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每个人都要努力实现的终极目标吗？可能是。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对幸福学家的言论持保留意见。本书并非旨在批判幸福，而是要质疑积极心理学所鼓吹的有关“美好生活”的还原论视角——尽管这种视角已经流行开来。毫无疑问，帮助人们感觉良好的意图无可指摘，甚至值得赞扬。但是，积极心理学捍卫的幸福概念是否突破了重重限制？是否排除了有争议的主张？这个概念是否会导致自相矛盾的结局？是否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所有答案都有待商榷。
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依次从认识论、社会学、现象学和伦理学角度阐述对幸福概念所持有的保留意见。首先在认识论维度下，我们提出以下疑问：幸福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否具有合理性？进一步来说，“幸福”作为一个科学而客观的概念是否合理？坦白说，幸福学是一门伪科学，它的前提假设和逻辑是存在缺陷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6]曾说过，逻辑链的可靠程度取决于其最薄弱的环节；支撑幸福学的是许多缺乏依据的假设、毫无关联的理论、贫乏的方法论、未经证实的结论以及从种族中心主义出发的一概而论。因此，这门自称真实和客观的科学着实令人无法不对其进行批驳。
同时，基于社会学角度的思考也让我们对幸福学持保留意见。除了要判断幸福学本身正确与否，至关重要的是，要明晰哪些社会行动者认为幸福概念能带来益处，它将服务于谁的利益及哪种意识形态，倘若大范围推行将给经济和政治带来什么影响。幸福学为世人开出追寻幸福的科学良方，幸福产业应运而生且日渐昌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让人们不知不觉中开始相信：不论贫穷或是富有，成功或是失败，健康或是疾病，责任都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样一种声音也随之变得冠冕堂皇：社会结构不会有问题，个人的心理缺陷才是根源；用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存在的只是个体。”铁娘子明显受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7]的启发。明眼人很快就能看出，如今所说的“幸福”只不过是受新自由主义革命[8]强加的价值观所支配的奴仆。这场由芝加哥学派孕育而生的革命，在众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努力下重燃于20世纪50年代。最终，新自由主义革命成功地让全世界信服：用追求个人幸福来替代追求集体利益是唯一现实且值得颂扬的。1981年，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撒切尔夫人毫不留情地说：“近30年来的政治不停地向着集体社会的模式发展，这让我非常气恼。大家都忘记了个人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改善经济就是改变看待问题的方式[……]经济就是方法；其目标是重塑人们的心灵和灵魂。”4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幸福学家构想的追求幸福并非适合所有人的至善，对于他们提出的“追求幸福”这个概念，我们应该保持质疑。我们认为，这种行为象征的是个人主义社会（治疗型的、原子化的[9]）对集体主义社会的胜利。
我们的质疑也同样存在于现象学角度。幸福学非但一直没能达成自己设定的种种目标，就连用以吹嘘的研究成果也都自相矛盾、平淡无奇。幸福学承诺，通过治疗可以改善人们自身的缺陷，改造他们的非本真性，帮助他们更好地面对个人失败——这是幸福学的根基之所在。在此语境下，幸福摇身一变，成为强制目标，但其飘忽不定、难以名状的特征，催生了形形色色的“追寻幸福者”与“恐惧幸福者”。他们开始关注自己，不断努力改善心理缺陷，迫切希望成就更好的自我。这让幸福成为一种完美的商品，并流通于一个想方设法将人们对身心健康的执念正常化的市场上。但显而易见的是，对那些寄希望于所谓的幸福学专家们所推崇的五花八门的治疗、产品和服务的人来说，这种执念往往只会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我们将着眼于伦理学角度进行思考，主要从幸福与痛苦之间的关系展开。幸福学将幸福和积极性与生产能力、效用性、卓越性，甚至正常化这些概念等同起来，将不幸与上述所有概念的对立面等同起来，迫使我们在痛苦与幸福之间进行抉择。这样的立场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够做出选择，而且总是拥有多个选项，就好像积极性与消极性代表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同时也意味着，如果我们选择正确，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生活的痛苦。人的一生中，悲剧在所难免，幸福学却坚称痛苦与幸福取决于个人选择，不把逆境视为磨砺和机遇，生活苦悲就是咎由自取。如此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幸福学不仅强迫我们要幸福，而且还将我们没能过上成功圆满的生活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无能。
整体框架
第一章，探讨幸福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将介绍21世纪初以来，幸福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个领域，即积极心理学与幸福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我们将讨论二者的基本目标、方法论假设、在学术领域和社会中的地位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接着，我们将展示追寻幸福如何开辟出了一条连通政治的道路。幸福学家把幸福当作一个可度量的客观变量，让幸福成了一个可以在国家层面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尺，让政客能够以技术治国论[10]为依据，去面对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和道德问题（如社会不平等）。
第二章，揭示幸福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幸福概念有助于证明个人主义的合理性，因为它借助了实证科学里中立的权威话语以及看似非意识形态的术语。我们首先要研究的是有关积极心理学的文献，目的在于探究积极心理学的两个特征：一是积极心理学采用了许多个人主义假设，二是它提出的社会概念非常狭隘。接下来我们要试图说明，尽管积极心理学的确把握住了人们有关幸福最为迫切的需求——尤其是在这个社会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它所提出的幸福良方却催生了不足感——但是积极心理学要解决的正是这种不足感。最后，我们会讨论将幸福学引入教育体系这一行为。
第三章，讨论幸福学在企业中的作用。对想要过上幸福生活的工薪阶层来说，全身心投入工作已经成了他们在新型职场中生存的必要条件。将上述心理学模型应用于分析工薪阶层在职场中的行为举止，幸福学创建了一种全新的话语：它用来改造工薪阶层身份，帮助企业调整员工的行为模式以及他们对自身价值和个人前景的看法，有利于员工更好地适应由于企业内部的组织控制、权力的灵活性与权力分配所引发的新要求或需求。同时，我们探究“幸福”这一术语与技巧是如何让员工认同进而适应企业文化，如何让积极情绪为企业以及企业对生产力的迫切需求服务，如何把充满不确定性、前景黯淡、结构涣散、竞争激烈的劳务市场的重担转移到工薪阶层身上。
在第四章中，我们将观察到幸福在21世纪成为人们盲目崇拜的商品。它造就的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世界级产业，这个产业的基础产品是积极治疗法、自助题材的文学作品、提供人生指导和职业建议的服务、智能手机上的应用软件以及形形色色用来提升自我的教材。从此，这些 “情绪商品”[11]（emodities）——也就是所有承诺改善情绪并付诸行动的服务、治疗法与产品——共同打造着人们的幸福5。这些“情绪商品”采取迂回路线：它们往往先以理论的形式出现在大学的一些院系中，随后便马不停蹄地打入其他市场——比如企业、科研基金的管理机构、有关生活方式的行业……对自我与情绪的控制、对真诚性与个人成长的追求，促使社会中的个体持续进行自我塑造，而“情绪商品”也得以在社会中不断流通运转。
第五章，展示幸福学的科学话语使用了功能性语言，它通过定义心理学与社会学的期待和标准，来评估个体的行为举止与情感，幸福学家可以据此评估个体是否健康、是否具有适应能力、是否正常。本章首先分析幸福学家对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区分，这两个概念是他们从对“普通人”的研究中得出的。我们从社会学角度，揭示这种区分方式所布下的诸多陷阱，并对其提出质疑。接着，我们会分析幸福与痛苦的关系。最后，我们试图批判性地考察将痛苦视为可以回避、毫无益处且无关紧要的事物所带来的危机。
近年来，无论是社会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还是记者、历史学家，他们通过大量著述对幸福问题展开各种批判性讨论。其中，我们借鉴了芭芭拉·埃伦赖希[12]和芭芭拉·海尔德[13]对积极思维所具有的专制性的研究6，山姆·宾克利[14]和威廉·戴维斯[15]对幸福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分析7，卡尔·西大斯托姆[16]和安德烈·斯派塞[17]对幸福意识形态的思考8，这些作品给予了我们十分重要的启发。
如果说这些作品能够为当今社会中关于幸福如火如荼的讨论带来些许贡献，应归功于它们采用了批判的社会学视角。立足于上述提到的关于情绪、新自由主义和治疗文化的研究成果，本书将对某些业已存在的观点展开深入探讨，同时亦将引入一些全新的观念，新自由主义资本社会下追寻幸福与权力行使模式二者之间的关系将是我们关照的重点。我们打造出“幸福制度”术语，旨在强调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说明：在幸福至上的时代，一种全新的公民身份概念是如何与全新的强制性策略、政治决策、企业管理模式、个人执念和情绪等级划分相伴而生的。
[1] AARP乐龄会是全美最大的非营利机构及无党派组织，旨在服务美国50岁以上的民众，以便使他们在逐渐年迈的过程中能够选择各自想要的生活方式。（本书脚注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 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年12月13日—1904年4月16日）是英国苏格兰作家与政府改革者。
[3] 小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 Jr，1832年1月13日—1899年7月18日）是19世纪一位多产的美国作家，以少年小说而闻名。阿尔杰小说的风格大多一致，描述一个贫穷的少年是如何通过正直、努力、少许运气以及坚持不懈而最终取得成功。
[4] 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1898—1993）是闻名世界的著名牧师、演讲家和作家，被誉为“积极思考的救星”“美国人宗教价值的引路人”和“奠定当代企业价值观的商业思想家”，获得过里根总统颁发的美国自由勋章。
[5] 奥普拉·盖尔·温弗瑞（Oprah Gail Winfrey，1954年1月29日— ），生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美国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制作人、投资家、慈善家及演员，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非洲裔名人之一，时代百大人物。
[6]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年9月10日—1914年4月19日），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
[7]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是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新自由主义的开创者。
[8]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从1970年代以来在国际经济政策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国际用语上，新自由主义是指一种政治与经济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的机制，反对国家对国内经济的干预、对商业行为和财产权的管制。在国外政策上，新自由主义支持利用经济、外交压力或是军事介入等手段来扩展国际市场，达到自由贸易和国际性分工的目的。新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认为这会妨碍民主制度。
[9] 社会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intermediate group）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一般而言 ，社会原子化危机产生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时期。
[10] 技术治国论（Technocracy），也称专家治国论、技术官僚论，是一种由在技术上拥有高水平的专家控制一切决策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中，拥有知识和技术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取代了传统政体中政治家、商人和经济学家的地位。在专家统治的政体中，选取决策者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他们在各自领域中的知识和技术水平。
[11] Emodities是作者自创的名词，由英语词组emotional commodities缩写而成。
[12] 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出生于1941年8月26日）是美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13] 芭芭拉·海尔德（Barbara Held）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和大学教授。
[14] 山姆·宾克利（Sam Binkley）是波士顿艾默生学院的社会学教授。
[15] 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是英国作家，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家，他主要研究消费主义与幸福。
[16] 卡尔·西大斯托姆（Carl Cederstr?m）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
[17] 安德烈·斯派塞（André Spicer）是来自新西兰的学者，在伦敦大学城市卡斯商学院担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