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比你更懂行
积极心理学飞速发展起来后，并没有满足于仅与自由派“心理学家”和其他非学术专业人士结盟，它还与幸福经济学家展开了强有力的协作。作为经济学的子领域，幸福经济学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不断地开疆拓土，但直至21世纪初，信奉行动主义的理查·莱亚德[20]出现以后，它才真正拥有了像今天这般强大的影响力。1997—2001年，莱亚德是布莱尔首相政府的顾问，不过他的事迹远不止于此。2000年，他开始担任英国上议院议员；1993—2003年整整十年间，他都在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绩效中心主任；2003年起，他亲自挂帅，在经济绩效中心启动“幸福绽放项目”并进行监督。被称为“幸福沙皇”的理查·莱亚德，自积极心理学在教育界崭露头角的时候起，就一直是拥有满腔热情且颇具声望的积极心理学捍卫者。2003年，莱亚德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办的一系列会议中强调，想要对幸福有全面理解，这要求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携手共进。会议上他说，“非常幸运的是，心理学果断选择了正确方向；我希望经济学能及时跟上步伐”48。受功利主义[21]创始人之一的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22]影响，莱亚德深信，政治最主要最合理的目标在于使社会中的幸福总量最大化。与功利主义者前辈们一样，莱亚德也坚信幸福本质上是快乐超过痛苦的体现，它可以精确地被衡量。和塞利格曼看待传统心理学的方式相同，莱亚德认为传统经济学存在严重缺陷，需要深刻反思。他认为，传统经济学花费太多精力忙于将金钱与效用直接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忽略了实际上幸福是衡量经济价值更佳、更为合理的标准。莱亚德表明，密切关注幸福这个概念将有利于经济学家进行必要的改革；另外他强调，经济学家可以充分利用一些“幸福心理学带来的关键成果”49，果不其然，经济学家立即将他的话奉为金科玉律。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起，大量的心理学家与密切关注幸福和积极心理学科研方法的经济学家就开始合作了。在此之前，几乎没有研究人员真正对这方面感兴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幸福是一个非常具有相对性色彩的概念，因此无法完全把握。结果就是，提出可以精确度量幸福的研究在当时实证主义盛行的科学界中虽然少得可怜，但仍然引起了最尖锐的批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23]的研究成果就给相对主义的研究角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74年开始，伊斯特林和“伊斯特林悖论”成为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无数争论的源头。为证明相对主义的假设，伊斯特林作出如下解释：对某一特定国家在特定时间（t）内的研究，证实了收入增长和幸福感提升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然而，针对多个国家或者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对比研究却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国家的繁盛（比如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和人民幸福感提升并无直接关系。伊斯特林由此得出结论，在所有因素中，真正决定幸福的因素是需要相对考虑的，因为人们总是在一个相对范围内不停调整自己的标准：“在评估幸福时，人们倾向于根据自己以往或现在的社会经验建立起参考标准，并以此来比对自己的实际情况。”50
经济学家也好，心理学家也罢，难题的根源就在这里。对于前者来说，问题是这样的：如果幸福是相对的，那么经济增长、经济激励的客观手段就不能给人们带来实在的好处；对于后者来说，麻烦在于：如果幸福是相对的，那么是否还会存在一门研究情绪和情感的客观科学将被合理质疑。针对这些难题必须要对症下药，而且要速战速决。毕竟，如果真正的问题就是人们或多或少没有能力去衡量自己的情绪状态呢？如果他们就是无法理解幸福这样的复杂概念呢？如果他们就是不能合理评估幸福、无法做出理智决定呢？答案似乎就藏在提出的问题里。20世纪80年代末，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24]坚称，人们通常使用一种直觉心理推理，这种推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对日常生活的亲身体验，因此他们所依赖的认知启发方法[25]是与事实有出入的，他们的判断也是不全面的、有缺陷的——这些结论在日后对经济学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卡内曼赢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51。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首先达成共识，当务之急是建立更为精确的方法论，它要能够解决人们过度自省带来的难题、能够客观地测量情感；此外，他们认为一种全新类型的专家必须及时出现，他们应该指导人们，帮助他们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传授能正确衡量人们生活的标准。
所以整个90年代，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勠力同心，为完成这些任务各尽其能，他们大量借助了问卷、价值量表和其他一些可以客观度量幸福、主观幸福感、在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之间达到享乐平衡的方法论。在这些科研方法中，最出名的有：牛津幸福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量表、经验取样法、日重现法。他们随后证实了两件事：首先，幸福的享乐主义维度可能以完全客观的方式根植于人类存在中，因为幸福的不同程度可以具体表现为“愉悦总量与痛苦总量”的差值关系，而这个差值可依据过往经验比较得来，并且可被精确测量，因此幸福不可能完全是相对的；其次，幸福似乎更在于频率而非强度52。但需要注意的是，完全不考虑强度因素是行不通的，恰恰相反，科学评估强度在幸福中承担的角色，将其与心率、血压、葡萄糖摄入量、血清素水平、面部表情等生理因素客观联系起来，有利于开创一个有待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和心理生理学家来开垦的全新研究领域。
1999年，丹尼尔·卡尼曼与艾德·迪纳的著作《幸福感：享乐心理学基础》问世，总结了过去十年来该领域取得的突破，确认了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53，研究了幸福和效用之间存在的根本关系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并呼吁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公共权力机关，要借助新方法直面痛苦与快乐情绪的关键问题。莱亚德与其他幸福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新方法显然已有多时，在接下来几年中，这些可以补充公共政策评价中已有社会指标的方法论大获成功，声名远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