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误可依多种标准进行划分，如相关谬误、歧义谬误和不当假设谬误等等。本章中我们先讨论诉诸情感的谬误，接着讨论并非直接诉诸情感但影响人们心理的几种谬误。我们并不认为所有激发情感的表达都是谬误、误导或者不好的表达。其实，完成艰巨的任务都离不开情感的支持和力量。下文将要提到相关的唤醒情感与无关的诉诸情感之间的区分。
6.1.1 源自愤怒的“论证”
我们不否认人有愤怒的权利。我们也并不是要把“愤怒”界定为谬误，愤怒并不等于谬误，有的时候愤怒完全是合适的。尽管如此，当我们生气、气愤以致愤怒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变得不合逻辑。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个表现是：在实际并没有理由时误以为已经获悉了愤怒的理由。不能仅仅因为某事令人愤怒就认为它不正确，即使愤怒者是我们自己也不例外。人们很容易误把愤怒的情绪当成引起愤怒的对象的证据。但愤怒只是一种情绪，并不是任何其他事件的证据。
愤怒导致不合逻辑的第二个表现在于：由一件事所引起的愤怒可能会影响我们对另一无关事件的评价。如果我们对某个诋毁者的动机愤慨，我们必须记住，批评者的动机和批评本身之恰当与否是相互独立的，纵然动机不纯，也不排除所提的批评是正确的。同理，纵然一个人做了让我们恼火的事，我们既不能以此为理由低估这个人的其他方面，也不能以此为理由低估其他人。
媒体
一厢情愿的思维
时尚杂志中的很多广告都在试图建立特定产品和美好形象之间的关联（第4章中我们已讨论过此话题）。但即使你用了这种香水能散发出与照片中人相同的气息，也不会因此而产生其他改变。如果相信还会产生其他改变，就是一厢情愿的思维。下文将对一厢情愿的思维展开讨论。
源自愤怒的“论证”由煽动性语言（或思想）加某种“结论”组成。它在考虑问题时用愤怒替代了理由和判断。它是煽动者所偏爱的策略之一。事实上，它就是煽动者偏爱的策略。假定所讨论的问题是“同性恋婚姻是否可以合法”。左派的煽动者或许会愤怒地渲染道：“心胸狭窄的原教旨主义者竟然要对人们在自己的卧室里可以做些什么进行强制规定”——故意以这样的言辞让人怒火中烧，但其实这与所讨论的同性恋婚姻话题并无关联。另一方面，保守派的煽动者或许会影射同性恋者在要求“特权”。没有人希望别人享有特权，当我们听说有人“要求”特权时，我们的心情就不会平静。但是，要求得到其他人所享有的权利，并不是在要求特权，而是在要求平等的权利。
源自愤怒的“论证”的一个特别危险的子类就是寻找替罪羊（scapegoating）——因面临的困难而责备特定的群体或个体（如乔治·布什或贝拉克·奥巴马）。曾于1968年参加总统竞选的亚拉巴马州前州长乔治·华莱士在一次“州权论坛”（该论坛是“白人至上”的代名词）上说过，只要激起年长的南方男子们对北方民权工作者的愤怒，就可以让这些南方人做出任何事情来。
基于愤怒的“论证”是如此常见，以至于它在我们所列的十大谬误中“榜上有名”。频繁出现源自愤怒的论证的确令人遗憾。历史不断表明，愤怒是观察世界的一个糟糕镜头。在愤怒中所采用的办法，极少是明智的。
6.1.2 威吓手段
当乔治·华莱士告诉南方人北方的民权工作者正在做什么时，他不仅是试图激怒他们，他还试图威吓这些南方人。当愤怒或恐惧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清晰地思考了。他们会陷入盲从。像乔治·华莱士这样的煽动者，喜欢在人们面前渲染吓人的场景。
试图吓唬人们去做某事或接受某种立场，就是采用威吓手段（scare tactics）。乔治·华莱士的方法就是采用这种手段——在某人面前展示吓人的景象。简单的方法就是威胁某人，诉诸武力的论证（argument by force）则是特殊的威吓手段。无论采用通常的还是特殊的威吓手段，为了让人们就某个问题采取某种立场，用恐惧来代替推理和判断就是谬误。同样，当别人在我们面前实施这些手段时，如果我们屈服于这样的手段，也是谬误。（这并不意味着有人拿枪瞄准你时，你拒不交出自己的钱包。参见下文“谨慎的立场VS理性的立场？”）
现实生活
谨慎的立场VS理性的立场
面临威胁时，人们就有理由行为谨慎，哪怕情境不复窘迫时人们并不认可如此。例如，有人向你索取赔偿，声称其背部因你的财物遭受损害，即使有理由认为索取赔偿的人可能谎称，被索赔的一方往往也愿意在调解时适当赔付。虽并不完全相信存有损害却愿意赔付，就是基于谨慎的立场，因为担心如果法院判决将会赔付更多。
正如愤怒一样，恐惧能轻易地迷惑我们，在恐惧的时候，我们也容易犯下愤怒时所易犯错误。华莱士的听众也许没有注意到（或者并不关心），华莱士描述了民权工作者正在从事工作，但他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明。你也许会说，这种描述本身就是证明。当我们为恐惧所迷惑时，我们也许不会注意，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吓人的景象是确实存在的。设想某人正在谈论全球变暖，言谈者可能会描绘如此令人担忧的画面，以至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他并没有提供全球的确变暖的证据。再回到同性恋婚姻的例子，有人会警告我们，如果允许同性结婚，后果将是可怕的——我们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婚姻会变得毫无意义、同性恋会泛滥、社会将会崩溃——然而，他虽提出了这些警告，但对于这些后果为何（或如何）的确会发生，却不提供任何详情。后果是如此令人担忧，以至于它们似乎不需要证明了。
对某件事情X的担忧，还可能影响到对另一无关之事Y的评价。你看中一座漂亮的房子，并考虑购买，继之又听到房产经纪人吓唬你说卖房人已经得到了其他要约，很快就会出手。这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超出自己的支付能力而高估房子的价格。
为避免把对某事的担忧转嫁到对无关之事的评价上，需要弄清楚我们的担忧与什么相关。合理警告并不是无关的、也不是威吓的手段。“小心那条蛇——它有剧毒”，对人说这样的话可能是吓人的，但做这样的警告，无论是警告者还是被提醒者，都没有犯推理错误。试想米其林轮胎商家播放的销售广告，一个特写：可爱的（易受伤的）宝宝待在汽车轮胎圈里。展示婴儿身边环绕汽车轮胎的影像，任何人看了都会感到不安，看了这则广告后的合理做法就是检查我们的汽车轮胎。但米其林商家的广告诉求是：请购买米其林轮胎！为了人身安全，避免使用不安全轮胎，这原本并不涉及底购买哪种轮胎的问题。米其林轮胎的广告并非提出合理的警告，它采用的就是威吓手段。
6.1.3 其他基于情感的谬误
除了愤怒和恐惧，还有其他情感也会成为推理中错误的来源。“同情”就是其中一例。有同情心是好事。对某人怀有怜悯之心，这绝对无可非议。但是若因对某人所怀的怜悯之心使我们持有对无关之事的某种立场，这就是一种有名的谬误：诉诸同情的论证（argument frompity）。我们要找人完成一份工作，海伦几乎无法养活她饥饿的孩子，她迫切需要一份工作，但海伦是否具备我们需要的技能？如果这份工作并不需要特殊的技能，那么没有人会指责我们出于同情心而雇用她。但是，对海伦怀有怜悯之心，可能会使我们错误地判断她的技能或者高估她的能力，而这是一种推理错误。她的技能和她的需求不相干。假设你需要在本课程中拿到较好的分数，以便进入法学院，或者避免学术不合格等等。如果你认为，由于需要较好的分数，你就应该得到或者已经得到了更好的分数；或者如果你想让指导老师对你怀有怜悯之心，借此试图让他认为你应该得到更好的分数，那就是诉诸同情的“论证”。如果你认为由于某人（或他的父母）所经受的困难而应该得到一个更好的分数，这也是诉诸同情的“论证”。
“妒忌”也会扰乱我们的思维。同情会诱使我们强化某人的优点；妒忌则诱使我们夸大某人的缺点。当我们由于妒忌而对某人吹毛求疵时，我们就陷入一种谬误：源自妒忌的论证（argument fromenvy）。“嗯，或许很有钱，但他断然是无礼之流”，如果仅因妒忌激起了我们对他的如此批评，就是此类谬误的实例。
“自负”一方面会使我们夸大自己的成就和能力，另一方面会令我们做出其他无关的判断。自负感尤其让我们易受阿谀奉承（apple polishing）的影响。本书作者之一摩尔最近担任一起刑事案件的陪审员，此案涉及脱衣舞夜总会里的所谓卖淫和介绍卖淫；被告辩护律师告诉陪审团成员：“具有超凡辨别力的陪审团”才能发现，无论法律如何措辞，法律的本意并非要适用于被辩护人这样的对象。陪审团成员最终接受了辩护，但我们希望这不是因为律师对他们辨别力的吹捧。利用我们的自负感去代替对断言的真实性的判断，或者像这位律师所做的，试图利用别人的自负感去取代理性的判断，就是阿谀奉承的谬误。
现实生活
膝盖手术并不奏效
假手术对骨关节炎也起作用
我们给人做手术，但这是假象。
——贝勒医学院医生巴鲁克·布罗旭
人们常常一厢情愿的思维：任凭希望粉饰我们的信念，影响我们的判断。安慰剂效用就是其有力证明。虽然实际上服用的是不起作用的东西，但只要服用者相信所服的是药物，他就会感受到医治所带来的改善。治疗关节炎的膝盖手术不仅流行而且昂贵，对该项手术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外科手术，也显然受安慰剂效应的影响。接受了该项手术的人坚信他们的疼痛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但休斯顿退伍军人医疗中心和贝勒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接受了安慰剂（假）手术的人也相信有同样的疗效。更有甚者，研究者发现，手术两年后复查膝盖功能时表明，手术对改善功能丝毫不起作用。
资料来源：SacramentoBee，from New York Times News Service.
“负疚感”也能起干扰思维的作用。“你怎么能不邀请珍妮弗参加你的婚礼呢？她绝不会这样对你，你知道她肯定很伤心。”这里的评论就是要引起对珍妮弗的歉意，更有甚者，是要唤起一种负疚感。引起某人的负疚感以促使他付诸某种行动或决策是否该做某事，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谬误：使人负疚（guilt trip）。家长们在不愿（或无法）向孩子解释清楚该不该做某事时，有时就会运用这种策略。当然，如果孩子故意做错事，他应该有负疚感，但并不能因为让孩子有负疚感，就说明他做了错事。
希望、渴望和厌恶也可能让我们偏离逻辑。当我们仅仅因为若某判断为真则令人愉悦（或不快）而接受（或拒斥）它时，就会犯一种谬误：一厢情愿的思维。例如，有的人仅仅根据一厢情愿的想法或对来世的向往而信仰上帝。吸烟者可能会拒绝承认吸烟对健康有害。我们曾遇到过这样的学生，他们否认逃课的后果。许多被称为“积极思考”的空洞修辞，如“心想事成”之类的口号，就包含着一厢情愿的思维谬误。一厢情愿的思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有时候它能让我们不再努力去理性行事。
大多数人都渴望被人喜欢、被社交界接受，人们往往也不愿意被本已接受自己的人冷落。渴望被人接受的心理，可能促使我们接受某判断，并不是因为该判断自身的特点，而是因为接受它我们就会得到某些人的赞同（或者可以避免与“同伴”意见分歧）。当我们这样做或试图让别人这样做时，我们就犯了同辈压力论证（peer pressure argument）的谬误。显然，人们不会说诸如“拉尔夫，这个判断是真的，如果你不接受它，我们就不再喜欢你了”这样毫不掩饰的话。同辈压力常常是经过粉饰的，或者是未经挑明的。但是经历美国高中生活的人都感受过这种真实的压力（在美国高中，若你被发现与不“入流”的人在一起，对你的评价就有可能降低）。被排斥的孩子，有时会把枪带进学校。
同辈压力并不一定仅仅来源于相识的人。科学实验表明，即使被试起初说自己看到了某件事，如果发现在同一间房里的其他陌生人都否认看到了这件事，被试也会按这些陌生人的观点修正自己的说法。
当置身于某个群体（团队、俱乐部、学校、帮派、国家、民族、Elks奖学金、沃尔玛、美国、毛里求斯等任何群体）时，人们就会有群体认同感。由群体认同感引发的谬误十分常见，该谬误与同辈压力“论证”密切相关。群体思维的谬误（groupthinkfallacy），指人们用源自某群体成员的自豪感来替代其对某个问题所持立场的理由和慎思。因为该谬误之屡见不鲜，它一直位于我们所列的十大谬误的清单中。该谬误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形式就是民族自豪感或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种能导致我们盲目认同一个国家的政策和做法的有力的、强烈的情感（“我的祖国是对、是错”的思考显然不激励批判性思维，而鼓励盲目的爱国情绪）。民族主义也被用于拒绝、谴责或压制对祖国的批评，视对祖国的批评为不爱国或对国家不忠（这可能涉及同辈压力的某因素，也可能不涉及）。如果周一当地报纸的“观点”版对美国提出批评，不用说，在周末之前，会有人用如下“论证”来作为对该批评的回应：如果某某人不喜欢这儿，他应该搬到俄罗斯（或古巴或阿富汗或伊拉克）去。
群体思维并不是文化上或政治上的唯一宠儿。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政治倾向也很盛行：所谓“先指责美国”流派。该流派的思维伦理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动地假设全世界所有的错误都该由美国的政策来负责。此流派没有正式会议，也没有成员规则，但是对于那些高举美国旗帜的人，该流派会大加嘲笑，并拒绝与之为伍。
群体思维的“推理”并不限于政治团体。只要在心理上认为某人的“入围”（或“出局”）至关重要，就是这种“推理”的表现。
从源自愤怒的“论证”到群体思维的谬误，都是与情感有关的谬误，它们都有共同特征：它们常常（虽然并不总是）包含你可称之为“前提”的断言，以及你可称为“结论”的断言；但这些“前提”并没有真正支持“结论”；相反，它们唤起一种情感，想让我们接受这个没有得到证据支持的结论。因此，它们虽然穿着“论证”的外衣，但其实是“说服”（见第5章）。一旦语言被用于唤起人们的情感，那么明智的做法就是，对于任何进驻我们头脑的“结论”，都要仔细考虑其是否已得到证据的支持。
拓展
“对……为真”之托辞
在讨论问题的场合，往往能听到这样的言论“对你而言这是真的，但对我而言这不成立”。
我们来检查这种说法。如果所讨论的议题是客观事实，如月球上是否有水。那么，只要它对一个人是真的，就对任何人都真。正如所说，你可以选择个人观点，但你不能选择个人事实。事实就是事实，不可能因人而异。
当然，是否相信某件事为真，却可以因人而异。一个人所信的另一个人可以怀疑。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人们要表达这个意思，就该选择清晰的表达而不是上述似是而非的托辞。说这是托辞，是因为人们往往借此表达“我不想再谈论这件事”。这是在结束讨论而不可能辨明议题。上述表达多见于宗教话题，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信仰笃深的人不愿与外人谈论这些。
“对……为真”的表达用于主观的话题时就不再是托辞。例如“馨芬葡萄酒比梅鹿汁好喝”，很可能对一个人为真而对另一个人为假。因为口味因人而异。
值得记住的是，对于客观事实的命题，如果有人做“对……为真”之类的表达，仅仅表明“我不想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