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教育
2008年，塞利格曼和莱亚德偶然聊起将积极心理学用于教育体系的话题，这次经历对塞利格曼似乎意义非凡，他按照惯常的夸张作风将其称为“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谈话”：
莱亚德和我作为特邀发言人出席了苏格兰信任与福祉中心的落成仪式，该机构由政府部分供资，任务是解决盛行于苏格兰教育体系和商业环境中所谓的“力不从心”问题。会议间隙，我们俩在格拉斯哥的一个贫民区闲逛。理查用他伊顿公学[22]出身特有的悦耳口音对我说，“马丁，我拜读了你关于积极教育的研究成果，我想把它引进英国的学校。”
——“谢谢你，理查。很高兴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英国工党[23]高层的认可。我想我已经准备好在利物浦找一间学校搞试点研究了。”
——“你没明白，马丁。”理查用带着些许高傲的语气回答我说，“你跟大部分研究员一样，都迷信公共政策与事实之间存在关系。当科学依据大量实证直至观点变得天衣无缝、无可辩驳时，你可能觉得议会就会通过某个计划。但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如果一门科学要干涉政治，那么首先要有足够的依据支撑，其次政界的大门要为之打开。现在我要对你说，积极教育的科学依据‘足够令人满意’，这已经得到了我们经济学家的肯定。同时，政界也准备迎接你了。所以，我会把积极教育引入英国学校。”161
尽管证明有效性和相关性的科学依据是“令人满意的”，将积极心理学引入学校课程中似乎也不是最负责任的做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谈话其实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因为自积极心理学和幸福经济学建立之日起，这两个领域的专家就迫不及待地想插手学校的课程。他们主要的借口是：相比于任何其他变量，幸福能够更好地解释并预测教学质量、学生的成绩、学生现在以及成年之后的成就。
然而，这次谈话还是为我们指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首先它让我们明白，在制定与教育相关的公共政策时，学者的意见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学校是向年轻人灌输价值观和传授自我认知模式的主要场所，随着积极心理学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教育领域中，势必会影响年青一代所接受的价值观和自我认识模式，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整个社会。其次，这次谈话让我们意识到了积极教育和它的构想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深扎根于教育界之中。这是塞利格曼本人始料未及的。正如他最近所说的那样，也许带了些许讽刺意味：“积极教育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成长并广泛传播，我们不得不啧啧称奇”162。
批量生产的幸福学生
毫无疑问，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今天，积极教育法在教育领域逐渐成为重中之重（至少在英语国家是如此）。以幸福概念为基础课程被纳入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教学计划，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这些相关经费充裕的国家。这些课程在以新自由主义教育文化为背景下的国家中备受青睐，这种教育文化轻视批判精神、推理能力、学识素养，看重社交能力、管理能力、创业能力。163从2008年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64的教育部部长声称，今后的模范大学生应该是那些 “有组织管理能力、大胆创新、有责任感、灵活处事、适应力强、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充满自信、相信正确的行动和选择能够对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人，“他们在实现目标并且从中体验到乐趣之后挖掘出了最大潜能，同时，他们知道要把自己的天赋和能力转化为利益。”于是，“向教师、学生、父母、高等教育机构、慈善组织、公司和政府部门推广积极教育”的公共或私人组织、智囊团、咨询公司、委员会和国际联盟的数量成倍增长，他们都希望能“说服制定公共政策的人改变想法，换一种世界观看问题，接受幸福教育的原则”165。我们仅从其中选取一例：国际积极教育联盟在2014年成立之后，迅速得到了几个私人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事实上，积极教育法在短时间内就出现在了中国、阿联酋、印度等超过17个国家的上千所中高等院校之中。166
十余年来，宣传推广积极教育法的公共、私人组织与积极心理学家、幸福经济学家通力合作，后者积极支持前者的各种倡议和举措并力证其合理性，而前者的倡议和举措也与后者的研究成果相互呼应。例如，莱亚德对积极教育法大加赞扬，他认为推行积极教育法势在必行，它将会彻底颠覆传统的教学模式。莱亚德表明，以幸福为中心的教育不仅是优质教育，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因为它能够显著减少儿童的心理疾病（莱亚德告诉我们，在发达国家，成年人的心理疾病所造成的损失能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167。莱亚德与他的同事们还称：幸福教育应该从小学抓起，它不仅是“对抗抑郁情绪的解药”，也是“提高生活满意度的工具，有助于培养更好的学习习惯和创造性思维”168。然而，这些狂热的积极教育拥护者只把视野局限在心理学范畴，全然不顾当前的教育体系正面临着心理学范畴之外的各种挑战：社会和文化排斥，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包括大学入学资格的不平等）、公共资金大幅缩减、不稳定性持续增加、竞争越发激烈……诸如此类关键的结构性问题还有很多，而这些似乎是更需要优先解决的。也许在莱亚德的逻辑中，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代价过于高昂。在积极教育的支持下，许多以幸福概念为核心的课程开始投入运行。比如，英国九成的小学和七成的中学都开设了社交与情绪管理课程，这门耗资4130万英镑打造的课程向学生反复灌输怎样“管理自己的情绪、对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学习能力）保持乐观态度、制定长期目标、积极看待自己”169。宾夕法尼亚韧性培养课程则向美国的中小学生教授如何“识别不恰当的想法”、如何“通过考虑其他解释来摆脱消极信念”、如何“面对艰难处境和消极情绪”，项目发起人辩称这门课程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学校课堂，还应该推广到所有家庭中。170被美军采用的积极情绪、积极投入、人际关系、意义和成就课程也同样出现在学校课堂，与那些通过减少或消除消极因素来提升个人幸福感的课程不同，这门课程教人如何保持并促进积极情绪、积极行为和积极认知。171这类课程还有许多，比如巅峰计划课程和坚毅课程教大学生如何评估和克服个体之间的天赋差异、如何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如何将自我激励能力最大化、如何制定宏伟目标并为达成目标而持之以恒，以及如何防止气馁172；情绪锻炼课程通过自我指导的干预措施来提高青少年的心理韧性、减少抑郁173；呼吸课程则引导学生体悟冥想、放松和情绪调节的益处174。
尽管幸福学家为这些介入教育领域的项目大唱颂歌，然而反观许多教育学专家，他们非但没有对这些课程项目表现出丝毫热情，甚至对其进行猛烈抨击，轻者批评其无效性，重者指责其有害性。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凯瑟琳·埃克莱斯顿和丹尼斯·海耶斯关于“教育的治疗转向”的研究，两位研究人员重点关注了这场教育领域变革的后果。175埃克莱斯顿和海耶斯指出积极教育带有个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偏见，此外他们还揭露了这些教育项目是如何推销“赋能”[24]这种花言巧语的。这种花言巧语以极其危险的方式暗暗催生了一种敏感脆弱的“退化的自我”。这个过程使学生变得幼稚，他们开始以纯粹关注自我内在情感来代替用智力思考，这些课程的“受益者”于是完全沦为心理评估和治疗鉴定的依赖者。克莱斯顿和海耶斯断言，这些手段使学生彻底执迷于自己的情感生活，从而丧失了自主性，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因此陷入了焦虑与依赖治疗的恶性循环：
大多数儿童和青少年原本并没有受过什么伤害，但这些治疗课程将对他们造成极大的伤害。那么多学生说自己在接受过课程教育后感受到异常焦虑，这绝非偶然。[……]治疗教育在孩子们身上植入了脆弱和焦虑，他们把脆弱和焦虑表达出来，于是换来更多的治疗干预。176
另外，这些课程远不如幸福学家在专著中声称的那么有效。首先我们要注意，这些课程的所有承诺和愿景没有任何新意。整个20世纪下半叶，大量旨在解决类似问题的教学课程层出不穷，然而大多数都是在开始时大张旗鼓，到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草草收场。我们仅以自尊运动为例。这场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运动，是为了应对社会中普遍的自尊崩塌现象。当时有人提出，“不说绝大多数，许多困扰[……]我们社会的重要问题都源于大多数社会成员（过去曾经）缺乏自尊”177。这场运动中的重要人物纳撒尼尔·布兰登[25]特别指出，“从焦虑、抑郁到家庭暴力、虐待儿童，再到对亲密关系和成功的恐惧，没有一个心理问题不是因为缺少自尊造成的”。毫无疑问，“自尊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178。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成立了负责自尊、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特别工作组，这个曾短暂存在过数年的工作组曾享受政府每年24.5万美元的拨款，主要负责解决犯罪、成年人肥胖、毒瘾和辍学等问题。虽然此类举措一直收效甚微，美国国家自尊协会依然在20世纪90年代依靠研究人员和杰克·坎菲尔德[26]和安东尼·罗宾[27]等著名的自助题材作家之手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然而与80年代的众多项目相比，这门课程也暴露出了存在于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诸多问题，最终同样落得失败结局。
罗伊·鲍迈斯特和他的同事们详细研究了自尊运动，考察了自尊概念与它的理论影响和方法论影响179。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因素能证明（通过治疗法介入和学校课程）加强自尊心能够带来好处。”得出这个结论后，他们不乏讥讽地建议心理学家：“最好不要自视甚高，自称对美国政策和国内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前，先虚心借鉴更完整、更可靠的实证依据也许比较合适。”180作为自尊运动基础的目标与假设，与之后积极心理学和它介入教育界时的目标和假设如出一辙。显而易见，自尊运动当时已展示出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是怎样借助相关学术研究与社会介入的力量，又反过来促进了它们的发展，但是它仍然无法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事实上，从一开始，针对这些课程（包括那些最知名、最被看好的课程）的有效性所开展的问卷调查，得到的结果便不甚理想。举个例子吧，针对社交与情绪管理课程有效性调查的最终报告，从头到尾都在说这项课程毫无可取之处：“我们分析了接受课程学生的数据后得出结论，社交与情绪管理课程对学生的社交能力、情绪管理能力、心理健康和心理方面可能遇到的难题、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和普遍意义的行为问题没有任何显著影响。”181针对其他课程（主要是那些以抗压和掌控自我为重点的课程）的研究报告则认为它们对相关学生的学业没有任何积极作用。相关报告都指出这些课程缺乏明显的效果，尤其是在预测儿童和青少年的未来行为时：“虽然有许多证据表明个体所塑造的自我形象与个体会成为怎样的人呈正相关，但是能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实证性证据却少得可怜。”182埃克莱斯顿认为，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这些课程项目所依据的概念和证据缺乏逻辑连贯性，几乎难以令人信服。“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些课程不过是使用科学话语的伪装为自己辩护，与其他项目竞争公共资金罢了。”183
有些人认为，像积极心理学这样的运动如果能真正承认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自己的意识形态成见与个人主义倾向，它才会具有科学性。184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们会很乐意赞成上述观点。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积极心理学会承认，最主要的原因是，积极心理学的威力恰恰源于它否认了自身背景和具有意识形态的成见：只有把自己描绘成一门非政治性的科学，它才能作为一种发挥极大效力的意识形态工具。正如休格曼所强调的：
心理学家拒绝承认他们是某些特定社会政治形态的同谋。因为如果他们承认了，就会毁掉以中立性为基础的信誉，而中立性是建立在科学客观性和不对研究对象作出任何道德评价的基础上的。因此，如同历史档案中展示的那样，心理学家主要是维持现状的“微调建筑师”，而不是社会政治变革的推动者。185
上述结论适用于积极心理学家，也完全适用于幸福经济学家。他们之所以拥有文化影响力、科学威望和社会影响，是因为他们能够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治疗法的世界观包装成一种普遍通用的世界观，而这种普遍通用的世界观正是个人和社会所需要的。
[1] 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是美国的社会学家。
[2]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生于柏林，是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的一员，一生在美国从事社会研究与教学工作。
[3] 吉尔·利波维斯基（Gilles Lipovetsky）是法国哲学家、作家和社会学家。
[4] 索尼亚·柳博米尔斯基（Sonja Lyubomirsky）是一位美国的心理学家。
[5] 《幸福多了40%》一书中提到，“每个人生来都有一个幸福的原点，这个原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一生的幸福，而它来源于我们的基因[……]即使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故，如喜获真爱或惨遭车祸，短时间内这个人的幸福水平会上升或下降，但是悲喜过后，幸福还会回到与生俱来的原点”。
[6] 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是美国历史学家、道德家和社会批评家，他是罗彻斯特大学的历史教授。
[7]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是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
[8] 杰克·巴巴列特（Jack Barbalet）是澳大利亚社会学家。
[9] 2008年开始，生存主义在全世界的突然出现是一种极端却很能反映危机背后问题的示威。生存主义延续了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它强调个人在社会分崩离析甚至万劫不复的情况下做好准备独自生存，能够自给自足。这种世界观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只是近十年它的影响才越来越大，直至生存主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被一个日益强大的产业大肆宣传。（参见尼尔·豪伊：《千禧一代如何重塑生存主义产业》，《金融意识》2016年12月12日，
[10] 米歇尔·拉蒙（Michèle Lamont）是加拿大的社会学家。
[11] PubMed是一个免费的搜寻引擎，提供生物医学方面的论文搜寻以及摘要。
[12] Headspace是一个专注于教人们怎么冥想并提供语音引导的手机应用程序。
[13] 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是一家世界财富500强企业，主要从事食品制作业务，为世界第六大食品公司。
[14] 英特尔公司（Intel Corporation），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也是第一家推出x86架构处理器的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
[15] 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是国际上最大的旅游服务及综合性财务、金融投资及信息处理的环球公司。
[16] 循环性情感症（cyclothymia）是情感障碍之一、躁郁症的一种形式。在极性病谱中有定义此症。具体而言，此疾患属于较轻微形式的第二型双极性疾患，伴随有时常在欢欣鼓舞与低落沮丧之间徘徊的情绪波动症状。一次轻躁期的发生便足以诊断为循环性情感症，不过大多数人也有轻郁期。如果有重躁、重郁或是同时重躁重郁时期三种之一的病史发生，则绝不该被判定为循环性情感症。循环性情感症的终生发生率为0.4%—1%。男性和女性的比率相同，但女性更常寻求治疗。
[17] 乔·考克斯心理孤独委员会（The Jo Cox Commission on Loneliness）是在英国议员乔·考克斯被谋杀后成立的一个组织，该组织计划寻找减少英国人孤独感的方法。
[18]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年11月10日—1805年5月9日），通常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席勒，神圣罗马帝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席勒是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也被公认为德意志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伟大作家。
[19] 马克西米利安·卡尔·艾米尔·韦伯（Maximilian Emil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是德国的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20]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加拿大哲学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自我的根源》。
[21]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指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
[22] 伊顿公学全名为温莎宫畔伊顿圣母英皇书院，是英国著名的男子公学，位于英格兰伊顿。
[23] 英国工党是英国两大主要执政党之一，英国左翼政党。
[24] 赋能指个人或企业借由一种学习、参与、合作等过程或机制，获得掌控自己本身相关事务的力量，来提升个人生活品质和企业效益。
[25] 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是一位加拿大裔美国心理治疗师和作家，因其在自尊心理学方面的工作而闻名。
[26] 杰克·坎菲尔德（Jack Canfield），闻名世界的顶级励志大师，他领导创作的《心灵鸡汤》系列被翻译为47种文字、全球销量过亿。
[27] 安东尼·罗宾（Anthony Robbins），1960年2月29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世界潜能激励大师、世界第一成功导师、世界第一潜能开发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