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坚韧顽强，无须担忧其余
在塞利格曼眼中，消极性很大程度上是习得性无助[11]的结果。在致力于发展积极心理学之前，塞利格曼主要研究的就是习得性无助，他在1972年发表于《年度医学评论》期刊上的文章《习得性无助》以及三年后发表的著作《无助：论抑郁、发展与死亡》353曾在学界引发巨大轰动。在我们看来，习得性无助这个概念本身就颇值得玩味，在社会再生产和社会转型背景下，在行使与分配权力的过程中、在某些组织内部实施强制策略的过程中、在用墨守成规和麻木不仁来代替创新和反抗精神的过程中，诸如无助与脆弱此类情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习得性无助”这个概念本可以帮助理解社会再生产和社会转型机制。遗憾的是，塞利格曼并没有继续深入探究，而是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一个明确的问题——一个在我们看来具有强烈达尔文主义色彩的问题上：他只想弄明白，为什么一些主体在面对自己的无助时拒绝就此消沉下去，而是拼命寻找出路来终结这种状态。塞利格曼认为，这是乐观主义者具备的一种能力，他将乐观主义定义为一种天生的心理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不轻易屈服于困境。他认为，一些能够直面不利状况的人，不仅最终能够克服困难，而且能够从中学习，在困境中继续成长发展。在著名期刊《哈佛商业评论》[12]的专栏中，塞利格曼用实例证明了他的观点：成功是乐观主义结出的果实，相反，失败、失业、阶级下降等则顺理成章的是糟糕的心理架构所带来的后果354。世界对那些努力工作的同时还面带笑容的人回报以微笑，这个规则也同样适用于动荡、脆弱、充满竞争的职场世界。让消极性转化为优势似乎不无可能，因为消极想法与情绪可以被转化、“被积极化”，进而助力个人充分发展。如此看来，消极性的确能够让人受益匪浅。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塞利格曼与他的同事们曾表示，他们可以为此类操作提供合适的理论框架与必要的心理学方法。
心理韧性这个概念在此至关重要。积极心理学家认为，有韧性的人之所以能够充分发展，是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对或然的失败感已经免疫，他们知道如何“触底反弹”，如何将消极性转化为积极资源，充分利用好自己的积极情绪355：“在不利情况下依然能够前行，依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心理韧性。”356具有心理韧性的人在经受沉重打击（比如被辞退）之后，短时间内就会上演“触底反弹”的一幕；他们从这段考验中汲取养分，待走出阴霾时成就更加强大、更加成熟的自我。而没有心理韧性的人，则会陷入消沉之中，沉浸在对未来的恐惧里动弹不得。塞利格曼相信，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积极心理学已经可以依靠严谨可靠的方式将后者转变为前者：“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区分愈挫愈勇的人与一蹶不振的人，我们还能改变后一种人的命运。”
然而，心理韧性的概念并不是积极心理学提出的，它甚至在该研究领域建立之前几十年就出现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迈克尔·卢特、安·马斯顿[13]等高校研究人员开始关注能够帮助人们走出逆境、克服弊害、抚平创伤的心理机制。在学术领域之外，这个概念早已因为许多作家作品而得到普及：比如美国作家大卫·佩尔泽[14]所著《一个孩子生存下去的勇气》以及法国作家鲍里斯·西瑞尼克[15]所著《一个美妙的不幸》，都深受曾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的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16]的几部小说作品的启发。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对创伤经历进行了回顾，并展示了亲历人是如何成功走出梦魇笼罩的357。除此以外，它们无一例外都在塑造自我提升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们不仅在悲剧之后得以幸存，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此过程中完成了蜕变，成就了更好的自己。对于积极心理学家来说，这些作品不仅证明了人在历经劫难之后完全可能重新振作起来，更为关键的是，创伤后紧接而来的是个人成长，正是反抗逆境的需要刺激了个体去改变自己、不断成长。积极心理学甚至将这个过程命名为创伤后成长，它在21世纪初开始引起关注，在2006年《创伤后成长手册》358一书出版之后取得了稳固地位。
相比心理韧性来说，创伤后成长被认为是一个更为精确的概念，因为它专门适用于创伤事件以及事件亲历者——他们并未满足于恢复正常生活，而是追求更加圆满、更加幸福、心灵更加充实，这让他们体验到重生、体验到深层次的自我提升359。积极心理学家网罗各种证据旨在让人们相信：在经历创伤后，“拥有一种宗教敏感性以及一种极其积极性格的乐观之人”360通常比其他人更有机会经历创伤后成长。
针对这一概念的科学有效性，不少研究人员进行了批判性的质疑361。显而易见，创伤后成长似乎不过是给“任何杀不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这句俗语披上了打着科学幌子的外衣。同样一目了然的是，这个概念似乎成为完美的赚钱工具和省钱手段。在美国，相关政府部门和保险公司要向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支付数目可观的抚慰金，还不算相关诉讼所涉的法律费用。塞利格曼强调，“金钱动机可能会导致患者夸大病情，拖长患病时间”362。我们姑且不谈装病的情况，就算真正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被确诊后也可能从此丧失自尊，无法自爱，最终导致病情无法好转。因此，创伤后成长不仅对于经历创伤的人来说是件幸事，对纳税人来说更是如此。
心理韧性和创伤后成长两个概念不仅被应用于治疗领域，还逐渐被引入到了职场和部队。塞利格曼在为《哈佛商业评论》撰写的文章中对这种形势进行了分析。他提出，具有心理韧性的人才能“到达顶峰”，“企业要想成功，就应该录用这些人，并想方设法把他们留在自己的队伍中”。文中列举多家企业，它们的员工坚韧、果敢、能够把控情绪，这些成功企业便是类似言论的有力佐证。的确，心理韧性概念与吕克·博尔坦斯基和夏娃·希亚佩洛共同提出的“资本主义新精神”363十分契合，这种新的职场文化以灵活性为特征，要求每个人都要不断保持适应能力。364
我们不禁自忖，塞利格曼所推崇并实行的这种训练（锻炼个体的心理韧性），不是在将企业员工完全等同于军队士兵吗？但是，塞利格曼亲自上阵打消了这种疑虑：“我们认为企业家能够从心理韧性中有所获益，尤其是在创业失败或停滞不前的情况下。通过与士兵（相当于企业中的员工）和军官（相当于经理）通力合作，我们能够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样的军队能把困难经历变成提升自我、提高效率的动力”365。自2008年起，包括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在内的多位积极心理学家在塞利格曼的监督下，共同主持针对美国军队开展的士兵全方位能力培训项目。这个经费预算高达1.45亿美元的项目中，种类繁多的训练内容中最知名也最常用的，是针对心理韧性与创伤后成长的模块。塞利格曼指出，这些训练能够大幅提升军人的适应能力，也有助于他们从战时创伤事件中迅速恢复元气，从而更积极地投入日常任务中366，另外他还坚持强调，学校和企业也可以借鉴这些训练并从中受益。
这是心理学历史与社会学研究历史中最野心勃勃也最为多金的项目之一，其参与人数理论上达到了110万。可以理解，塞利格曼作为项目的创始人，丝毫无法掩饰自己的满腔热情，他甚至表示参与本次项目完全出于自愿、不计报酬。塞利格曼认为，这一创举产生的诸多益处必须为所有人所知，也要为所有人所用，在2011年出版的《持续的幸福》一书中，塞利格曼不吝笔墨对该项目大肆褒扬，也借此机会以掺杂爱国主义的夸张口吻向美国军队致以敬意：
如果我没有表达对美国军队的诚挚敬意，这个章节就是不完整的。我的外祖父母当时在欧洲受到了迫害和死亡威胁，他们最终是在美利坚合众国找到了避难处，正是在这个国家，他们的子孙才有了新的可能性，才能够蓬勃发展。在我眼中，美国军队就是横亘于我和纳粹毒气室之间的坚固城墙。因此，能与军队中的军官和士兵一起生活，能够帮助他们，这就是最能给我带来满足感的使命。我在该项目中的工作完全是不计报酬的。当我与这些英雄并肩而坐时，我想到的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八节：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367
尽管塞利格曼与众多积极心理学倡导者对该项目交口称赞，称其在科学和实践中取得诸多轰动性成果，但这也阻挡不了有些人占据截然不同的立场，他们甚至认为无论是从伦理角度、理论角度还是方法论角度来看，这个项目都将是彻彻底底的失败（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与积极心理学密切相关的著述因自身立场而坦率拒绝就此发表意见368）。心理学伦理联盟是相对较早对该项目进行严厉谴责的主体之一。心理学伦理联盟指出，参与这个项目的军人们并不是自愿的，另外此类项目还有可能导致很多战争后遗症被忽视甚至被无视。心理学伦理联盟同样质疑该项目有悖道德伦理，因为该项目旨在把军人训练成对任何与脆弱有关的情感都免疫的人。至于项目中有关精神生活的训练模块，联盟则认为这是用来推动基督教的不恰当手段369。最后，联盟质疑了该项目的科学有效性，特别强调的是：“该项目在设计构思上就存在许多严重缺陷，更不用提那些为了辩护其有效性而被随意篡改的数据”370。除此以外，许多研究人员分别指出了该项目在伦理、方法论与技术上存在的各种欠缺：原始设计存在问题，缺乏对照组和先导试验，采用未经实践证实的训练程序，因未看到显著成效便对训练内容随意进行大的调整371：
总之，作为该项目主要内容的心理韧性训练模块收效甚微，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毫无效果；其余的训练模块表现更为平庸。[……]伪造的数据、平庸的结果以及上述提到的各种因素都无法让人相信士兵会因此变得更加坚韧，即使亲自参与项目的士兵也对其有效性表示怀疑372。
在军队和企业语境下讨论和应用“心理韧性”概念时，关注其社会后果和道德影响是很有必要的。那些从被迫犯下的罪行中快速复原的、“坚韧”的士兵，比起那些因此痛苦不堪的士兵难道更值得尊敬吗？那些坚强不屈、对于职场中每日都上演的残酷现实以及企业实行的强制措施已经无动于衷的员工，比起那些因此备受折磨的员工难道更值得嘉奖吗？无论在理论层面上还是道德层面上，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质疑的。
最后，心理韧性这一概念引出了社会理解与伤痛治疗这些重要问题。那些苦于自己不够坚强或是面对逆境无法保持积极态度的人怎么办？那些苦于自己不幸福或不够幸福、因此产生负罪感的人怎么办？这种关于心理韧性的说辞所提倡的难道不是因循守旧的观念吗？它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在不动声色地为等级制度与主流意识形态正名？无论什么情况都要求人们保持积极态度，难道不是意在掩盖消极情绪所有的合理之处？难道不是意在把痛苦变成一件毫无用处甚至是可鄙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