我。”毕加索回答说：“不要担心，你最终会像她的。”毕加索的意思是，现实中的女诗人最终不会和画像上的女人长得一样，但是斯泰因从此开始有了成为画中人的责任。幸福学家几乎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描绘出一幅画像，把他们自己的期望与规定变成了科学的客观真理，丝毫不考虑意识形态、道德、政治或经济等因素。人们眼中的幸福，无论是在幸福学者、研究员、从业人员眼中，还是在外行人眼中，最终都与画中的幸福越来越像——而不是与幸福真实的模样相同。而这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真实的幸福画像是不存在的。不管积极心理学家是否承认，他们不仅要绘出自己眼中幸福应该有的模样，还要规定怎样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
在这里，谈谈幸福学家对批判性思考的看法也不无用处。幸福学家自然而然地将批判性思考归类到“消极”行列，在他们眼中，社会批判会滋养对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是徒劳无果的，对社会进行的批判性思考因此具有了欺骗性，要一劳永逸地摆脱它非常重要。比如，鲁特·维恩霍芬认为，科学已经能够充分证明人类存在本身就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批判性思考丝毫没有用处377。维恩霍芬表示，这种消极视角只不过是内嵌于“批判性思维与末日预言的漫长传统”378之中的，这个漫长传统由来已久，由社会学家和社会记者们不断维持巩固，他们“沿着马克思、弗洛伊德、涂尔干、理斯曼[18]、瑞泽尔[19]、帕特南[20]等人的足迹前行，[……]他们之所以会刻意夸大各种社会问题，是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手段”379。维恩霍芬认为，这些学者宣扬用“消极视角”来看待现代社会，然而这种视角会阻碍人们意识到现代社会中发生的巨大进步。塞利格曼也做过类似表述：“社会科学只是通过对各种制度进行调查研究，来揭示令人生活艰难甚至无法忍受的元凶”但却从未告诉我们“如何将这些糟糕状况减到最少”380。
就政治层面而言，这些言论十分危险，原因不仅在于这些言论对于历史的认识相当幼稚、会误导他人，更重要的是，对人类幸福这种关键问题进行严肃研究的一门学科，理所应当需要在分析上具有深度。专制的积极思维唆使人们相信他们生活的世界就是最美好的，同时还阻止他们想象可能存在的、更加美好的世界。
压抑消极的情绪和想法不仅为固有的社会等级提供了存在的合理性，巩固了某些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还让痛苦的存在变得不合理。把低效的消极转化为高产的积极已然成为一种越发强烈的执念，以至于生气、烦恼、悲伤等被视为令人泄气的、不受欢迎的情绪，甚至如列维纳斯所言的“毫无价值”381。从此，未曾体验过痛苦情绪的人将痛苦视若洪水猛兽，正在承受痛苦的人更加觉得这种情绪难以承受甚至为之蒙羞。而那些过着美好生活的人心满意得，无比自豪地将这份“丰功伟绩”归于自己，他们深以为自己有资格指责别人，有资格把别人的不幸归咎于他们本身：他们没有做出“正确选择”；他们无法适应困境，不懂灵活应变，更不会扭转乾坤反败为胜。因此遭受痛苦的人不仅要承受自身情感的折磨，还要背负难以克服困境的负罪感。积极思维强制人们把悲伤、绝望视为微不足道的挫折或是稍纵即逝的阶段，只要足够努力就能让它们烟消云散。这种看法使人相信，消极能够也应该不着痕迹地从内心消失。尽管出发意图是好的，但是永远只看事物积极的一面会导致人们面对真正受苦的人时深为不解、极度冷漠，最终还会让人们掩藏起这种不解和冷漠。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生活中总是有真的失败与真的失败者。人生中的悲剧或大或小，却无法避免，“我该怎样生活？”这样的道德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意味着权衡取舍，因此，总有被牺牲的选择。只有心胸狭隘的人才无法看见，为了成就今天的自我、为了过上现在的生活，我们牺牲了多少种可能的自我、又放弃了多少条可能的路382。从不存在唯一至高无上的自我可以塑造，也从不存在唯一至高无上的人生目标要去追寻。至于幸福亦是如此。在面临道德抉择时，总要牺牲一些事情：有一部分自我值得实现，有一些价值观值得奋斗，有一些政策值得实施。伴随抉择而来的是深深植根在个人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本质中无法回避的悲剧。即使是最好的幸福科学，也无法完全抹去人们生活中或小或大的牺牲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痛苦与损失。
[1]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年1月11日—1910年8月26日），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他的弟弟亨利·詹姆斯是著名作家。他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一起建立了实用主义。威廉·詹姆斯是19世纪后半期的顶尖思想家，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富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被誉为“美国心理学之父”。
[2] 美国作家，博主和演讲者。
[3] 阿兰卡·祖班齐克（Alenka Zupan?i?）是斯洛文尼亚的精神分析理论家和哲学家。
[4] 时代精神（Zeitgeist），也可译为“时代思潮”，德语意为“时间”（zeit，对应英语“time”）、“精神”（geist，对应英语“spirit”），指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群体内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的文化、学术、科学、精神和政治方面的总趋势以及一个时代的氛围、道德、社会环境方向以及思潮。
[5] 玛丽·佳欧达（Marie Jahoda）是奥地利的社会心理学家。
[6] 邓普顿奖（Templeton Prize）是由已故的约翰·邓普顿创办的基金会于1972年设立，2001年以前称为宗教促进奖（Progress in religion）。该奖项旨在鼓励研究者探索“生命最重大的问题”，奖励为灵性的发展而做出贡献的人。
[7] 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是美国心理学家，发展心理学的重要先驱之一。
[8] 独裁者博弈（the dictator game）是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一种实验范式。该博弈模型由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及其同事首先提出并研究在独裁者博弈中，1号玩家，也就是“独裁者”，决定了如何分配给自己与给2号玩家，即受奖者的奖赏（例如现金奖励等）。“独裁者”拥有完全的决策权力，其个人意志决定了经济上的奖赏，而奖赏的接受者，除非是“独裁者”本人，则对收益结果没有任何影响力。此实验用来观察参与者的谈判方式，并评估他们的社会行为以及利他行为。
[9] 丹尼尔·洛德·斯梅尔（Daniel Lord Smail）是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地中海社会的历史。
[10] 亚莉·霍奇查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是美国社会学家，目前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担任社会学教授。
[11] 习得性无助（或称习得无助论、习得无助、习得无助感、无助学习理论，learned helplessness）为描述学习态度或心理疾患的心理学术语，主要用于实验心理学。“习得性无助”可解释为“经过某事后学习得来的”无助感，意味着一种被动的动物消极行为（也包括了人类行为），其中被动的因子占相当多数，尤其指对失败而非成功的反应。
[12] 《哈佛商业评论》是自1922年起，由哈佛商学院集结专家、教授，针对管理事务的研究而出版的专业杂志。HBR是一份专门提供给专业经理人及工商管理者参考的月刊，其主要读者群是产业领袖、学者、高阶管理者及管理顾问等。
[13] 安·马斯顿（Ann Masten）是明尼苏达大学儿童发展研究所的教授，她以研究弹性的发展和推进面临逆境儿童和家庭积极成果的理论而闻名。
[14] 大卫·佩尔泽（Dave Pelzer）是美国作家，出版了一些自传作品和以自助为题材的作品。
[15] 鲍里斯·西瑞尼克（Boris Cyrulnik）是法国医生，伦理学家，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
[16] 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mil Frankl）是一位奥地利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维也纳第三代心理治疗学派——意义治疗与存在主义分析（existential psychoanalysis）的创办人。
[17] 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关于自我信念的总汇。一般而言，自我概念能够体现“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
[18] 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是美国社会学家、律师、教育家，著有《孤独的人群》。
[19] 乔治·瑞泽尔（Georges Ritzer）是美国社会学家、作家，主要研究全球化、元理论、消费模式以及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理论。
[20] 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tnam）是美国政治学家，曾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1979年至今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马尔林讲座教授2001—2002年担任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2013年，被奥巴马授予美国国家人文奖章。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