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崇尚心理学的时代。在这个因种族隔阂、社会不公、性别不平等而深受创伤的社会中，幸福心理学俨然已成为联结整个社会的福音书。因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白皮肤还是黑皮肤，男人还是女人，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所有人都相信情感是神圣的，都认为拥有自尊心代表着被拯救，都相信幸福是最终目标且只能通过个人心理建设达到。”
——伊娃· S·莫斯科维茨[1]
《我们相信的是治疗法——对自我满足的美国式执念》
那些年，塞利格曼的雄心壮志
马丁·塞利格曼[2]曾说过，“我有一个使命”9，当时他未曾料想自己会在一年后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个心理学会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心理学家组织，有超过117500位成员10。那时，他并不清楚这项使命具体是什么，但塞利格曼很确信一旦当选主席，他必须完成这项使命11。不过，那时他脑海中已经有了些想法：将心理健康研究资金提高到原来的两倍；要拓宽实验心理学领域，尤其侧重心理问题预防；要摒弃临床心理学陈旧消极的理论范式……“但归根结底”，之后塞利格曼说到，“这些都不是我最想做的事情。”12塞利格曼真正的目标更为野心勃勃：找到一个能够阐释人类本质、重新给心理学注入活力的心理学新视角。
塞利格曼“灵光闪现”的一刻，发生在他“意外”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几个月之后。当时，他正在与五岁的女儿妮基一起给花园除草。当爸爸因为妮基到处乱扔杂草冲她吼叫时，妮基走过来，对他说：“爸爸，你还记得五岁之前的我吗？三岁到五岁，我是个爱抱怨的孩子，我每一天都在抱怨。五岁生日那天，我下决心不再抱怨了。这是我做过最难的事情了。如果我都能停止抱怨，那你应该也可以停止发牢骚。”据塞利格曼所说，“妮基一语中的”。他茅塞顿开：教育妮基不在于纠正她爱哭的毛病，而是要帮助她发掘出“最佳优势”13。与许多父母教育子女时所犯的错误一样，心理学也犯了错：它曾一度将注意力只集中于消极人格特征，而不是帮助个体保持积极人格特征以开发出个体的最大潜力。2000年，塞利格曼在《美国心理学家》发表专栏文章《积极心理学：入门》，文中写道，“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启示”14。塞利格曼对他的信众说：“不是我选择了积极心理学，是积极心理学召唤了我。[……]积极心理学召唤着我，如同燃烧的荆棘召唤着摩西[3]。”15他的这番话与圣教领袖传经布道的口吻简直如出一辙。众神庇佑的塞利格曼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他要建立一门全新的幸福学：以此说明怎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生活”，揭示哪些因素才是个人成长的心理关键。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塞利格曼所描绘的积极心理学图景是模糊不清的。塞利格曼把他从进化论、心理学、神经科学和哲学中吸取来的观点东拼西凑，这样随意构建的积极心理学严重缺少了连贯性与准确性，它更像是某种意向声明而非令人信服的科学成果。积极心理学的笔者们承认，“与所有选择一样，积极心理学这个选择也是随意的”，当谈到“这个研究领域提供的诸多视角”时，他们急忙解释是为了“激起读者的探求欲望”16。那么，这些视角是什么？其实在许多人眼里，这些视角着实没什么新意可言：无非是在漂亮而空洞的伪科学辞藻编织的华丽外衣下，依托强调个人能力和自我决定[4]的美国式信仰来呼吁个人成长、追求幸福的陈词滥调。追溯其发展历史并不复杂，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到八九十年代的适应心理学和自尊主义运动，直至21世纪，借力日渐强大的自助文化和日益增多的同盟阵营，兼容并蓄的积极心理学大张旗鼓地宣扬着“心理疗愈”17的必要性。
其实，正像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5]所著小说《本杰明·巴顿奇事》中的主人公[6]那样，积极心理学在其诞生之时就已苍老。不过，积极心理学创始人塞利格曼和克森特米哈伊[7]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提供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树立起一座真正的科学丰碑，创造一门研究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科学。”18积极情绪、人赋予自身存在的意义、乐观主义，当然还有幸福，都成了值得研究的对象。因此，积极心理学被雄心勃勃的学科倡导者们推上心理学领域的最高神坛，他们将其视为一项全新的科学事业，相信其成果能够成功传递到“其他时间和空间，甚至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19。
这种观点自然会招致质疑和非议，然而塞利格曼已然下定决心要完成使命。1990年，这位昔日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派拥护者已是认知心理学派的狂热捍卫者，在他所著《活出乐观的自己》一书中坦言，我们讨论的乐观主义“有时可能会阻止我们看清眼前的现实”20。但是，对积极心理学的顿悟深刻地改变了他：“我决定立刻做出改变”21。塞利格曼不想看到他的研究方法被冠以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修饰语，无论什么修饰语——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人本主义……他抗拒任何标签。他翘首以盼的，是开启一个完全崭新的、亟待开垦的学科领域，并且赢得尽可能多人的支持。毕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麦克·阿盖尔[8]、埃德·迪纳[9]、鲁特·维恩霍芬[10]、卡罗尔·瑞夫[11]和丹尼尔·卡纳曼[12]等一行人就已经在心理学领域初步尝试过用偏向实证主义的方法对幸福展开研究。当时，这些研究者提出，由于缺少严密的逻辑和严谨的方法论，以往很多理解幸福的尝试仅得到了一些带有严重个人偏见的平庸成果。虽然积极心理学家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有些荒唐，然而，《积极心理学：入门》的作者们以一句激励人心又自信满满的未来宣言结束了文章，“时代归根结底对于积极心理学是有利的[……]我们预测，积极心理学能够在新的世纪帮助心理学家理解并构建出个人、团体乃至社会充分发展的要素”22。
在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之后数周时间里，不计其数的支票如大雨般纷纷落进塞利格曼的办公室。 纽约那些倚仗“匿名基金会”、只与“赢家”打交道的、“灰白头发、身着深灰色西装的律师们”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塞利格曼到他们极尽奢华的会议室一叙，请他就“什么是积极心理学？”这个问题作“十分钟”解答，并为公众写三页纸的说明。一个月之后，他便“收到了一张150万美元的支票”。“正是得益于这些资金，积极心理学才得以传播开来，并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23。就这样，积极心理学在短时间内以惊人态势迅猛发展。自2002年起，积极心理学收获的资金总额高达3700万美元。出版首部《积极心理学手册》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它的问世将宣布“积极心理学正式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因此，《积极心理学的未来：独立宣言》这一章节提出：以“弱点”作为根本理念、以人类行为的“病理学模型”为根基的“传统心理学”，是时候与之“决裂了”。这本手册的编辑自信地宣称，这本手册“理所当然会问世，我们认为[……]与传统心理学决裂的科学运动第一阶段圆满结束。”24积极心理学受到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热情洋溢的评价，风靡一时；积极心理学家趁势成功地将他们的思想传播给学术界、心理学领域的自由派者和广大公众。一门关于幸福的全新科学终于诞生，通过提供心理学上的解决办法，它可以帮助人们获得生存意义、实现个人充分发展，从而收获幸福。
昂贵的丰碑
仅仅在几年时间内，积极心理学的忠实信徒就编织出了一张覆盖全球的教研网络，从普通课程到专业大学课程，从工作小组到大型研讨会，在全世界遍地开花。通过不计其数的手册、书籍和专著作品、博客和网站，他们收集并传播了许多关于生存满足感、积极情绪和幸福的信息（通常是借助网络调查问卷的形式）。同时，他们还创办了大量学术期刊专门汇报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成果，其中就包括2000年出版的《幸福研究期刊》、2006年出版的《积极心理学期刊》以及2008年出版的《应用心理学：健康与幸福》。正如塞利格曼所说，积极心理学为自己建成了一座丰碑。然而，为数众多的科学期刊、覆盖全球的大学科研网和大众媒体的宣传造势，这些因素尚不足以解释积极心理学的迅速走红：雄厚的资金支持才是硬道理。
的确，积极心理学所享受的丰厚捐赠、其他种种资金远不止塞利格曼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之后收到的支票。他上任后的数月甚至数年之内，大量私人团体或公共组织慕名而来，慷慨解囊，支持积极心理学的发展。2001年，约翰·邓普顿基金会——塞利格曼在就职演讲时特意颂扬过的一个宗教态度极端保守的组织——向积极心理学之父[13]捐赠了220万美元；这笔资金主要用来创建依托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积极心理学中心。控制自己的精神世界来面对不同处境，从而随心所欲改造世界，这个理念让约翰·坦伯顿爵士[14]深深着迷，因此这个项目十分吸引他。正如上文所言，2002年，《积极心理学手册》正式面世，宣布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从此取得独立地位，约翰·邓普顿亲自为其作序，他在其中说道：“我强烈地希望我们能够勇往直前，希望有更多的研究人员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看待问题，希望有更多的基金会和政府能启动相关项目来支持这项高回报的革命性事业。”接下来的几年中，约翰·邓普顿基金会又出资支持了数个项目，研究积极情绪、衰老、精神性以及生产力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2009年，约翰·邓普顿基金会再次慷慨资助塞利格曼，这次是一张580万美金的支票，用于深入研究积极神经科学、更好地探索“幸福与精神性在成功的人生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资助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并非只有约翰·邓普顿基金。多年来，为数众多规模或大或小的私人或公共组织为积极心理学事业慷慨注资，其中包括盖洛普咨询公司、梅耶森基金会、安纳伯格信托基金会和大西洋慈善会。这对积极心理学相关大学课程、学位、奖项和奖学金的设立，可谓功不可没。2008年，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向塞利格曼捐赠370万美元，希望他和他的团队对积极健康这一概念进行研究。还有其他的机构组织，例如，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和美国国家补充及替代医学中心，出资赞助积极心理学探索福祉、生活满足感与幸福对健康和心理疾病预防的影响。一些跨国公司，比如可口可乐公司，也同样慷慨解囊，他们则希望积极心理学能够找到花费更少、效率更高的办法来提高生产力，减轻工作压力，鼓励员工融入企业文化。而近年来最为声势浩大的，当属成立于2008年的“士兵全方位能力培训项目”。这个项目由美国军方发起，接受塞利格曼和积极心理学中心的监督指导，投入资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45亿美元。2011年，《美国心理学家》发行一期专刊介绍了该项目，使之更广泛地为大众所知。塞利格曼在专刊文章中提到，引导士兵和军人了解积极情绪、幸福与精神性赋予存在的意义，“可以塑造一支心理与外在同样强大的军队”，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25（我们将在第五章里详细讨论）。洪水般汹涌而来的经费并非只是来自美国，从欧洲到中国、阿联酋和印度，再到其他亚洲国家，越来越多的私人组织和公共组织正源源不断地为幸福和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提供赞助。
尽管塞利格曼从未表明获取资助是其优先目标，但不容忽视的是，私人赞助和公共支持源源不断，积极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预防的科研基金显著激增。幸福学这片尚未开发的沃土，亟待从科学的角度展开探索。有太多问题需要我们回答：为什么积极情绪如此重要？如何苦中作乐？乐观与健康、乐观与生产力、乐观与成就之间分别存在怎样的关系？积极心理学可以发现助力个人成长的关键问题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开始占领科学期刊和专业杂志的各个版面，然而，多数期刊之间互相参照，不断重复着同样的疑问、回答、论点、学科奠基人的传奇故事、参考书目甚至修辞方式，理论和概念上超乎寻常的一致使读者不由得产生怀疑情绪。
2004年，也许是想弥补严密性不足的缺点，彼得森[15]与塞利格曼合作出版了《性格力量与美德》。根据两位作者的构想，这本“心理健康手册”是一部与《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16]（简称DSM）与《国际疾病分类》[17]（简称ICD）相得益彰的作品。这本手册并没有诊断和评估人类的各种弊病，而是如标题所示，提供了一种划分人类力量与美德的普适方式，旨在“帮助人们发挥最大的潜能”。此外，作者希望帮助该领域里的研究人员和专家确定、衡量以及维持人类最本真、直接作用于个人充分发展的因素：“这本手册致力于研究人类自身所有积极的因素，尤其是能确保个体幸福生活的性格特征。我们参考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和《国际疾病分类》 [……]但是又和这两本书有所区别，这一点很关键：我们关注的是心理健康，而不是心理疾病。”26同时，它为积极心理学的实践者提供了“通用词汇”，这是学科之前所欠缺的：
正如《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和《国际疾病分类》两本书在其所处时代通过提出专业术语，从而造就了精神病学、临床心理学和社会援助一样，本书提供了在积极心理学的实践者中达成共识的术语词汇，积极心理学将大大受益于这些术语词汇，而且可能会因此蜕变。《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和《国际疾病分类》关注的是消极人格特质和人类疾病，我们在此是为研究积极人格特质而作出努力。我们认为书中介绍的分类方式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它提供了能衡量积极人格特质的通用词汇27。
作者承认，《性格力量与美德》并非对积极人类特征的详尽分类而是简单整理，因为“暂时没有相应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解释幸福28。然而，这本手册在随后数年内持续不断影响着教育、治疗、企业咨询领域的心理学从业者，其影响力甚至已经蔓延到政治领域，积极心理学的根基也由此更加稳固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