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恶”转身说不，从此只生活在“善”的光辉之下，这种生活方式只要运作正常便是无与伦比的。[……]然而悲伤一旦出现，它就失去了光彩；毫无疑问的是，就算我们能完美地避开悲伤，健康的心智对于哲学理论来讲也是不够的。原因很简单：不幸是现实中不可否认的组成部分；毕竟，了解不幸很有可能是接触到生命意义的最佳途径，甚至是我们接触到最深刻真理的唯一方式。
——威廉·詹姆斯[1]
《宗教经验种种》
“我实在是搞不懂”，正躺在地上做着每日负重训练的杰米说道，“你不是已经很幸福了吗？如果你真的不幸福，我倒可以理解，但事实是你很幸福啊”，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你不是不幸福的吧？”
“我很幸福。”我确信这一点。“事实上，我倒是很乐意趁机炫耀一下新学的知识：大部分人都是幸福的——200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84%的美国人‘非常幸福’或者‘比较幸福’，还有一个在45个国家中展开的问卷调查显示，从1—10对幸福程度进行打分，所有受访者的平均幸福程度为7分；从1—100对幸福程度进行打分，平均幸福程度为75分。我本人也接受了这次调查，它评估了真实的幸福体验程度，满分是5分，我的分数是3.92分。”
“既然你很幸福，为什么要参与‘幸福计划’呢？”
“我现在是幸福的，但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幸福。”
这段对话出自格雷琴·鲁宾[2]所著的《幸福计划》293一书。该书于2009年一经面世，便在长达99周的时间内稳居《纽约时报》畅销榜，甚至多次名列榜首。与丈夫杰米交谈结束几小时后，格雷琴与另一个人进行了相似的对话，然而他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格雷琴明明已经很幸福了，却还要如此固执地想要更加幸福。格雷琴的回答很好地说明了幸福与幸福学话语中带有意识形态的前提假设。格雷琴告诉她的对话者们，幸福是可以借助科学方法精确测量的，这个测量的工作过程需要个体恒久地聚焦自身。格雷琴在她的言辞中非常鲜明地融合了“通俗”话语和“科学”话语；她不厌其烦地逐行逐句复制着幸福学家提供的“剧本”。格雷琴在书中不断引用柳博米尔斯基的观点，以下这段内容截取自后者的著作，正好可以总结格雷琴与丈夫之间的对话：
我们所有人都想要幸福，即便我们不会大方承认，或选择用其他说辞来掩饰内心的渴望。我们梦想着获得职业上的成功、精神上的充实、与周遭世界建立更牢固的联系、找到存在于世的目的，或是收获爱情，因为我们坚信所有这些能使我们更加幸福。然而鲜有人真正思考提升幸福的具体方法，更不要谈付诸实践了。如果你认真思考借助怎样的方法才能成为更加幸福的人，甚至开始思考自己是否真的有权收获幸福（希望本书能带给你激励），那么你就会明白提升幸福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你有权更加幸福，这是你为自己以及你身边的人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294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是如何以其在书中塑造的角色（格雷琴）为媒介，在幸福与善意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我的生活真的很美好，我再怎么称赞也不为过。我希望自己能配得上这样的生活[……] 我抱怨得太多了，我老是发脾气。我应更常心怀感激。如果我能更加幸福，我的行为举止就会更得体。”把幸福与善意等同起来，远不是格雷琴的专利。哲学家阿兰卡·祖班齐克[3]指出，这种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十分典型地代表了一种无处不在的话语，这种话语试图宣扬的是一种罕见的反常“道德观”：感觉良好、幸福的人就是好人，反之就是坏人。祖班齐克认为，“这种将瞬间情感、瞬间感受与道德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恰恰就是当代幸福话语意识形态的最大特点”295。
其次，鲁宾的作品向我们揭示了幸福的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并不应该像对待许多其他书那样，草率地把这本书当作幸福教科书或是幸福学颂词来读，因为在这本书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新时代精神[4]的征兆。如今幸福缺失已成为机能不良的代名词，而幸福则成了判断生活是否健康、正常、运作良好的终极心理学标准。甚至可以说，幸福话语逐渐变成了充满功用性的话语：从此幸福成了标准，幸福的个体成了标准的范型。
重新审视“普通人”
积极心理学家的全方位计划不仅仅在于创造新的概念并且赋予其科学的光环：他们试图建立积极人格理论，用来解决与功用性相关的问题。2001年，肯农·谢尔顿与劳拉·金在一篇名为《积极心理学必要性之原因》的文章中提出，幸福学作为一门新兴科学，企图通过思考“高效运转的人所具有的本质是什么”来“重新审视普通人”296，也就是说，积极心理学家要重新确定心理健康、适应环境能力强的个体标准。
不过，这种观点已是老生常谈了。20世纪50年代，玛丽·佳欧达[5]就已经主张，讨论社会是否病态没有意义，因为积极心理健康是个体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它只关乎人类的心智。297积极心理学家把佳欧达的观点推向了极致：做得好、感觉好还不够，重要的是要不停自省如何做得更好、感觉更好（任何其他的生活态度都是消沉的同义词）。做得不够好、感觉不够好成了预示缺陷与失调的信号。幸福，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不消沉；健康，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没有疾病；正常，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好与坏、积极与消极之间的平衡。恰恰相反，只有当积极性在情感与认知的双重层面上完全取代消极性时，心理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平衡以及良好的运作。
让我们惊讶的是，积极心理学将积极性与功能性联系在了一起。积极心理学家以一条明确的界限将他们所认定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区分开来，这一界限伸至所有思想、态度、习惯、个人品质的划分，积极心理学声称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是两种独立的心理学实体，它们对人的行为举止（积极心理学认为行为举止分为正常和失调）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积极情绪可以塑造更好的公民、高效的员工、深情的伴侣，坚韧、健康、蓬勃发展的个体；而嫉妒、憎恨、焦虑、愤怒、悲痛、无聊或者伤感这一类情绪则会妨碍人们强健心灵、养成健康习惯、构建稳固的身份、形成合理的社会关系。从这一角度考虑，功能性并非心理与情绪的平衡，而是积极性完全取代消极性。298
最后，积极心理学家成功建立起新的“情绪等级”299，这个坐标系以人类心智和社会作为横纵轴，通过众多的情绪坐标点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它们分门别类。如果说“传统”临床心理学曾构建过将心理健康与心理疾病对立起来的分类集，那么积极心理学所引入的则是用来区分完全心理健康与不完全心理健康的新范式。根据新的研究方法，若个体表现出轻度心理疾病症状，但其情绪总体处于负平衡状态（即消极情绪多于积极情绪），则该个体就会被诊断为不完全心理健康。只有表现出高程度积极性且没有任何（或只有轻微）心理疾病症状的个体，才是拥有完全心理健康的个体。乐观、希望、自尊与快乐都是完全心理健康的表现，而悲观、不安全感与不满足感则是不完全心理健康的表现。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因为积极心理学家们殚精竭虑，正在努力确定究竟哪些才是能使个人良好运作所必需的心理特征，以便更得心应手地帮助我们最终实现完全心理健康。
在积极心理学家们展开行动之前，芭芭拉·海尔德等批评者指出，这种做法的基石是“积极本身是好的，而且对你也是好的；消极本身是不好的，而且对你也是不好的”300。事实上，在积极心理学家眼中，只有旨在增加个人幸福感的行为才具有功能性和适应性；相反，那些无助于获得幸福甚至会导致幸福感降低的情绪、想法和态度，则会被认为是不健康和不具备适应性的。塞利格曼自2002年以来也曾表示过：消极的认知和情绪状态解释了为什么“悲观主义者在许多方面最终都会失败”301。塞利格曼声称，与消极性恰恰相反，积极性总是有益的，即使这意味着“也许需要以少一点现实为代价”302。然而有些心理学家却不以为然，甚至将其称为“重大的错误”303，他们表示很担心这种看待问题的视角会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认为任何消极情绪都是有问题的”304。然而，这个二分法的观念仍然传播开来并日益牢固了。
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非常著名的关于积极情绪的扩展与建构理论，正是上述二分法观念的完美体现，2000年，弗雷德里克森凭借这一成果获得了邓普顿奖[6]305。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区分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二者各自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与消极情绪不同，积极情绪促进了人们的认知过程，从而帮助他们拓宽看待世界的视野，更好地理解周围的环境。另外，积极情绪让人们“生产源源不断的有效个人资源”，包括认知能力（对环境的认知与把握）、前瞻力（制定人生目标的能力）、乐观（不气馁、对未来抱有希望的能力）、心理韧性、自我接受、积极关系以及健康的体魄等。积极情绪最终会起到有建设性的效果，“使人在生活中大步前行，收获满满的成功”306。因此，懂得如何利用积极情绪“扩展与建构效应”的人，必然是“如花般盛放的”人——是“心理层面十分健康”“个人效用发挥到极致”307的人。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幸福之人不是“诸事顺利才感觉良好”，而是“感觉良好所以诸事顺利”308。
弗雷德里克森还断言，如果说消极情绪是进化的产物，换言之是为保证物种延续而出现的，那么积极情绪就是对人类发展起到作用的、经历自然选择的过程后保留下来的产物。309因此，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间存在固有的不兼容性以及不对称性，体现在各个方面（生理、心理、社会等）。在弗雷德里克森看来，二者之所以完全不可兼容，是因为积极情绪充当了“减震器”的角色，能够“针对负面情绪的持续有害影响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310。尽管弗雷德里克森明确表示，这些保护作用的“确切机制”尚“不为人所知”，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其有效性都是毋庸置疑的。311例如，具有坚韧品质的人便“深谙如何利用积极情绪及其保护作用”。此外，弗雷德里克森还指出，积极情绪与适应性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具有坚韧品质的人就是完美例证，因为积极情绪“构建韧性，而不仅仅是韧性的反映”312。
弗雷德里克森认为，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间之所以存在完全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体现在“消极情绪靠强度压制积极情绪，而积极情绪靠频率制约消极情绪”313，要想让积极情绪充分发挥其预防、保护作用，即扩展与构建的作用，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率至少应该达到2.9∶1。314弗雷德里克森进一步指出，“在成功的婚姻中，这个比率大约是5∶1；而在每况愈下直至最终失败的婚姻中，大约是1∶1315”。比率越高，积极情绪的频率就越高，而积极情绪产生的“上升螺旋线”可以抵制消极情绪带来的“下降螺旋线”，同时还能增加个体的功能资源，如认识资源（比如正念，或对现状的充分认识）、心理资源（对环境的掌控力）、社会资源（与他人保持积极关系的能力）、体能资源（几乎或完全没有任何疾病症状）。316尽管弗雷德克森小心翼翼地指出，积极情绪比率过高（她认为11∶1是临界值）可能会造成些许危害317，但其他积极心理学家通常认为，即使这个比率再高，哪怕幸福程度与积极情绪频率都非常高，也不会出现任何功能失调的现象318。
由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与马歇尔·洛萨达共同提出的“积极率”概念，被认为是心理学引以为豪的“伟大发现”319，一度激起广泛热情；然而时至2003年，在经受尼古拉斯·布朗、艾伦·索卡以及哈里斯·傅利曼三人的口诛笔伐之后，它便日薄西山风光不再了。布朗及两位同事在文章中仔细研究了积极率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基础，尤其是用于计算的微分方程式。弗雷德里克森声称，这些方程式确定了“保证积极情绪的作用得以完全实现的最低临界值”320，然而她此番言论却适得其反，更加有力地证实了“积极率最低临界值是2.9013毫无依据可言”321。布朗等表示“极度震惊”，因为在此之前竟然从未有人对此积极率算法的逻辑提出过质疑：
通过在实验室中观察多个8人组商业团队为期1小时的会议情况，并煞有介事地参考洛伦兹方程对从会议过程中收集到的口头陈述进行分析，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便在2005年声称，他们最终发现了关于人类情感的普遍真理，它适用于个人、夫妻以及由任意人数构成的群体。[……] 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任何研究人员对这个结论或它的推理过程提出过质疑，这着实令人震惊。322
弗雷德里克森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批评的合理性。在对上述文章的回应中，弗雷德里克森坦言，“[她]自己与洛萨达[曾经]为了呈现和试验临界值概念而采用的数学模型现在确实需要重新考量了”323，但是，“去除糟粕的同时把精华也扔掉是不明智的”，因为积极率的理论基础“不仅仅本身无可置疑，而且可以用事实说话”324。即使计算积极率的数学模型出了问题，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的比率越高越好这个结论总是没错的。要想理解并维持“人类最佳运作状态”也是同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心理健康与积极率呈正相关这种观点从未受到质疑”。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