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理的分类
用来确定上述积极率的数学计算完全似是而非，而积极心理学倡导者们对于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在理论与功能上的区分也同样是无稽之谈。弗雷德里克森口中无可争辩的区分方法实则颇令人生疑，其中存在很多谬误、缺陷以及遗漏之处，值得细细琢磨。太多纷繁的现象彼此交织形成各种不同的体验，而情绪正是这些复杂体验的体现，比如感觉（身体与感官的变化和感知）、评价（意识与自我评估）、表现（交际与表达模式）、历史与文化意义（某一群体对某事物共享的内涵、共同价值观以及共同叙事）、社会结构（嵌入式脚本、规范、规则、行为的社会范式）等326。然而，积极心理学对于情绪的范围限定却是非常狭隘的。积极心理学从自然主义研究角度出发，认为“情绪是固有的”，即情绪是一组固定的普适状态327。这种情绪观念完全忽略了社会与历史因素，从而剥夺了情绪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然而这两个特征正是很多历史、心理或社会学研究所强调的328。积极心理学家拒绝承认：情绪不仅取决于个人，同时也取决于群体、团体与社会。如沟通、说服、认同等诸如此类，情绪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际功能，任何情绪都是对由社会等级、性别与种族所决定的329文化与社会表象的回应。另外，情绪与社会结构相联系——即与社会状况、权力关系相联系330；同样，个人情绪也在本质上与其不断变化的选择模式、消费模式相联系331。积极心理学同时忽略了一个事实：情绪能够让我们在道德秩序的范围内，定义并讨论社会关系以及个体对自己的看法332。积极心理学家选择无视能够证明幸福具有道德维度的大量研究333，反而采用了进化论与实证主义的视角，这一视角降低、抹去甚至是完全抛弃了个人充分发展、个人幸福以及个人成功这些概念中根深蒂固的道德部分。
事实上，无论从社会学层面还是在心理学层面，都没有理由将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割裂开来334。人生本就是由各种混杂矛盾的情感交织组成的。一位亲人长久饱受病痛折磨后撒手人寰，我们可能既悲伤，同时又为他能解脱松了口气；人在商店行窃时可能既兴奋又愧疚；看恐怖片既会带来恐惧感，也会产生愉悦感……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因此，将不同情绪视作具有清晰定义的独立实体或是由更为简单、基础的感觉组成的集合体，是非常不合理的。正如杰罗姆·凯根[7]强调的那样，如果说“演员、观察员以及科学家们经常需要从一堆相互排斥的概念（比如恐惧、伤心、开心、内疚、惊讶、生气等）中选择其中一个术语，然而个体的情绪体验往往是复杂的，是那些抽象术语能够准确定义的不同情绪的混杂”335，这种情绪混杂是连贯的、不可简化的，而不是对各种情绪的简单累加。因此，不存在任何可以被清晰定义为“幸福”的特定状态或特定体验，所有的状态与体验都是好坏与悲喜交加、积极与消极共存，既有正常也有失调的部分。
声称积极情绪能带来正面结果而消极情绪会带来负面结果，同样也难免有过于武断之嫌。仅举几例说明：希望包含了想要达成目标的渴望或目标一定会达成的信念——正是渴望和信念给予了人们动力与勇气，但希望也包含了对事情无法成功的恐惧336；喜悦让我们敢于挑战有难度的任务，冒更多风险，但是喜悦也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容易打退堂鼓，做出不那么正确或墨守成规的选择337；宽恕有可能会缓和心情，但在特定情况中会起到反作用（比如对于不经常吵架的夫妻来说，宽恕能帮助双方和好，但是对于经常吵架的夫妻来说则是雪上加霜）338；发怒能让人做出毁灭性的行为，比如侮辱他人，不过发怒也可以挑战权威，让人联合起来去一起抗议不公或面对危险情况339；思乡之情能让人陷入消沉之中，或是让人长时间沉溺于过去，但是也能带来一种归属感，从而让人以某种方式回应这种情感，能够让思乡之人对自己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对未来进行思考，或是构建、巩固身份归属340；至于嫉妒，它既带来了怨恨与敌意，但也能让人为了达到目标加倍努力，而且，嫉妒通常伴有欣赏之情341。相反，任何情况下都情绪积极并不总是好的：对于未来抱有过分乐观的期望，可能会增加个体在面对负面事件时陷入消沉的风险342；另外，过分积极的人在情感上有冷漠的倾向，表现为不够关心他人，缺少移情行为与团结行为（比如，有研究人员证明，相较于忧伤型性格的个体，持续愉悦型性格的个体在独裁者博弈实验[8]中会表现得更为自私）343。其他一些人员也证明尽管积极情绪增加了主观移情行为，但是它也减少了客观移情行为；另外，积极情绪使个体在解释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时带有更多的成见，造成更多的判断失误344（比如，一贯积极的个体往往会忽视客观状况因素，更容易先入为主345）。
幸福学家们始终坚持，相较于消极情绪，积极情绪能够更好地塑造个性、增强社会凝聚力346，然而这种观点根本经不起社会学与历史学视角下的分析推敲。我们在这里仅举以下三例：丹尼尔·洛德·斯梅尔[9]对于中世纪末期社会中的憎恨与杰作之间的分析347，杰克·巴巴莱对维多利亚时代中耻辱与社会秩序的分析348，以及斯宾塞·E·卡希尔对尴尬与信任的分析349。和爱与同情一样，嫉妒、耻辱、恐惧、生气这样的情绪对于人格塑造与社会凝聚力来说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尽管沮丧、憎恨、厌恶这类情绪通常被视为心理不健全发展的症状，对于社会生活绝无益处，然而这些情绪在个体社会生活中以及对集体凝聚力具有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亚莉·霍奇查尔德[10]曾经强调对男性的憎恨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女权运动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350）。憎恨帮助反对压迫、不公正、不认可——即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歧视或对个人的否定351。因此，像憎恨这样所谓的消极情绪，与一切政治行为以及对政治行为做出的回应在本质上密切相关，而且对于价值观与个体身份的塑造至关重要。积极心理学家们以增强社会适应性的名义，妄图将消极情绪从人的心理上抹去或是将其转化为积极情绪，他们的做法是在否认消极情绪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功能。
当谈到某种情绪时，我们确实不可能先验地断言其会导致正向结果还是失调结果。但是凭借情绪提供的重要信息，我们能够了解个体如何构建其生命叙事、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在社会环境中成长、如何忍受重压、如何把握机会、如何面对考验，也能够明确是什么因素促使不同的个体以及团体行动起来、团结起来、动员起来。难点与挑战在于，要充分把握每一种情绪的功能，以及每一种情绪反应在塑造、维持、挑战个人动力、社会动力以及文化动力中的作用，比如个体身份、社会身份、集体行为、集体幽默、共同认知、政治抗争、消费行为、民族记忆等。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某些情绪本质上并不是消极的，它们并不一定会导致失调的行为与后果。
面对批评与质疑，一些积极心理学家开始提出要建立“积极心理学2.0版”，他们声称使用了一种更为细致、更加辩证的新方法来研究人类幸福，这种方法不主张采用二元对立的纯粹视角在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划分352。然而，无论是下定决心还是一时兴起，也无论这些改革愿望能否推动学科朝着更具思辨性的方向发展，积极心理学家的回应已然证实：积极性与消极性的二元划分早已根深蒂固于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中以及无数关于人类幸福的话语中。
盲目迷恋幸福的话语如今甚嚣尘上，它强制赋予了心理学功用性这一特征，把健康、成功、自我提升与（更高程度的）积极性联系起来。积极情绪（正常情绪）与消极情绪（失调情绪）的强烈对立非但不能克服传统心理疗法中所谓的消极性问题，反倒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病态化模式，这种模式对情绪进行等级划分，据此被诊断为消极的人被认为没有能力过上健康、正常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