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正式缔结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对幸福及相关主题（主观幸福感、性格优势和美德、积极情绪、真诚性、个人成长、乐观主义和心理韧性）的学术研究蓬勃发展，其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很快，幸福学就不再局限于心理学领域，迅速在经济学、教育学、治疗学、健康学、政治学、犯罪学、体育科学、动物康乐、设计学、神经科学、人文科学、企业管理和商贸学等各个领域开疆拓土30。对于那些曾坚定认为任何对幸福的科学研究都毫无合理性也毫无积极意义可言的怀疑论者来说，积极心理学的巨大成功似山呼海啸般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乐观主义、积极思维、积极情绪、个人成长、希望等概念，在他们眼中曾那般令人生疑，所谓的“自助”更是纯粹的招摇撞骗。而现如今，积极心理学完成绝佳反击，昔日富有批判精神的怀疑态度完全成了落后守旧，仿佛成了研究人员解放人类潜能之路的“绊脚石”。出于对积极心理学的坚定信念也好，想要趁机沽名钓誉也罢，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都搭上了幸福研究这班高速行进的“列车”，另外，对幸福问题的兴趣已经扩散到了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也受到了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治疗师们的充分关注——积极心理学家在其中施展了文化影响，取得了社会权力，成为科学权威。
大学研究人员不是受益于积极心理学大获成功的唯一群体。数不胜数的与“心理”挂钩的专业人士也从中获利颇丰：自由心理学家、以自助为题材的创作者、各式各样的人生导师、励志演说家、企业管理专家、各种咨询师……他们努力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使心理治疗市场更为稳固庞大。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文化中介者”31开始在与治疗学、健康、教育学等相关的领域中大量出现，他们肩负着改变生活方式的责任。他们对什么是自我、什么是精神、怎样提升自我、精神力量怎样影响身体之类的问题津津乐道。由于积极心理学尚缺乏普适且严谨的知识体系，这些拥有不同行业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会从其各自所处的学科领域中汲取养分。比如，他们会参照精神分析学和宗教的理论，也从行为主义、医学、神秘主义、神经科学、来自东方的智慧和个人经验中获取灵感。
如此看来，正如芭芭拉·埃伦赖希所言32，积极心理学对于这些专业人士来说是真正的意外收获。因它为他们——甚至包括塞利格曼自己在内——提供了一套术语和普适策略，用以科学地阐释存在于积极思维、积极情绪、个人发展、职业心理健康和职场成功之间的关系。诸如“毅力与自控力可以通过训练习得”此类观点，其实早已被许多作者推广普及过，如诺曼·文森特·皮尔在1959年出版《积极思维的力量》，丹尼尔·戈尔曼[18]在90年代提出“情商”概念。但此类观点起初在科学界遭受冷遇并招致许多批评，它们曾静静躺在私人诊所中、书店专卖自助题材的架子上、杂志中关于“生活方式”的专栏里、普及科学的读物中无人问津，后来才终于进入了临床心理治疗领域、所谓正经的科学出版物专栏与各大高校中。一夜之间，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使用起了同一话语体系。对未来满怀信心、外向的、健康的、富有的或是成功的人们从此也引起了心理学家的注意，而以前他们更多关注那些绝望的、孤独的、消极的、患病的、贫穷的或更有甚者，那些“一事无成”的人们。从此，任何人无一例外都可以（而且应该）寻求专家的帮助，来发掘自己最好的一面。
这完全是“双赢”的局面。自建立之日起，积极心理学就与伊莱恩·斯万所谓的“个人成长专家”缔结了互利共赢的协同合作关系，这些“专家”早已将目标锁定在了身体状况良好的个体身上，他们希望借助“心理疗法实践来帮助客户工作更顺心、成为更好的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33。“个人成长专家”因为积极心理学家不断完善学科建设来获得堂堂正正的身份，而积极心理学家也依靠“专家”将他们的“偶然发现”全方位推广到夫妻生活、性别特征、饮食、工作、教育、人际关系、睡眠、节食、成瘾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积极心理学家总是借助自然科学语言的文辞来区分“专家”与非专家，例如塞利格曼自己就经常强调，他写的东西之所以“可靠”，都是因为“有科学为依据，与流行心理学以及大部分以自我提升为主题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34，但是大多数时候，与非专业人士划清界限也只是白日空想而已。
很快，积极心理学家开始进军有利可图的领域，比如教练行业——根据国际教练联合会提供的数据，教练行业每年在全世界单凭一己之力便可以创造2356亿美元的利润35，巨大的诱惑着实令人难以视若无睹。到2004年、2005年左右，类似《以积极心理学为指导的领导能力教练》和《融合视角下的积极心理学和教练心理学》这样的积极心理学作品逐渐开始问世并得到推广。2007年，塞利格曼本人发表了一篇题为《教练与积极心理学》的文章，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教练是需要寻找支撑的实践活动，它需要两个支撑：一是有据可依的科学支撑，一是理论支撑。我认为积极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恰恰能够提供这两点。”36首部将积极心理学与教练行业相结合的著作《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教练：让幸福学服务你的客户》问世一年后的2011年，塞利格曼强调，积极心理学有义务为专业教练提供“合理的从业参考”37。他似乎是为了摆脱沉重的枷锁，才特别采用了教练与“自助”题材作品才会使用的语调，正如同年出版的著作《持续的幸福》，开头几行字这样写道：
本书将帮助你的人生蓬勃绽放。
好了，我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积极心理学让人们更幸福。教授积极心理学、研究积极心理学、作为一名教练或治疗师实践积极心理学、给学生布置积极心理学练习、用积极心理学抚育儿童、指导军队里的士官如何教导创伤后成长、与其他积极心理学探讨，乃至只是阅读积极心理学读物，都可以使人更幸福。积极心理学人是我所知道的最幸福的人38。
让心理学再一次伟大
在心理学家眼中，积极心理学已日渐缔造出一个共赢市场。对于长期难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心理学来说，为了巩固地位、吸引充足资金、保持“时尚”，它必须不停革新概念，而幸福研究无疑为其注入了新的氧气。此外，如果说曾经尚且依稀存在一条界线，将“传统”心理学与其他各种版本的“牟利”心理学勉强区分开来，那么随着这个全新“研究领域”的横空出世，那条界限终于不复存在了。积极心理学借助“个人成长专家们”将自身发扬光大，反之，后者利用前者的科学辞藻来标榜自身专业可靠。从此以后，心理学便可以光明正大地与提供“心理”服务的市场联姻，与在其中流通的产品与商品（即通向幸福生活和自我成就的方法）结合，再也无须为此感到羞愧。幸福学家们就像是过滤器，他们“清理掉”人类对幸福种种含糊粗浅的诉求中所有庸俗的、唯利是图的痕迹，让它们呈现出科学合理的新面目。最后，积极心理学为心理学家提供了光明的前景：培训项目与全新的课程亟待问世，企业咨询领域有待开发，学术作品市场尚未饱和。新的出版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也为研究人员们，尤其是年轻的研究人员，在“唯成果论”的学术领域生存、取得成就提供了机会。
积极心理学之所以能在心理学科领域内大获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对学科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而这个贡献就在于它没有与其他任何流派在理论上产生显著的摩擦。确实如此，塞利格曼既没有提出新的心理学研究方法，也没有表明态度要改变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停滞不前的状况，或是鼓励新的研究人员与专业人士转向一个研究“健全人”与“正常人”、体量巨大、有待发掘的市场。他可能确实不想日后成为心理学历史上无数理论纷争的始作俑者。塞利格曼与几十年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后者在自己挑起的与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之间的内部战争中最终败下阵来，而塞利格曼既无意撼动任何牢固的学科桩基，也无意笼络一众心理学家至其麾下。而且，他的宣言足够模棱两可，透露着折中的智慧，不至于让任何人——无论是不是塞利格曼学术上的追随者或同行者——萌生反对他的想法。因此，心理学世界里；“聚集知识分子的动物园”——这个略残忍的表达来自乔治·米勒39——无须经历残酷的内部竞争也可以继续蓬勃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积极心理学家希望在心理学领域占有一席独立之位，想用自己的工作成果代替他们眼中“传统的”“墨守成规的”，甚至是“消极的”心理治疗，但他们根本没有与临床心理医生分道扬镳的意思，更不要说去质疑广受好评的理论原则与方法论原则了。在他们看来，不管是去研究临床病理学，抑或掩饰心理学的缺陷，传统心理学过去一直做得很出色，现在仍然有利用价值。但是，积极心理学家们指出，唯一的问题在于——与教练专家和自助专家提出的恰恰相反，光是塑造“正常的”“恰当的”、能迅速调整心神不定的状态、能及时学会如何面对烦心琐事的人格与行为还不够。人们不是只有在生活不顺利时才需要幸福，事事顺心时他们也能体会到这种需求——而且体会更为深刻。因此，传统心理学有义务承担起一个本质上全新的角色：它的作用不能再局限于治愈痛苦，还应该能帮助实现个人潜能最大化。
的确，这个策略大获成功。人们有必要坚定地以更加积极的想法看待事物，这种态度不仅在心理学领域广为人知，在整个学术领域也迅速蔓延开来。因此，积极心理学之父凭借比对手多两倍票数的绝对优势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也不足为奇了。塞利格曼开创的转折点既有保守的成分，也有创新的一面。塞利格曼诠释了电影《豹》中那句著名的台词[19]，他认为心理学要想保持常青，就要勇于做出改变，不断推陈出新。毕竟，乐观——这种塞利格曼亲自践行的态度，并不仅仅是一种保守态度；正如亨利·詹姆士40所指出的，它还是成功企业家们的一个明显特征。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塞利格曼还是许多其他成就了积极心理学的心理学家们，他们并不是简单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早已在高等学府以及政府机构部门身居要职。自塞利格曼出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以来，积极心理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学科影响力日益扩大，先导主力军们缔结成重要同盟，这些结果绝非偶然。
过去的20年里，积极心理学曾遭受无数非议。有一些批评从积极心理学的根本假设出发，有理有据，认为它的主张脱离背景，有种族中心主义的倾向41；有一些则指责它过度简化了理论，总是老调重弹，多有自相矛盾之处42；有一些则批评其薄弱的方法论43；有一些指出它在可复制性方面存在一定问题44；有一些认为它的普及到了泛滥的程度45；还有一些甚至质疑积极心理学治疗法的有效性和它的学科地位46。很显然，积极心理学并不可能仅以其“科学性”为根基来谋求发展，因为伴随它极高知名度的，还有知识层面的欠缺和科学成果的薄弱。20载辛勤努力、超过64000项成果，积极心理学围绕“什么让人生有价值”这个问题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所谓的科学研究，但它得出的仅仅是一些良莠不齐、含混不清、难以令人信服甚至自相矛盾的结论。因为意图和方法论的不同，这些研究的结论往往有天壤之别：一些研究可能表明不同特质、不同心理维度、不同性格对于幸福有不同的特定倾向，然而另外一些研究却可能导致截然相反的结论47。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所有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一个真相：任何坚持拥护积极心理学的人，任何希望看到幸福学在学校、卫生机构、娱乐产业、公共政策机构或军人队伍中间蓬勃发展的人，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企图。许多人不无根据地断言：积极心理学不过是掩藏在各式图表、表格、数字下的理论空想；不过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被商业化、靠一群白大褂科学家站台宣传的大众心理学。对于这门学科所取得的蔚为壮观的成功，我们终于有了明确的解释。积极心理学的歌颂者们高瞻远瞩，巧妙地将种种关于“自我”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假设说成是以经验为依据的客观事实。在这个策略的作用下，积极心理学不断发展，与此同时，庞大的幸福产业逐渐成形，幸福在公共与私人领域逐渐制度化，与政治、教育、工作、经济，当然还有所有形式的治疗结成联盟。本书将对这些领域逐一展开讨论，不过首先我们将从积极心理学与另一个学科的密切关系谈起，那便是在学术和政治领域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力的幸福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