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幸福当成习惯
改善身心健康状况、预防疾病、克服焦虑感和无助感、用积极有效的方式理性看待失败，以上是种种“经科学认证”的心理学方法承诺会达到的效果，积极心理学家认为这些方法可以满足任何人的需求、适合任何人的情况。其中有些方法旨在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模式242，促使人们理性看待自身成功与失败的原因，鼓励人们以更加积极的方式给予自身更多肯定243。有些方法给人以希望，这些方法实质上是“一种以具体目标为导向的思维模式，它可以帮助人们描绘出通向具体目标的路线图[路线思维，帮助人们于自身处发现走上追求目标之路所需的动力（动力思维）]244”。还有些方法教人们学会感激与宽恕、培养乐观态度，乐观态度在这里被定义为“一个能够反映个体对未来期待有多美好的个人变量”245。
上述所有方法有些重要的共同之处。一方面，它们的设计初衷是打造快销产品，而并非对个体心理进行深刻的结构重塑，因此只触及易于理解、掌握、规划和改变的日常生活实践层面。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方法都承诺只需少许投入和努力就能迅速收获可观成效。它们并没有涉及深入复杂的分析，提供的只是简单易懂的实际建议，这些建议用来教会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难题并且把障碍转换成提高效率的刺激源。
但是，上述心理学方法为了实现更有效的商品化，首先完全没有提及无意识这个概念。事实上，无意识意味着个体中存在无法企及的精神领域，对这些领域产生影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上述方法的语境下，个体的精神是完全可知、可了解的，人们可以窥探自己的精神并且根据意愿对其进行操纵。其次，这些方法为个人提供的是一种比较通俗、非专业的语言体系，其中的关键术语是“乐观”“希望”“自我肯定”“感恩”“满足感”等，这个语言体系可以帮助个体了解这些方法提出的所谓“精神”。非专业的语言体系是专门为“自助治疗者”准备的，“自助治疗者”指的是那些对自己的需求、目标、问题、恐惧非常清楚并且能够自己解决问题的人。最后，这些方法将“自我调节”描述为一个温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应该避免任何负面情绪、糟糕的记忆或自我评价，要专注于他们的成就、优势、积极情感、美好的记忆、梦想和期望。
上述心理学方法的目的就是将幸福变成一种习惯，即一种完全内化的、自动化的行为。事实上，这个目标不仅是积极心理学和教练行业经久不衰的主题，也是整个自助文学的御用题材。从塞缪尔·斯迈尔斯到霍瑞修·爱尔杰，从诺曼·文森特·皮尔、尼古拉斯·希尔到丹尼尔·卡耐基、安东尼·罗宾斯，他们笔下的自助理念不断强调，获得幸福的终极秘诀在于孜孜不倦地追寻，在于把追寻幸福变为一种日常习惯。例如，索尼亚·柳博米尔斯基在《幸福多了40%》一书结尾处这样写道：
显然，每个人都应该制定这样的目标：积极思考，把某些行为策略变成习惯。[……]人们应该下定决心多安排一些能带来幸福感的事情，并且将这种行为变成日常生活的习惯：原谅他人，品味每一个瞬间，个人的充分发展，从积极的一面看待事物，尽量无意识、自然而然地行动起来。这种习惯有助于把能带来幸福感的行动转化为日常生活中一种有规律的活动——这点非常难实现。[……]归根结底，本书旨在激励你养成更加健康的新习惯。246
事实上，健康、高效、表现出最大潜力的个体就是根据情商的概念来定义的。“情商”（情绪商数）一词指的是“能够感知和适当表达情感感受，借用情感来促进反思、理解情绪、正确应对情绪，以便在情感层面上更好地发展”247。“情商”不再是一个使用矛盾修辞法构成的词组表达，它从此被视为一种能力，甚至是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个体必须获得这种能力，以便在各种可能或可预期的领域中取得成功——尤其是在职场中以及普遍意义的经济生活中。诸如情商等概念本身表达了社会对于情绪合理化的强烈要求。如今，情绪正处于新自由主义社会自我疗愈思潮的核心，它们被看作是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最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导致各种痛苦、不适应以及身心困扰的罪魁祸首，社会因此要求人们努力调节甚至“掌握”情绪。这种日益急迫的要求明显在呼吁人们消费。的确，如今能够激起消费者消费欲望的，与其说是其提高社会地位的愿望，不如说是其实现有效自我管理的愿望，即调节自身情感生活的愿望。248
打开你的幸福APP
我们以应用软件Happify为例，在规模日益扩大、盈利不断增加的虚拟幸福市场中，拥有超过300万用户的Happify是如今最受欢迎的手机应用之一。就像在“健康和体能”“福祉”“自助”“个人发展”或者“幸福”标签下出售的无数其他应用程序一样，Happify承诺能帮助用户调节他们的实时情绪状态，Happify会以具体实例作为支撑，来说明如何调动积极情绪和想法，如何在生活中的不同领域实现雄心壮志，总而言之如何提高幸福程度。想要使用Happify的所有功能，用户每月只需支付11.99美元。
用户首次使用Happify时需要填写一份问卷，其中用户被要求明确个人目标并评估自己的幸福程度。这份问卷其实是塞利格曼和彼得森在2004年设计的问卷的简化版本，而后者的目的我们在上文已经提过，那就是引导回答问卷的人发现自身的“内在力量”。Happify为用户提供多种不同的关卡步骤，其中包括“克服消极想法”“积极应对压力”“兼顾家庭与职场”“激励自己走向成功”“找到自己的使命”或者“打造稳固的婚姻”……其中一些是通关必需的基础关卡。“克服消极想法”是积极心理学专业教练德里克·卡朋特的构想，号称是经过科学认证的。在Happify应用程序中可以看到，“卡朋特持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学位，接受其辅导的客户形形色色、不计其数，从财富美国500强企业的主管到美军军官及家中妻子，卡朋特向他们传授积极心理学，教导他们学会情绪忍耐”。“克服消极想法”专题开始的两个活动是“崭新起飞”和“赢在今天”，用户可以从中感受到积极的力量，活动鼓励用户去反思每日所作所为，指导他们去更多关注自己最近的进步。Happify向用户承诺，只要克服自己潜在的消极态度，严格遵守既定指示，只需几日他们的幸福值就能翻倍。
用户完成一个关卡步骤之后，应用程序会提示他们进入下一个关卡。如果用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系统会奖励用户相应的“幸福值”。应用程序会监测并核实用户的情绪改善状况，为用户提供有关“情绪健康”的每日报告。如果用户愿意，应用程序还可以提供一份用户“情绪状态变化过程”的生理信息报告：通过连接智能手表或者借助智能手机中的其他监测器（比如加速度传感器），应用程序可以监测用户心率，分析睡眠情况以及其他状况。除此之外，应用会建议用户与其他用户——“好友”“社区”中的成员分享他们实时记录的情绪数据和生理数据，交流自己的“独门秘诀”和建议。APP甚至会发起一些挑战来界定哪个用户是“最幸福的人”。除了这些针对常规用户设计的栏目之外，Happify也为首次使用的用户专门提出了“几套方案”：“家庭与孩子”“爱情与私人生活”“事业与金钱”……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何更好地工作”：这个栏目旨在将员工打造成拥有积极情绪的人，从而让他们更加高效、专注，更加投入工作生活中。同样，Happify还向用户承诺，他们可以享受到“低投资，高收益”，事实上，帮助用户改变精神状态的练习不会让人头痛的。在Happify的网站上，我们看到一位用户的使用体验如下：
在Happify掌握的能力有助于我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挑战。在办公室，我拥有了动力，我变得比以前高效——我以前有拖延症，但现在的我是个行动派，我不再放着任务不干任它们堆积如山。我用一种积极的模式去反思，这让我对自己更有信心，让我从根本上觉得自己更加幸福。
这类应用之所以如此吸引用户，是因为它们吹嘘“为改善情绪健康和幸福状况提供行之有效且经科学认证的解决方案”249。而这里所谓的“科学认证”不过是为增加程序应用价值的说辞罢了。网站会快速引导访客点开“Happify背后的专家”专栏，在一长串为Happify歌功颂德的心理学家、教练、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名单最顶端，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索尼亚·柳博米尔斯基等一众积极心理学家赫然在列。访客在网站中可以看到，“Happify所提供的训练计划是与当代最优秀、最睿智的专家、研究人员、相关从业人员们通力合作的设计成果，他们对Happify充满信心，同Happify一样对改善人类生活充满热忱”。其实，这是个互利共赢的过程。这些功能繁多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方便易懂，许多幸福学专家顺理成章视其为发展幸福市场以及促进幸福学研究的绝佳工具。250于是在2016年，一个名为“Happify实验室”的平台应际而生，其目的在于吸引并促成“全世界科学家的合作，使积极心理学与积极神经科学更上—层楼”。这个平台可以提供大量有关行为模式的数据。Happify的首席执行官托默·本—奇奇认为，所有这些数据将会越来越有价值，因为它们“不仅能够帮助普罗大众，还能助力积极心理学发展，促进幸福学产业繁荣，深化人类对情绪健康、精神健康和积极心理学的共同理解”。
Happify和其他类似的情绪商品都是一丘之貉，它们成功的原因在于将幸福量化、商品化。幸福已不能再是某种品质或某种抽象价值。因为如果幸福不被量化，那么它就不会如此深刻地嵌入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就不会如此深刻地影响经济和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一个领域要想实现商业化，光有几个概念和一套词汇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拿出量化、评估、比较和计算效率的方法。251提出衡量机制是为了保证可以在投入相应成本之后立刻计算预期的“投资回报”。这些计算方法同时也为情绪商品戴上了可信度与合理性的光环。Happify的营销定位并不是仅供人娱乐消遣的应用程序，正如前文所述，它的卖点是其“经科学认证的”有效性，Happify声称86%的用户在连续使用8周后，幸福感显著提高。
另外，前文提及的投资立见回报（更何况投资成本极低）观念是成功实现幸福制度化的重要因素。情绪商品不是很贵，又能保证快速回本盈利。另外，情绪商品甚至还能帮助顾客省钱：通过预防心理疾病，情绪商品可以使人们避免代价昂贵的治疗；通过长期保证人们身心健康，情绪商品可以使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险公司摆脱日益沉重的资产负债表；通过提升员工的生产率、增加其动力、提高工作投入程度、提高出勤率，情绪商品有助于企业省下大笔管理成本以及人力资源成本。
最重要的是，这些应用软件的成功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现代社会越来越要求个体通过“自我引导”（即进行自我情绪调节）的方式对自己负责；同时，它也反映了个人是有多么心甘情愿地同意（并享受）每天对自己进行监督和管理。这些应用软件监测并记录下用户的情绪、“想法”、身体或生理“信号”，最终形成的大规模统计数据可以用来研究、预测、定义用户的行为模式，而这背后暗藏着巨大商机。令人震惊的是，竟然有这么多用户不假思索地投入到了每日的自我监督行动之中，可他们万万想不到，无数大公司正为他们的热切行为坐收渔翁之利。这种现象首先说明了新自由社会中的个体（尤其是新生代），已经将我们不断提及的“咒语”进行了深刻的内化，这道咒语就是：最有价值的生活是严格自我审视、时刻自我调节的生活。各种手机软件将这道咒语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以致无论是在新自由主义伦理中，还是在如今关于幸福概念的科学话语和大众话语中，我们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它的存在。这些应用不仅将纯粹的意识形态视为理所当然（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用户已经视其为理所当然），还把自我监督变成了无关痛痒的游戏。
尽管这些致力于“自我引导”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让用户体会到了自己掌控身心的感觉，然而它们掩盖了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们悄无声息地鼓动用户完全浸入自己的“内心生活”，促使他们不停思考如何操控自身想法、情绪和身体。这些本应助人实时“管理”和修正日常情绪心境的步骤催生了许多新形式的不满与沮丧。完美实现“自我引导”的诱人承诺很快露出凶神恶煞的一面：如果有谁不进行持续的自我监督，那么他显然就很可能会成为漠视规矩、无视自我的不幸之人。
此外，这些应用软件同时也将人的内在进行了物化。它们声称能够像外科手术般精准地把握并量化用户心理，借助彩色图像、数字、曲线和图表，以完全客观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然而用户其实毫无主导权，他们既没有实现“自我管理”，也没有实现“自我引导”：他们只不过是主动接受了那些规定他们应该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如何感觉的假设和要求，或多或少盲目地塑造自己的主观性和身份。同样的推理过程也适用于对真诚性的迫切需要，下面我们将就此展开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