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将会绝对基于逻辑和客观证据。然而，信念的形成过程总会掺杂一些难以察觉的人类固有的心理因素。心理学家把这些时常难以预见的心理因素称作认知偏差。认知偏差扭曲着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干扰我们清晰、精确、客观思考的能力。
举个例子，在判断某人提出的一个观点时，我们的思维更倾向于“我是否赞同这个观点”而非“此观点是否合乎逻辑”。比如以下这段推断，它是否遵循严谨的逻辑呢？
所有的狗都是动物，
德国牧羊犬是动物，
因此，德国牧羊犬是狗。
很显然，这段话的逻辑是错误的。依照这段话的思路，你也可以得出“猫是狗”这样的谬论。毕竟所有的狗都是动物，而猫也是动物。然而，你真的一眼就看出以上那段话是错误的吗？如果你花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其中的逻辑谬误，这是因为这段话的结论在主观上是正确的，而你更习惯于通过经验和主观标准做判断。
通过结论的可信度来判断一个推论的正确与否被称作信念偏差（belief bias）。就像其他的认知偏差一样，信念偏差也在无形中干扰着我们。从刚才的例子就能看出信念偏差是如何降低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更糟的是，当我们遇到一段更加复杂且充斥着各种修辞手法的推断时，这种偏差对我们的干扰会大大增加。如果一篇赞成限制枪支或对非法移民做出评论的文章和我们的想法相当吻合，那么他的论证会看起来比它实际上更有说服力。
有些认知偏见会掺杂着启发（heuristics），也就是我们下意识锁定某些情况来预测事件的可能性[1]。下例就是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s），人们无意识地依据刚提及的事件的频率来判断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比如，当看完很多起地震、坠机或者虐童的新闻后，你会整天想这些事。也正因如此，你很可能高估了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如果坠机率真地上升了，你也理所应当更频繁地听到关于坠机的信息，这没错。但是这并不说明你想的越多，某事事发的概率就越大。
从可得性启法中可以看出像轶事概括（我们将在第10章讨论这个逻辑谬误；当一个人仅根据一份证据便对某个事物产生一个绝对的概括时，这个人便在轶事概括）这样的错误是多么容易发生。可得性启发法甚至还跟错误共识效应（错误共识效应指人们的默认自己和周围人的观点与整个社会的观点一致的倾向）有联系[2]。
另外一个扭曲的认知是所谓的从众效应，它指的是人在下意识让自己的想法向大多数人的想法靠拢的倾向。从众效应是我们认知扭曲背后威力最强的罪魁祸首之一。在一项著名的实验中，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发现其他人说的他们所看到的事物甚至有可能改变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看到的东西[3]。我们（本书的作者们）让学生用智能手机和遥控器来选择或投票。这使得班内学生的选项或投票分布一柱状图的方式立刻显示在大屏幕上。结果常常是当一个选项获得一些投票后，几乎所有人都改变了他们原本的选择并相信这一项才是对的，就选这个选项明显不符合逻辑。
如果你以前不明白为什么消费品总是千篇一律地做自己是销量第一的广告，现在答案已经在你脑中。市场营销人员懂得从众效应。他们知道只要让顾客相信很多人都在买他们的产品，销量就会增加。
政客们同样也知道我们常常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想法靠向大众观点。因此，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宣传者们在演讲中宣称每个人都支持他们。有时他们甚至会用更加有效的办法——断言没人支持他们对手。“没人会喜欢X的！”比“大家都喜欢Y”更加能让人们支持Y。是消极偏见（negativity bias）——人们相信消极信息多于积极信息的倾向——使然。消极偏见在我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我们的大脑神经对负面信息比对正面信息更敏感活跃。[4]在经济学中有着消极偏见的一个推论，它讲到人们往往更愿意避免损失而不是积累收入，即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
当遇到下述现象时不必大惊小怪：对于隶属于与自己不同的社团、教派、党派或国籍不同的人，人们更容易形成负面意见。这是圈内偏见（in-group bias）的一种表现，它是又一个可能扭曲和误导我们认知和判断的因素。我们时常认为自己的圈内人员组成非常多元化、有个性，而圈外人则都是蝼蚁一般相互之间毫无区别的人。同样地，我们常常把当圈内人的成功归结于勤奋努力，把失败归结于天公不作美。对于我们圈子以外的人，他们的失败多半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缺陷，而他们的收获多半是好运而已。这种认为只有自己才会被意外和现实所制约而外人不会的倾向叫做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5]
实验结果显示，人与人之间并不需要多少共同点就能构建出一个组群的身份和归属感。就算是通过扔硬币的方式被分到同一组的人们也会立刻对组内的人产生归因偏见。[6]在著名社会心理学实验“罗博的洞穴”中，22个互不相识的12岁男孩被随意分成两组。当两组产生竞争关系时，各组的组员们都展现出对对方组的敌意，很多其他举动也都表明他们已经被圈内偏见所控制。[7]
人们对于一个人是圈内还是圈外的判断很武断。高中的转校生立刻就会被新学校的学生贴上“外来者”的标签。有一次，本书作者之一和他的夫人在加州繁华富裕的小镇卡梅尔（Carmel）的海岸线上遛狗，一条并不名贵的狗。因为停下来系鞋带，作者落在牵着狗继续向前走的夫人的身后。这时，一位穿戴时尚的女士路过并用略带蔑视的目光瞟了一眼作者蹦蹦跳跳、傻里傻气的狗。可能因为她觉得这只狗并非符合当地气质的纯种贵妇犬，她撅起了下巴，做出一副出高傲的姿态。过了一小会儿，那个女士走到因系鞋带被落在后面的作者的面前，她并不知道刚才路遇的那位妇人是这位男士的妻子。她继续撅着下巴、愠怒地说道：“看见前面那个女人了吗？她一看就不是咱们镇上的人。”仅仅因为作者没有牵着那条品种一般的狗，这个女人便认为作者跟她一样是这个高贵地段的一员，而与作者的夫人不同。
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关于服从权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的实验中，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lgram）安排穿着白大褂的实验人员让普通男人和女人对无辜的人实施足以致命的电击；愿意听命的人的百分比高得令人难以置信。[8]这个结果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但人们有无条件听命于权威的倾向这一点已无需其他实验来进一步确证了。我们最近听说了法国的一个假冒电视娱乐节目的测试，它与米尔格兰姆的实验类似。在这项测试中，主持人让选手们对另一位假扮的选手施以电击。这些选手都立刻照做了，完全没有考虑他们有可能杀死对方。我们并不能清晰地断定人们到底是仅仅因为在盲目服从权威还是因为一些其他的本能而做出这些举动，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过激举动绝对不可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9]
拓展
理性选择？
批判性思维的目标在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或者做出明智的选择或决定。日常经验告诉我们：渴望、担忧、个人目标等各种情绪都会影响人们的选择。正如文中解释的那样：实验心理学已经揭示，还有很多未曾料到的令人惊讶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思考。下面是另外三个例证。
·社会心理学家丹·艾瑞利发现：如果先让人们写下社会安全号码的后两位数然后让他们对葡萄酒、巧克力之类的物品模拟报价，那些安全号码数字大的人报价就高。这种现象被称为“锚定”，它在各种情境中都会重现[见：丹·艾瑞利《可以预见的非理性》（纽约哈伯–科林斯出版社2008）]。例如，当我们被引导到思考较大的数字时，我们的思想就被“锚定”在大数的范围内。
·在最近的一个实验中，耶鲁和哈佛大学的研究者让贝是通过阅读申请者的个人简历来评估候选人的工作能力，申请者的简历被夹在笔记板上呈现给实验参与者。一些笔记板的重量是3/4磅，而另一些笔记板的重量是4.5磅。持有较重笔记板的实验参与者给了候选人总体较高的评价。显然，对候选人条件的“理性评估”被完全无关的物理暗示所干扰了（见：《萨卡门多蜜蜂报》2010.6.23）。
·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发现了这一点：即使节省的钱的数目相同，与购买昂贵的物品相比，人们更愿意在购买不贵的物品时为了省钱而不厌其烦[见上述丹·艾瑞利的书P19-20]。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这些明显的现象。比起在目的地机场的厕所收费，飞机上的厕所收费更让人心烦。如果我们开餐厅，我们不会在菜单上列太多的菜品。如果让人们预测有多大比例的选民不满意总统，呈现给预测者两种不同的参考数据——有80%左右的选民以及有40%左右的选民——时，面对较高参考数据的人预测的百分比要高。
另一种潜在的心理和认知干扰源来自过度自信效应（overconfidence effect）。它是自我欺骗偏见的一种，并可以在多种不同的环境下起作用。[10]当人们预估他对某事判断正确的概率时，预测值通常都比实际值要高——至少在问题很难或者在所面临的是不熟悉的领域时。[11]也许过度自信效应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中许多参赛人开始都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就是下一位美国偶像，而当评委宣布他们不能进入下一轮的时候他们会震惊得说不出话来。[12]
与过度自信效应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高于平均水平的错觉（better-than-average illusion）。这种错觉使人们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要更足智多谋或有更好的驾驭能力。一个经典案例是1976年对SAT考生进行的调查。在这项调查中，5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比一半以上的SAT考生更有领导力。[13]同样的现象也在当人们把他们的智力、记忆力以及工作能力与他们的同事进行比较时发生。在我们自己做的非正式测试中，超过80%的学生把他们自己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评为全班前10%。
不幸的是，证据显示就算人们已经了解到高于平均水平错觉的存在，他们仍旧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更能够不被这种错觉影响。[14]
不必惊讶，在形成信念的过程中，心理和本能所起到的作用与和客观证据所起的作用旗鼓相当。尽管我们的资金状况没有变化，一辆我们昨天看来支付不起的车，在今天看来也许会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如果有人邀请我们去橄榄花园（Olive Garden，美国餐厅）吃饭，我们会期待一次不错的晚宴。但如果那个人改成去其他低端花园吃饭，就算他们告诉我们两地的食物都是完全一样的，我们还是多少会犹豫。在买25美元一支的笔时，人们愿意改变原有计划来省10美元。但如果是一套500美元的西装，人们便不再愿意为了省10美元而做出改变。[15]我们的大脑已经被编入许多病毒，它们扭曲我们的认知，给我们带上有色的眼镜，并影响我们客观思考的能力。
图1-2 西蒙·科维尔的衣着是否得体？这个论题是主观的，或者正如人们所说“见仁见智”
针对这些病毒最有效的防御手段是什么呢？把批判性思考变成一种习惯吧。
[1] The field known as“ heuristics and biases” was originated by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2] See L. Ross, The “False Consensus Effect”: An Egocentric Bias in Social Perception and Attribution Proces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3,3,279–301,May 1977.
[3] A copy of Asch’s own summary of his experiments can be found at http://www.panarchy.org/asch/social.pressure.1955.html.
[4] See Tiffany A. Ito, and other authors,“ Negative Information Weighs More Heavily on the Bra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 Vol.75 No. 4,887–900.
[5] Reported by MIT psychologist Dan Ariely, Predictably Irrational (New York: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8).
[6] Reported by Randolph E. Schmid of the Associated Press, in The Sacramento Bee,June 23,2010.
[7] See pages 19 and 20 of the book by Dan Ariely mentioned above.
[8] E. E. Jones and V. A. Harris, “The Attribut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67,3,1–24. For in-group biases, see Henri Tajfel,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9] See the work cited above by Henri Tajfel.A report of 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i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psychclassics.yorku.ca/Sherif/.Millgram discusses his experiments in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74).Jamey Keaton, Associated Press. Reported in The Sacramento Bee, Thursday,March 18,2010. Did the subjects suspect the shocks weren’t real? Their statements afterward don’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but certainly seem to suggest they believed they truly were administering painful electrical shocks to the actor.
[10] However, a universal tendency among humans to irrationally exaggerate their own competencies hasn’t been established. For an online quiz purportedly showing the overconfidence effect see: http://www.tim-richardson.net/joomla15/finance-articles-profmenu-70/73-over-confidence-test.html.
[11] See Sarah Lichtenstein and other authors,“ Calibration of Probabilities: The State of the Art to 1980,” in Daniel Kahneman, Paul Slovic, and Amos Tversky.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2), pp. 306–334.
[12] This possibility was proposed by Gad Saad, Psychology Today, http://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homo-consumericus/200901/self-deception-americanidol-is-it-adaptive.
[13] See Mark D. Alicke and other authors in “The Better-Than-Average Effect,” in Mark D. Alicke and others, The Self in Social Judgment. Studies in Self and Identity,Psychology Press, 2005, pp. 85–106. The better-than-average illusion is sometimes called the Lake Woebegone effect, in reference to Garrison Keillor’s story about the fictitious Minnesota town“ where all the children are above average.”
[14] http://weblamp.princeton.edu/~psych/FACULTY/Articles/Pronin/The%20 Bias%20Blind.PDF. The better-than-average bias has not been found to hold for all positive traits. In some things, people underestimate their abilities. The moral is that for many abilities, we are probably not the best judges of how we compare to others.And this includes our ability to avoid being subject to biasing influences.
[15] Daniel Ariely, Predictably Irrationa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8),pp. 19–20.
