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1]的文章《给手表上发条的指南》生动地表现了我们对时间的执念，并展示了这种执念如何将时间从我们的仆人变为驾驭我们的主人：
好好想想这一点：有人送给你一块手表时，其实他将你送进了充满鲜花的地狱，铐上了玫瑰的锁链，关进了空气的监狱。[……]你得到的，可不只是一个戴在你手上、跟着你闲庭信步的微型啄木鸟。[……]你得到的，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全新却脆弱而不可靠；你得到的，是你自己却不是你的身体，它通过表带与你的身体相连，就好像一个弱小无力的胳膊紧紧抓住你的手腕。你得到的，是日程表上的一件必做事：上发条，这是你为了它可以继续运转应尽的义务；你得到的，是总想着去校对时间的执念，在珠宝店的橱窗外，听到电台的播报，当时钟响起，无一例外。你得到的，是因为担心它会丢失、被偷窃、遗落在某处、摔坏带来的恐惧。你得到的，是一个品牌和它的担保：我比其他的品牌都要优秀；你得到的，是与其他手表比高下的念想。不是你得到了表，你才是礼物，是他人为庆祝手表纪念日给手表的礼物。383
科塔萨尔的这段文字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幸福在我们当今社会中的作用：很显然，幸福成了一种执念，它是一份令人爱恨交加的礼物。幸福，绝不是一些身着白大褂的无私科学家发现后为了解放人类而递交到他们手上的珍宝——就好像普罗米修斯为凡人从奥林匹斯山盗走的圣火。在科塔萨尔眼中，获得表的人是时间的祭品，同样，寻觅幸福的人是幸福的祭品。我们以找寻幸福为由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其实对那些自称掌握了幸福的真理并要将它传授给我们的人最有利，而不是对我们自己最有利。如今，追寻幸福已成为人们心中的牢固观念，其背后是有暴利可图的市场、产业以及侵略性和毁灭性十足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幸福之所以成为通知我们生活的一种手段，是因为我们在执迷不悟追寻它的过程中成为奴隶。幸福没有来适应我们，适应我们的悲欢离合、我们的复杂生活、我们晦涩难懂的思想；恰恰相反，是我们在奴颜婢膝地改变自己，去迎合消费主义的逻辑，是我们认同了它隐蔽而专制的意识形态要求，是我们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其狭隘的、还原论的心理学假设。幸福学家在一些人心中播种了期望，因此，揭穿到这一点可能会让人们失望痛苦。但是，如果不揭穿幸福学的真实面目，不去以批判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那就是为巨大的幸福机器打开了自由通道。
我们的确认为幸福学可以帮助一些人，它的建议和方法确实能让一些人感觉良好。我们甚至认为，从科学角度来看，幸福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概念。但是，我们认为幸福不是一种至高无上、不证自明的珍宝，不是由本书中提到的所有“专家”声称他们发现的财富。恰恰相反，幸福是一个为企业和机构打造的功能强大的工具——它能帮助生产顺从听话的员工、军人和公民。在当今时代，顺从的表现形式是提升自我与实现自我。18—19世纪，追求幸福带有一丝造反的气息；之后，狡猾的历史将幸福变成了为现代权力服务的工具。如果幸福像幸福学家不遗余力证明得那么触手可得，我们就不需要专家帮忙接近幸福了。即使某一天掌握此领域知识的必要性不可避免，但在我们看来最好不要深陷这样一种不确定的还原论科学，它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与市场和技术治国论之间密切的联系令人起疑；另外，它与企业、军队和新自由主义教育界之间的合作关系也让我们怀疑幸福学的动机是否单纯。这一切都不禁让人质疑所有那些自称掌握幸福秘密的人，我们在书中讨论了这种幸福学的理论从何而来，它们是怎样被捏造的、会起到什么作用、主要受益方是谁以及背后掩藏着什么利益。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论断从前就以别的形式多次被提出，从更加本质上的角度来说，之所以要警惕幸福学家的言论，是因为尽管他们不断承诺要给我们通往幸福生活的密钥，我们却从来不知道幸福生活的关键是什么，而且未来也依然会如此。即使从积极心理学家、幸福经济学家和其他个人发展的专家的建议中确实获益的人数尚不清楚，这些专家还是从中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入，而且未来也依然会如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心理学没有所谓的秘密。诚然，我们屡屡听说心理学掌握了理解社会重大现象的关键，比如心理学可以“穿透施虐者的思想”来理解虐待的机制，“穿透成功人士的思想”来理解成功的原动力，“穿透杀人犯的思想”来理解谋杀的机制，“穿透相爱之人、信徒、恐怖分子的思想”去理解爱情、宗教、恐怖主义。同样，积极心理学家坚信，通过“进入幸福人士的大脑”，我们是可以理解幸福的。事实上，所有的心理学家，特别是积极心理学家，他们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幸福故事，却拒不承认自己的历史，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积极心理学曾经的过激行为、它的文化起源以及多年来所欠下的意识形态的债上引开吧。
积极心理学家与幸福学家的野心不仅在于描述幸福相关的概念：他们还要塑造并规定这些概念。他们所描绘的幸福人士画像与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好公民形象完美重合，这一点非常明显，我们在前文中也讨论过这一现象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确实，社会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幸福学中可能是最为明显的：机构之间的联盟，幸福学与政治和市场之间的联系，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
没有哪一门科学不会犯错，然而幸福学家却总是不断宣传他们“革命性的发现”“坚不可摧的证据”，或是“毋庸置疑的贡献”。的确，他们的说法不完全是错误的，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总是摆出说教的姿态，一本正经地用“专业”术语把常识换个说法重复一遍。尽管有大量研究提出了强有力的论点来批判幸福学的前提假设和主张，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十分轻易地接受了幸福学的观点。正是因为幸福学得到了一部分缺乏批判精神的人的关注，这些“专业人士”才有底气坚持拒绝回应他们所受到的实质性批评。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面对幸福学时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在困难的日子里，人们疯狂寻找的，正是希望、力量与抚慰。然而，幸福不是希望，更加不是力量——至少不是幸福学家所描绘、规定的心理学层面上的幸福愿景，这一愿景暴露了幸福学家的还原论视角、至上主义与他们用心理学解决一切问题的主张，它无法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对幸福的崇拜充其量只是一种起到麻痹作用的消遣，而不是治愈脆弱感、无力感和焦虑感的有效方法。因此，我们应该从幸福本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我们应该质疑幸福学中的前提假设，因为这些假设可能会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特里·伊格尔顿[2]认为，我们的确需要希望，但我们不需要与幸福形影相随的、不仅专制而且因循守旧、带有宗教色彩的乐观主义384。我们需要的希望，需要建立在批判性分析、社会公平以及非家长式作风的权力之上，在这种健康的政治体系中，社会不规定什么对我们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困境——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让我们避开不幸。为了做到这一点，全社会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因为分散的个人无法形成力量。
内心堡垒绝不是我们想度过一生的地方，我们在自己的内心里也无法实现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我们不想活在过度关注自己的执念中，不想时时刻刻思考如何提升自我，因为我们会在自我管控、自我批评的过程中走向极端。一幅更加美好的自画像不过是幻想与伪装，追求理想的自我让我们精疲力竭，无法继续。我们拒绝成为“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是个人发展”这一假设的囚徒，我们拒绝成为科塔萨尔笔下那个最终成为时间祭品的“戴表人”，我们现在不愿意、以后也不愿意成为幸福的祭品。如果我们情愿躲进内心堡垒，我们选择了个人主义，批判一切消极性的事物，那就是惩罚自己去永无止境地追求触不可及的目标，就是惩罚自己成为芝诺悖论[3]中永远够不着靶子的箭头，就是放弃了对社会凝聚力的构建。
在本书快要结束之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消极情感的重要特征。前文曾经提及，人民对社会变革的请愿、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往往来源于类似发怒或憎恨这样的情感。掩饰这种情绪，本质上就是在批判社会动荡背后的情感结构，是认为它给社会带来了耻辱。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做的工作是通过灌输一些集体意识的模糊观念，来从辛勤工作的公民身上剥夺幸福学带来的好处。另一些彻底的经验主义者则声称，幸福是我们可以在此时此地实实在在接触到的唯一有形财富。为了驳回这些论点，我们在这里要引用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4]——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在1974年对功利主义进行的反驳385，诺齐克带读者体验了一次十分独特的奇思妙想：想象自己身处在一个机器中，这个机器可以根据你的要求给你提供不同的愉悦体验。住在机器中的人会相信自己永远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诺齐克提出的问题是：相比于略显平淡的真实生活，你是否更想住在机器里？鉴于幸福学的霸权地位日益上升，虚拟技术越来越发达，这一问题在今天似乎越来越现实。我们的回答与诺齐克的回答相似：对快乐和幸福的追寻，不能凌驾于现实以及对知识的追求——包括对于自我、对于周围世界的批判性思考——之上。意在控制我们主体性的幸福产业，就是诺齐克设想、赫胥黎后来用文字诠释的“体验机器”的现代版本。幸福产业不仅模糊、混淆了我们探寻塑造人生所需条件的能力，它还声称这种能力毫无用处。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人类生活中，具有革命意义的伦理目标是知识和正义，不是幸福。
[1] 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原名Jules Florencio Cortázar，1914年8月26日—1984年2月12日），阿根廷作家、学者，拉丁美洲文学代表人物之一。
[2]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英国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文化评论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3] 芝诺悖论是古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 of Elea）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运动的不可分性的哲学悖论。这些悖论由于被记录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一书中而为后人所知。芝诺提出这些悖论是为了支持他老师巴门尼德关于“存在”不动、是一的学说。这些悖论是芝诺反对存在运动的论证其中最著名的两个是：“阿基里斯追乌龟”和“飞矢不动”。这些方法现在可以用微积分（无限）的概念解释。
[4] 罗伯特·诺齐克（英文：Robert Nozick）是美国的哲学家，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