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施军
摘 要
姜春的专著《莫言小说叙事研究》综合了韦恩·布斯、西摩·查特曼、里蒙-凯南、雅各布·卢特以及巴赫金等叙事学理论家的主要观点与重要论述，对叙事交流理论进行了整合，为莫言小说叙事提供了有效的分析阐释路径。在莫言小说研究中，这一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决定了整个研究不是平面线性的，而是层层深入，是多侧面的、立体的，而且结构谨严，富有逻辑。在这一独特的叙事交流视角的导引下，本书在研究中得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与看法，对以往研究中涉及的诸多问题与话题作出了全新的解释。通过这一研究视角，作者将莫言小说的全貌客观地展示于读者面前，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与高度。
关键词
《莫言小说叙事研究》；叙事交流；理论视角；观点
在当代文学研究的层面上，莫言研究无疑是一门显学，选择莫言小说作全面研究，确实需要一种学术勇气和自信。姜春的博士论著《莫言小说叙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就是这样一本充满勇气与自信的著作。这种勇气与自信当然来自作者深厚的理论基础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笔者对这本学术著作的感受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理论视角新、学术观点新、结论中肯全面。
首先是理论视角新。研究莫言小说创作的著作不鲜见，但从叙事学角度，通过叙事交流理论全面阐释莫言小说的研究却并不多见。本著作综合了韦恩·布斯、西摩·查特曼、里蒙-凯南、雅各布·卢特以及巴赫金等叙事学理论家的主要观点与重要论述，对叙事交流理论进行了有效整合，形成了一个研究图式(如图1)。
图1 叙事交流理论研究图式
这一图式为莫言小说叙事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分析阐释路径，所谓纲举目张，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构成了论述的六个主要环节。
首尾两个环节属于现实交流层面，按照查特曼的说法，在“最终实践意义上”，文学创作活动就是“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之间的叙事交流活动，这也是叙事文本意义与价值生成的必然要求。这就将莫言的出身成长环境、创作的历史语境、读者的阅读接受活动等，在传统意义上似乎与叙事没有多大关系的内容，成功地纳入叙事学的研究范畴，这也必将带来不一样的学术发现。
最中间的两个环节是传统叙事学必须关注的内容，属于文本话语层面，由“叙述者”与“受述者”的叙事交流活动构成。按照雅各布·卢特的说法，“由这两个概念我们已经到达交流模式的‘核心’”。作为叙事交流的两个重要因素，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叙事文本都不可能建立起来。目前学界对莫言小说叙事研究多集中在这个方面。但对“叙事”研究很多，如对莫言小说独特的叙述话语与叙述视角的研究就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呈现，而很少涉及“交流”研究，显得单一与线性化。而本书的研究突出“叙事”与“交流”两个方面，就显得更加立体多元，让“叙述者”与“受述者”显得“生机勃勃”，将现有的许多好的、分散的、零碎的观点与论说，连贯起来、统一起来，纳入一种有效的叙事框架之中。
前后相邻的两个环节，由“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叙事交流活动构成，属于文本主体层面。将这两个叙事范畴引入莫言小说研究，是本论著的一个重要创新与贡献。从根本上说，“隐含作者”才是每一个叙事文本真正的创作主体。叙述者的一切叙述行为都是“隐含作者”幕后操纵的结果。就叙事文本而言，“隐含作者”是蕴含其中的稳定存在，而真实作者的立场与情感却不一定直接真实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与“隐含作者”交流的接受主体是“隐含读者”。“隐含读者”是“由叙事本身所预设的受众”，是作者在叙事文本中设想出来的理想的接受主体，是一个能和“隐含作者”进行有效交流的“构想物”，叙事文本就在“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潜在交流过程中被创造出来。书中关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这一理论视角建构，对于莫言所声称的“作为老百姓写作”，小说的叙事策略，莫言的诸多演讲、访谈与对话所展现的观点立场及其在小说中的呈现方式等等，提供了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视角，可以把许多观点、说法，甚至是学界看似互相矛盾的结论串联起来，并作出了新的解释。
以上这三个层面又是互相交叉的动态体系，这就决定了整个研究不是平面线性的，而是层层深入，是多侧面的、立体的研究，而且结构谨严，富有逻辑。笔者认为，崭新的研究视角是论者对莫言小说研究的最突出贡献。
其次是学术观点新。在独特的叙事交流视角的导引下，本书在研究中得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与看法，对以往研究中涉及的诸多问题与话题作出了全新的解释。
莫言的出身与成长是学界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但对其小说叙事生成有何影响却很少有说得清楚的，要么很表象肤浅，要么泛泛而谈，难成体系。本书通过“原乡”“异乡”“双重他者”等概念与理论体系，认为莫言从“原乡”到“异乡”的“迁徙”造成的“双重他者”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回忆、困扰与痛苦，形成了原乡与异乡的对话需求，从而促使莫言以叙事去重构高密东北乡的历史与现实。这就将莫言出身成长经历与其小说叙事生成关系，这一看似复杂难解的问题阐释得深刻而明了。
文艺创作与时代语境的关系十分复杂。莫言的小说创作几乎与新时期同步，“文革”的封闭状态结束，改革开放到来，“西学东渐”热潮再现。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少，但大多只是停留在梳理莫言所生活时代的语境特征层面，并没有将语境分析与莫言及其创作建立必然有效的联系。对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等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也多是独立的个案阐释，缺乏宏观的理论视野。本书有效运用小说修辞学中的“独白”“复调”等理论范畴，认为“文革”独白到新时期“复调”的转变使创作主体强烈地意识到他者声音的存在，以及建立自我主体性的必要。莫言小说叙事具有鲜明的“复调”特征，正是对“独白”文学的一种反拨，而异域的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等的现代派创作技巧与手法，恰逢其时地给予莫言小说叙事以直接的、巨大的启示。这就将中西语境与莫言小说叙事在一种更宏观的视野上联结起来，也让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各种流派、群体及个体与莫言创作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研究，变得豁然开朗起来。
莫言小说的叙述视角与叙述话语等问题，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我爷爷”“我奶奶”复合式叙述视角的创新与“莫言腔”的独特性，视野不够开阔，难以形成完整的观点话语体系。本文将莫言小说的叙述模式与话语特征概括为“广场化的书场”，观点独特，既简洁又深刻。莫言小说将传统小说“书场”格局与现代小说叙事技巧进行杂糅，叙事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与复杂多变。叙述代言人的设置与叙述人称的自由转换，“镶嵌本文”以及预叙与叙事时间三维化等手法，形成了莫言小说叙事视角套视角的典型特征，在一种相互的审视、倾听、揣测和叙述中，真实作者和叙述者、叙述者和人物、真实作者和人物，甚至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都变得扑朔迷离。这不仅具有叙事形式更新的意味，也使叙事呈现出交流对话的特征，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权威性，导致了小说的反讽、含混与多义性。至于学界津津乐道的“莫言腔”，本书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认为莫言的“诉说就是一切”，体现的正是一种“广场化”叙述话语特征。莫言小说常常以倾诉式叙述进行情绪渲染，通过各种感觉进行氛围营造，用信口开河的话语状态来主导叙事，这就能够创造出一种修辞氛围，制造一种“广场”式听觉效应，彰显叙述者的“在场”，就像是面对面在和受述人交流对话，给人强烈的生活感和真实感。莫言小说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场面感，主要体现在莫言小说叙述话语注重感观化的语言表达方式，调动各种修辞手段构筑画面、构筑语言形象、营造意象，以吸引受众的眼球，达到与受众沟通的目的。“广场化”叙述话语，无论其渲情效应还是其造像效应，以及其间呈现出来的作家创作立场的辩证哲学，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文本的意蕴。
本书关于莫言小说“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体现了作者理论运用的娴熟与睿智。莫言在诸多演讲与访谈录中宣称的“作为老百姓写作”，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因为其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为老百姓写作”似乎有所冲突。而本书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运用“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概念与范畴，通过对莫言小说叙事“文本意图”的探讨，将二者巧妙地联系起来，认为“作为老百姓写作”是“为老百姓写作”的一种独特形态，甚至从本质精神上更是一种“为老百姓写作”。“作为老百姓写作”是“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进行叙事交流的集中与巧妙的体现，也是莫言式的叙事策略与智慧。莫言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继承了现代小说底层叙事的精神实质，却又呈现出迥异的叙事风貌。莫言放下庙堂和知识分子的姿态而还原成老百姓，倡导以感同身受的老百姓体验和底层叙述拓展文学的境界，体现了对平民社会、民族精神以及底层智慧的尊重。“作为老百姓写作”既是一种价值坚守，也是对当下文学创作精英幻觉的破除和对文坛浮躁之风的矫正，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通过作者的论述，我们可以感受到，提出上面的观点并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具有充分学理依据的，能够使人欣然接受这是一种崭新的学术观点。
对“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的解读，也是本书的精彩篇章之一。文学创作活动在现实层面是“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之间的交流活动，这一交流的成败，决定着小说叙事的终极意义，甚至影响着一位作家的创作命运。本书从叙事交流的视角，对莫言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进行了梳理，展现了读者批评及影视改编等对莫言小说叙事的影响，以及反过来莫言小说对真实读者的审美与接受的影响。莫言在与真实读者的对话中寻找叙事策略，试图以生理和欲望，以泥沙倶下的豪情，突破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束缚，却又可能忽视了普通读者的道德与审美需求，造成了某种审美不适，从而遭受了广泛的批判。莫言在务实的生存法则指引下不断进行调适，现实归顺与叙事批判交汇，也使其小说叙事复杂而多义。在读者批判这部分，本书能够将习近平关于文艺的一些重要论述运用到研究中，也让我非常赞赏，这无疑可以增加论述的说服力与理论深度。
第三是结论中肯全面。本书的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对莫言的小说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并企图得出一个能够被普遍认可的‘结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叙事理论可以使我们的理解比不用它的概念、方法与眼光的理解更为深刻”。作者对莫言及其小说的评价是中肯的，没有因为有不少人批判他，就贬其入地，也没有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捧之上天，而是运用一种有效的叙事理论，将其全貌客观地展示于读者面前。莫言曲折的人生经历与创作历程，可以说是中国与中国文学由封闭走向交流对话的缩影。本书在结论中指出，莫言小说创作的成功是“叙事交流”的成功。或许莫言并不缺乏叙事的语言与技巧，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他必然要面对历史判断的更新、故乡情感的蜕变和先锋技术的升级等问题，尤其是内在精神的坚守，更高意义上的存在关怀，以及对历史更超拔的认知，更是值得反复思考和加强的问题。这确实是客观而中肯的判断。
总之，这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深度与高度的小说研究著作，在众多的莫言小说研究中可谓自成一家之言，为丰富莫言小说研究与当代文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文刊载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5期
编辑︱刘思薇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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